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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马的题材，徐悲鸿是非常喜欢的，常常在他的画里，看到对马的兴趣。徐悲鸿的老师达仰先生画马画得也很好。我想从这些马的比较，可以看出，徐悲鸿先生当时来巴黎的时候，希望了解的是整个西方的艺术传统，从最古老的希腊一直到十九世纪的欧洲。他想把非常丰富的西方传统，系统地带回中国去。”
我们来到巴黎大学大会堂，看到达仰的画作，造型逼真，气势恢宏。徐悲鸿与达仰相识的那一年，达仰的画作在世界博览会上卖到10万美元，是当年参展画家的最高价，被人们誉为“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画家”。只要有达仰的画，徐悲鸿都会去看，仔细品味大师的创造力。当时巴黎不少重要建筑，都以请到达仰作画为荣。
在法国巴黎大学给我们当向导的，就是在此任教的彭昌明。她帮我们与校方联系，把大会堂的门打开。她说：“巴黎大学是十九世纪盖的，整个建筑是十九世纪下半期的风格。当时要求法国最重要的艺术家画壁画，达仰在世界博览会，巴黎大博览会，一九○○年的时候得了大奖，是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因此也受到了邀请。”
如果说，徐悲鸿出国之前对西方绘画有所了解，但真正踏入欧洲，是从他的导师弗拉孟，以及达仰等好几位前辈大师的身上，领悟到西方绘画的精髓。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只是描写宗教圣经故事的古典主义，已经让位于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主体完成了由神向人的大转变。徐悲鸿追溯着欧洲文艺复兴的绘画传统。
文艺复兴后西方绘画界派别林立，优秀的写实传统已经登峰造极，到二十世纪初叶，西方造型艺术进入现代派“春秋战国”：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主义、超现实派、表现派、抽象派等等，新潮喷涌，目不暇接。喜新厌旧固然推动着艺术的创新，但徐悲鸿也看到，许多西方现代派大师曾有过写实的扎实基础。
中国绘画需要从西方“拿来”些什么？
徐悲鸿想的不只是个人的爱好，而是民族文化的更新。他何尝不知，由日益成熟的写实传统向写意抽象转化，将现代派推向极致，在西方蔚为大观，因为写实在西方已经走过漫长的历程。而他觉得，中国绘画改革则相反，急需汲取西方绘画的写实精华，尤其是引入西方绘画的科学理论与训练方法，因为中国需要补上这一课。
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副院长赵力，是一位年轻的美术史学者，他曾仔细寻找上个世纪初赴法国学美术的中国学生踪迹，完成了相关的研究课题。他说：“作为一个学生，去选择创作的一种方向的时候，徐悲鸿先生是非常有定力的。所谓的定力，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而不是随波逐流。徐先生选择的是法国的写实主义，他认为这种写实主义是一个艺术传统，或者是欧洲的古典主义传统的一个基本点。”
刻苦求学的徐悲鸿，痴迷的程度，当时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出了名的。他的画进步很快，老师们不再吝惜赞扬，同学们也对这个黑头发的学生不再看轻，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徐悲鸿取得成绩并不奇怪，因为他太刻苦了，没人比得了。
《美术研究》主编邵大箴告诉我：“徐悲鸿先生他为什么当时学习写实主义的艺术，非常尊重达仰，而且要把现实主义的艺术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他有个基本的、历史的、文化的思考，认为现实主义艺术是永恒的，这一点在他所有的文章里都反复强调。第二个他坚定的信念，就是中国需要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艺术。”
一九二一年夏，中国的国内政局动荡，留学生的学费中断了。徐悲鸿很难维持在巴黎的生活，加上他的肠胃病时好时坏，处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他不愿意半途而废，再难也要坚持学下去。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徐悲鸿所剩的一些法郎在德国可增值数倍。于是，他和蒋碧微来到了柏林。
柏林向徐悲鸿打开了又一个天地。他亲眼看到伦勃朗、门采尔、绥干第尼的绘画和脱鲁倍斯柯依的雕塑，他向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等德国前辈画家求教。在柏林近两年，他每天作画达十小时以上，到博物馆临摹从早到晚。他住的是柏林“唐人街”，德语叫做“堪得斯塔德”，一般中国人称它康德大街。
徐悲鸿每天走过这条飘散着中餐香味的街道，熟悉的气息勾起乡思，让他想到万里之外的故土。逢年过节，民间舞狮子，而父亲徐达章也会画狮子，可惜他终老乡间，只能凭借想像。也许徐达章没见过狮子的遗憾，徐悲鸿并没忘记，他在柏林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动物园。狮子形象在他的速写本上占的页数很多。他观察狮子的站、卧、走、跃的姿态，把狮子的结构一丝不苟地画下来。到了吃饭时间也舍不得离开，忍着饥饿和阵阵肠胃痛，去捕捉着狮子吞食的动作特点，手中的画笔不停地画着。
徐悲鸿画的狮子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逼真传神。他凭着记忆能将一头雄壮的狮子画得活龙活现，绝非偶然，他渴望他的祖国像一只真正的雄狮，如同拿破仑所预言的那样，有一天早上会醒来，向世界发出觉醒的吼声。
六 欢乐与痛苦
徐悲鸿在欧洲求学既是富有的，又是寒碜的。富有的，是巴黎强烈的艺术氛围。寒碜的，是徐悲鸿和同行的蒋碧微囊中羞涩。徐悲鸿由素描班升入油画班，购买油画工具和颜料要花钱，只得从捉襟见肘的生活费用中挤，有时连吃饭的钱都付不起。徐悲鸿帮百货公司画广告，蒋碧微帮人家缝补衣物，挣点钱补贴家用。请不起模特儿，徐悲鸿只好画自画像，也给蒋碧微画了不少素描与速写，还以此为蓝本画了油画。
对于留学期间的生活窘迫，出身贫寒的徐悲鸿并不当回事。他是贫苦出身的人，也是艺术至上的人，看到艺术品就想买，在他看来，苦日子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插曲，是朝拜艺术高峰的代价。而蒋碧微是大家闺秀，也不善理财，但她想要体面的生活，更想要一个关心自己的丈夫，她不满徐悲鸿一门心思只顾画画，不管其他。蒋碧微后来说：“悲鸿的一颗炽热爱好艺术的心，驱走了我们所应有的幸福和欢乐。”
庆幸的是，徐悲鸿每逢危难常有好人扶持，在欧洲也不例外。时任中国驻法国总领事的赵颂南，就是一个慷慨相助的好心人。作为一个外交官，赵颂南非常敬业，也非常爱才。他在法国接触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小同乡，一个是官费留学的徐悲鸿，还有一个是勤工俭学的周恩来。
赵颂南拄着拐棍，坚持爬上徐悲鸿住的楼顶看画。这个衣食简陋却发奋努力的留学生，让赵颂南大为感动。徐悲鸿手头最紧的时候，赵颂南送他500法郎，解燃眉之急，万分感激的徐悲鸿画过一幅油画《赵夫人像》，送给赵颂南。
同样年轻的周恩来，当时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具体做什么，赵颂南也不清楚。法国当局通令驱逐周恩来，找到中国领事馆。赵颂南买了船票，送周恩来上轮船，要他去另一个国家。过些日子，周恩来又悄然回来，赵颂南佯装不知。
赵颂南在法国安度晚年时，总是以骄傲的心情，和后辈谈起周恩来与徐悲鸿这两个当时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说他们特别英俊，特别有出息。事实证明，赵颂南有眼力，这两个人或从政，或从艺，在中国当代都有重要地位。
也是赵颂南，使徐悲鸿结识了黄孟圭。那天，黄孟圭到领事馆拜访赵颂南总领事。非常凑巧的是，徐悲鸿也来到领事馆，蒋碧微催促他到领事馆查询中断多时的官费。赵颂南的引荐，使留法的徐悲鸿与留美的黄孟圭一见如故。这位徐悲鸿后来尊称为大哥的南洋华人，此时出现如及时雨，给徐悲鸿带来了转机。
次日，黄孟圭如约前往徐悲鸿家欣赏画作。当时徐悲鸿家安在巴黎一栋楼房的顶层，其实是第七层阁楼，房屋面积较大，可以用作画室，租金也相对便宜。黄孟圭曾患关节炎，痊愈后留有腿疾，一步一拐登上七层。黄孟圭欣赏徐悲鸿画作，钦佩不已，但也感受到画家的窘迫，听徐悲鸿坦率相告困境，决定拔刀相助。
黄孟圭出身于闽南望族，黄姓族人、上海中南银行老板黄奕柱每月寄20英镑，供其留学所用。黄孟圭将这笔生活费分给徐悲鸿一些，以解燃眉之急。不久，南洋华商陈嘉庚捐助厦门大学，电催黄孟圭回国任厦大校长，眼见徐悲鸿的留学官费没恢复，连回国路费都不够，黄孟圭写信给在新加坡经商的二弟黄曼士，请他帮忙。
黄曼士时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也是个爱好交友、仗义疏财的热心肠。他很快复信大哥黄孟圭，愿意接待徐悲鸿，也愿意介绍他给南洋侨领画像。徐悲鸿与蒋碧微商量，蒋碧微留在巴黎，徐悲鸿只身前往，等筹到一笔经费，再一同回国。黄孟圭写了一信，嘱二弟善待徐君，让徐悲鸿当面交给黄曼士。
这是徐悲鸿与蒋碧微共同生活后第一次分别。
一九二六年的新春前夜，八年来第一个蒋碧微不在身边的除夕之夜，徐悲鸿在黄曼士宴请他的餐桌旁沉默无语，情绪低沉。黄曼士担心地问他，是作画太累了，还是身体不适。徐悲鸿突然掩面大哭，黄曼士非常惊愕，问徐悲鸿有什么心事。
徐悲鸿如实相告，他失态的缘由，是想起了远在法国的蒋碧微。他担心她付不起房租水电，连买面包的钱也没有，他实在没心思吃年夜饭。
黄曼士为徐悲鸿的患难之情感动，问他需用多少钱。徐悲鸿说，至少500法郎。黄曼士当即拉着徐悲鸿，到附近邮局给蒋碧微电汇800法郎。徐悲鸿感动地说，我不知道将如何报答你。当晚他举杯畅饮，大醉，至次天傍晚才醒。
此后，徐悲鸿终生称黄孟圭、黄曼士为大哥、二哥。
在星洲的几个月，黄曼士帮助勤奋的徐悲鸿又筹到数千元。黄曼士向商绅推荐徐悲鸿说：“你们有钱有地位，可百年之后，还是默默无闻，惟有生前请名家画像，后代为研究名画，同时考据画中人物，能与名画一同留芳千古啊。”
当徐悲鸿在年夜饭桌上泪落之时，蒋碧微在巴黎自有乐趣。蒋碧微回忆录中坦白：“悲鸿去新加坡设法筹款，我一个人暂留巴黎。起先以为他走了，我会寂寞无聊，这时我已无需再做洗衣烧饭的日常家事。想不到正相反，以后的日子竟过得愉快轻松。朋友们照顾我十分周到，道藩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位，常常请他充任我的男伴。”
张道藩是徐悲鸿蒋碧微在法国留学的共同朋友。当时留法的几位年轻人成立了“天狗会”，会员以兄弟相称，推选谢寿康当老大，徐悲鸿排老二，张道藩是老三，邵洵美为老四，还有“军师”、“行走”若干。蒋碧微作为惟一女性被尊为“压寨夫人”。徐悲鸿不在身边，蒋碧微却不乏鲜花美酒、赞美阿谀。其中最殷勤的，是贵州富家子弟张道藩。他们以“二嫂”与“三弟”相称，张道藩身边不乏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