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含着眼泪言情，换句话说，是缺少《古诗十九首》那样的朴味和痴味。
马先生还是著名的书法家，行楷笔画苍劲，有金石气。五十年代前期，熊十力先生由北京移住上海，行前收拾杂物，我在旁边，有马先生不久前写给他的一封信，问我要不要，我欣然留下。信相当长，字精，文雅，内容尤其可贵，末尾对于有些过急的措施，含蓄地表示悲天悯人的忧虑。其时我还没见过马先生，但由这封信约略可以窥见前辈的高风，所以就当作珍品保存起来。
五十年代后期，马先生受特邀充任政协委员，到北京来开会。邓念观老先生来，说马先生住在北京饭店，约我一同去看他。我们去了。其时马先生已是接近八十岁的人，可是精神很好，总是立着谈话。他个子不高，长得丰满，因而头显得大些。座上客很多，他虽然健谈，也有应接不暇的情势。客还是不断地来，我们只好告辞。此后他就没有再来北京，连他的消息也不再听到，推想不是过于衰老就是作古了。
最后说说马先生的手迹，存了十年以上，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来了，我想到上面有可以指控为“右”为“反”的话，为了马先生的安宁，赶紧拿出来烧了。这是我的一点点善意，可惜没有机会告诉马先生了。
六 邓之诚
我上学时期，学生界有个流传的韵语：“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这个半玩笑话有言外之意，是，如果有条件，最好上燕京大学。因为那里阔气，洋气，可以充分容纳年轻人的骄矜和梦想。所谓条件，主要是金钱，因为花费多，出身于寒家的上不起。其次是体貌不能很差，因为差得不够格，就会与阔气、洋气不协调。也许还有再其次，可以不管。且说我自己，自知条件不行，所以宁可取北大之老。走了这条路，正如走其他什么路一样，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失之一是竟没有见到邓之诚先生，因为邓先生是燕京大学教授，而没有到北大兼过课。
不过对于邓先生，虽然只是由于“闻”，我还是有所知的。他字文如，南京人，著作主要是《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和《桑园读书记》。由读他的著作而得的印象，用旧话说是“博雅”。我尤其喜欢读他的《骨董琐记》，随便翻翻就会感到，他读书多，五方四部，三教九流，由正经正史以至杂记小说，几乎无所不读。所读多的结果自然是知识渊博，纵贯古今，由军政大事以至里巷琐闻，也几乎是无所不知。更可贵的是有见识，记录旧闻能够严去取，精剪裁，即使照抄也能使读者领会褒贬，分辨得失。还有行文方面，虽然看似末节，也应该说一说，是用文言，确是地道的文言。“五四”前后，有些人用文言写，或者由于受早期的梁启超“新民丛报体”的影响，或者由于受晚期的白话文的影响，或者由于想用文言而底子不厚，结果写出来是既像文言又不像文言。既像又不像，给人的印象是不协调，就说是老框框吧，总之是缺少雅驯气。邓先生就不然，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作，也不会有人怀疑。
博雅的印象，还有不是来自他的著作的。手头有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后扩大为十种），抄其中的两处为证。一处见第五十四页：
《鹪鹩庵笔麈》手稿十三则原为邓之诚先生所藏。一九五四年夏，邓先生把它送给我了。影印本《四松堂集》卷末所附的《鹪鹩庵笔麈》就是借我的原稿影印的。
另一处见第一百页：
《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卒年当在嘉庆十二年之后。作者生平，迄今不可详考，惟知其乾隆五十七年（复年三十岁）与其妻芸居于扬州鲁璋之萧爽楼，以书画绣绩为生。又于嘉庆二年至四年（复年三十五岁至三十七岁），赋闲家居，与程墨安设书画铺于其家门之侧（即苏州沧浪亭畔）。然其所鬻之书画未闻流传。一九三六年八月邓文如之诚先生告余，彼于某次南旋时，于吴县冷摊，以二饼金购得一帧。是年八月末，余将远之英伦，仓卒竟未往观。一九五四年，访文如先生于其海淀寓舍，知此画已贻高名凯君，然允为索回一阅。后由高君许，知又转存他友处，竟不获一观。
《鹪鹩庵笔麈》是曹雪芹好友敦诚的手迹，是有关红学的珍贵材料，《浮生六记》作者沈复的画，也是世间所仅见，邓先生本诸宝剑赠与烈士之义，都慷慨举以赠人，可见为人的宽厚与博大了。
大概是一九六〇年左右，听说邓先生作古了。他富于收藏，推想还有未刊著作，会怎么样妥善处理呢？因为没有积极探询，终于不知道下文。记得是六十年代前期，有一天我路过西单商场，顺便到文物店看看，店员拿出几方新收的砚，其中一方竟是邓先生的，虽然价不低，因为怀念邓先生，也就买了。砚淡墨色，非端石，高市尺五寸馀，宽将及四寸，厚一寸，池作簸箕形，背平。两侧有隶书铭，右侧是：
山之精，石之髓。朝夕相从，惟吾与汝。
左侧是：
庚戌（案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闱后得于琉璃厂肆。莹润若璧，真佳物也。子受谭光祜记。
谭光祜是乾隆年间高官谭尚忠的儿子，江西南丰人，字子受，号铁箫。有才，能诗能文，精书法，善骑射，还作过红楼梦曲，并且上演过（见吴云《红楼梦传奇序》）。他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写砚铭时十九岁。砚背有行书铭，是：
微雨乍凉，偕香圃过子受寓，共饮，醉后索书册页数十幅。兴犹未尽，见文具中有雨过天青石砚，因洒馀渖戏题之。子受其能以此为润笔否？乙卯（案为乾隆六十年，1795）秋七月，船山醉笔。
船山是写《船山诗草》并“揭发”《红楼梦》后四十回为其妹婿高兰墅所补的大名人张问陶。他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写砚铭时三十二岁。香圃是张问陶的朋友王麟生，《船山诗草》曾经提到他。
以上的铭辞和人物会引起一些遐想。之一是：谭光祜和张问陶是好友，并且写过红楼梦曲，他会不会同高兰墅有关系？之二是，据吴锡麒《南归记》说，嘉庆二年（1797）张问陶因丧父离京，行前曾以砚赠别，砚铭是自作自刻的。这醉笔的砚铭，书法和刻工都很精，会不会是张问陶自刻的？可惜难于考实了。
铭的最后一则刻在砚盒上，是：
张船山雨过天青研（篆书大字；以下行草小字）
先外舅庄云生先生得此砚于蜀中，随内子宛如夫人来归，已二十有一年矣。己巳八月，文如题于旧京五石斋。
可知砚是陪嫁物，己巳为民国十八年（1929），它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邓先生结婚时随着新娘过来的。可叹的是，邓先生下世不久，也随着其他遗物流落到市场上了。
六十年代末，因为不得安居，仓卒把起卧之地移到西郊北京大学女儿家。这是燕京大学旧地，出小东门，东西一条街是成府的蒋家胡同。久住成府的人告诉我，街北偏东有两所大宅院，邓之诚先生多年住在靠东的一所。我有时从那里过，总要向里望望。院子很大，古槐阴森，坐北一排房陈旧而安静，推想那就是写《骨董琐记》的处所。十几年过去了，还有什么痕迹吗？
七 林宰平
林宰平先生名志钧，福建闽侯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比鲁迅先生还大两岁，单就年岁说也是老前辈。就交游说，这老前辈的征象更为明显，比如王辏г恕⒘智倌稀⒊氯ⅰ⒎鱿椤⒘浩舫⒁γ８浮⒂嗌芩蔚惹迥┟癯醯闹浚际煜ぃ婆袒福⒓氖鳌侗痹萍防铩Ｎ疑媳本┐笱逼冢谘５恼苎导婀危墒遣恢裁矗姑挥屑幻妗６运囊恍┝闼橛∠笫怯晌淖种欣矗鞘抢肟本┐笱е蟮氖隆Ｆ涫蔽冶皇裁捶缫淮担敢馕招┪鞣降闹叮谑钦乙氡径粒渲杏行┦恰吧兄狙Щ帷北嗟模兄狙Щ峄嶂吩诤推矫拍诨牛抵鞒秩司褪橇衷灼较壬？凑獯允榈难√猓莱檎呷肥恰吧兄尽敝浚湟庠谝孕轮狡鸲降乃ǎ强删纯筛小Ｒ彩窃谡飧鍪逼冢一共环显永溃銮捎屑钢质椋衷谟∠蠡股畹氖浅伦诜摹堆喽即钥肌罚嗌芩蔚摹妒榛槁冀馓狻罚浩粜鄣摹都谛适柚ぁ罚蚨际橇窒壬鞯摹Ｎ叶凉螅运兜墓悴獾木睿鹊慕餮希钌罡械骄取Ｒ蛭热胛髦侵铝τ谖餮У模涣隙杂谥泄裳Ь拐庋āＵ馑骄酵ǎナ怯晌淖忠部梢钥闯隼矗褪撬担鞘堑氐赖奈难裕蛄范溲牛幌裼行┤耍戮刹荒芙缦薹置鳎梦难孕矗衙獠笕氩患谖难缘某煞郑谷四钇鹄锤械轿兜啦欢浴Ｔ倨浜螅胰鲜度私ザ啵胖懒窒壬恢槐パВ沂嵌嗖哦嘁铡Ｋㄏ泄裳У母鞲龇矫妫氖榛绕湔苎В煲瓒己苌睢Ｋ磺嵋仔醋鳎怯伤赖男切堑愕愕淖髌房矗热纭都谛适柚ば颉罚突嶂浪恢痪ù恃В揖ㄖ泄难Ш椭泄跛枷搿９赜谑榛恢煌ㄏ砺郏苎裕移鸲苄校苄茨芑挥绕涫榉ǎ惺楦站⑶謇觯南袂宕蠹乙οПВ虏荼漉馕牒瘢ασ埠苌睢�
更难得的是他的为人。《论语》里孔子说：“文莫（黾勉）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这话或者含有几分谦逊，但也可证，躬行比饱学更难。林先生是既能黾勉，又能躬行。这个印象，我同他交往之后就更加明显。但是想用文字确切形容却也不易。林先生一九六〇年逝世，其后三四年辑印了他的遗著，名《北云集》，线装两册，一册是诗集，一册是文集。文集后有沈从文的跋，这里无妨借用几句：“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温和亲切的声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中，总不消失。……他做学问极谨严、认真、踏实、虚心，涵容广大而能由博返约。处世为人则正直、明朗、谦和、俭朴、淳厚、热情。”这说得都很对。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温和。我认识的许多饱学前辈，为人正直、治学谨严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样温和的却不多见。不要说对长者和同辈，就是接待后学，也总是深藏若虚，春风化雨。我想这就是他的声音笑貌所以总不消失的原因。
我有幸认识林先生，开始于一九四七年。其时他住在和平门内，我去谒见，是为我编的佛学月刊征稿。林先生不习惯写零零碎碎的应酬文章，但他客气，惟恐拂人之意，于是不久就写了一篇，这就是发表在第四期的《记太虚法师谈唯识》。此后，因为愿意亲近林先生的温和，听林先生的广博见闻，我隔个时期就去一次，表示问安。林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他的原配梁夫人早已去世，一起住的继配沈夫人是我的同事姚韵漪女士在松江时的老师，体质清瘦，神经衰弱，对于佛学也很关心，一九四八年还为奄奄待毙的月刊捐了一些钱。
一九四八年春天，听说林先生夫妇要回南，我去看他。也许一两天后就要起程吧。他正忙着收拾东西，书案上堆满杂物。想到人事沧桑，何时再见难以预知，我还是提出不情之请，希望他写点什么，留作纪念。他慨然答应，用信笺写了一首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