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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的援越抗法战役打得很漂亮。首先是1950年底的边界战役。边界战役前，越共中央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和中国军事顾问团尽快入越，并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毛泽东派陈赓将军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于7月初率20多名随员由昆明风雨兼程赶往越南。经了解情况，拟订了作战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人民军武元甲总司令和越军前线指挥部的一致同意。随后，陈赓的部分随员同顾问团的师、团、营三级军事、政治顾问，分别下到参战部队，协助战前准备和指挥作战。经过7昼夜的连续激战，越军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边界战役结束，陈赓回国。后来的红河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寮战役等，都是由韦国清带领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相继展开的。尤其是奠边府战役一举围歼16，000余名法、伪军，宣告了法国侵越战争的彻底失败。
在1950年至1954年的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6万余支（挺），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信和工兵器材等。黄文欢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至1954年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我国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是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的。”
抗法斗争依靠中国支援，抗美救国斗争还是要依靠中国支援。
胡志明一向朴素，这天，他还是穿着那身米黄色咔叽布中山装，胡须长长的，已经灰白。
两位老朋友握手拥抱。
宾主坐定，毛泽东先开口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气。”
毛泽东的乡音虽然很重，但是，胡志明都听懂了。胡志明的汉语水平很高，不仅能讲普通话，还能讲广东话和上海话；对于中文，他不仅能看，还能写，他的中文诗词写得很漂亮。
在向毛泽东介绍了有关越南战局的一些情况后，胡志明从中山装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纸，这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的12条公路的示意图。
在胡志明访华前1个月，即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武元甲等领导人，受胡志明的委托，率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要求中国扩大援越规模并向越南派出工程兵、铁道兵和高炮部队。
对于越方，中国领导人可以说是有求必应。4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方针是：“凡你们需要，我们这里有的，我们尽力援助；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就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4月10日，应越南政府请求，中国派出的军事代表团和铁道工作组离京，经凭祥换乘越南车辆入境。国务院、总参谋部要求代表团和工作组：一、摸清越南铁路情况；二、抢修抢建铁路需多少兵力；三、我高炮部队怎样掩护重要桥梁目标及所需兵力。
当时，越南北方的铁路是以河内为中心的5条辐射状干线，即河内通往友谊关的北线，通往老街的西线，通往太原的中线，通往海防的东线和通往荣市的南线。各条都是轨距一米的米轨铁路，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小铁路。这几条米轨线，路基、桥梁涵洞标准低、质量差，主要桥梁又多是铁路公路两用桥，桥面低，受洪水威胁大，又由于大桥、大站集中，目标暴露，容易遭到轰炸，加之缺乏迂回线，铁路联不成网，所以很难保障战时运输的需要。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美机不断轰炸各铁路干线，企图阻断中国大量援越物资的南运，由于美机轰炸的升级，越南北方的铁路运输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4月12日和21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发出指示和做出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4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中国援越部队一、二、三支队。
4月21日，罗瑞卿总参谋长与武元甲会谈。
4月22日，杨成武副总长在北京钓鱼台与武元甲举行第二次会谈，就中国援越部队进入越南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商谈。
4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帮助越南修建铁路和提供运输设备器材的议定书，以后几年又陆续达成一些补充协议。
根据这些议定书和补充协议，中国帮助越南在河内以北地区修建的铁路项目有100个，其中主要项目：
一、改建北线和中线，将原有米轨铁路改建为米轨、准轨两用的混合轨铁路。这就是后来越南人称的“三条腿”铁路。增建、扩建数十个站、段和隧道等保障设施。改善和加强原有线路、桥梁涵洞及配套设施，对原来标准过低或改善受限制的路段，除适当改善外，重新开辟迂回线。
二、新建克夫至太原（克太线）的准轨铁路（部分混合轨），形成沟通北、中两线的大迂回。为克夫、安员等4个枢纽站各新建一条联络线，形成局部小迂回，使各条铁路联络成网。
三、修建铁路战备工程，包括为重点大、中桥梁和车站、隧道抢建便线、便桥、渡口及迂回线，为重点站、线、桥梁架设通信迂回线敷设水底通信电缆等。
四、为11座大小铁路桥梁进行防洪加固。
根据这些初步意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同铁道部先行派团组入越勘察，同年7月和1972年7月，又两次派出铁路专家组到越南协助组织铁路保障工作。
也是在4月间，应胡志明邀请，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为首的另一支中国访越代表团也乘飞机到达了河内。代表团成员有：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长陈郁（陶铸和他代表中南局），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代表西南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周兴。这是一次名义上应邀去休假的内部访问，对外未作报道。
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战争形势及其发展，听取越共中央的看法和意见，如果他们决心抗战到底，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援越抗美。准备敌人打进来，占领我们几个省也在所不惜。代表团在南宁集中后，主要负责同志去武汉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听取了中央的指示。
在河内期间，由胡志明主持，代表团和越南领导人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畅谈了两党和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相互依托、相互支持的历史，同生死、共患难凝结成“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共同分析了战场形势及其可能的发展。越方申述了自己的决策和战略部署，中方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陶铸首先转达了我党中央援越抗美的决心和方针，他对胡志明说：“你看，我把广西、广东、湖南三省的第一书记也请来了。你们是对敌斗争的前沿，我们就是你们的后方。过去，他们是打仗的干将，也是支前的能手。你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只要提出来，我们自己不吃不用，也要先支援你们。既然是一家人，共同对敌，没有什么客气好讲。”阎红彦拉着胡志明的手说：“就地势看，云南比较隐蔽，纵深广，回旋余地大，可以成为你们很好的后方，有几个机场可以使用，医院、老弱儿童也可以放到我们那里。”中越双方越谈越融洽、越兴奋、越坚定，也越明快、越具体。
最后双方确定：在保证“中越”、“滇越”两条铁路畅通的前提下，首先由中方帮助修建四条公路干线，各自完善沿边内部公路交通网络，把中、越、老（挝）三国连接贯通，形成广阔有力的战略后方。由中方四省区分别对口支援越方六个省区，其中云南负责支援对面的老街、河江、莱州三个省区，其他三个省区各支援一个省，帮助发展生产建设，全力支援前线。同时商定了当时支援一批急需物资。
4月底，结束访问。不久，中央正式批准了代表团的工作报告，明确了中央和各有关省区的任务，并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云南省随即成立了援越办公室，由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负责，省委书记处各位书记都从各自分管的方面积极负责组织落实各项任务。当时，连市里出售昆明生产的搪瓷脸盆上都印有“援越抗美”、“越南必胜”等口号，可见动员面之广泛。现在昆明市的“延安医院”，就是当年上海配备全套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准备支援越南的。
为了修建拟定的四条公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等先后亲自到越南观察地形，踏勘线路，拟定计划，组织实施。
5月25日上午，当周恩来总理接到关于毛泽东主席与胡志明会谈的电话通报后，立即召集总参谋部和交通部、外交部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落实问题。
周恩来首先分析了国际形势，继而转向交代实质性的问题：“关于交通问题，越方曾经向我们介绍说，由于美帝的封锁轰炸破坏，现在支援南方的海运减少，公路运输也减少。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继续组织海运，同时必须扩大下寮走廊，扩修支援南方的公路。他们的部队要南下修路，所以要求中国帮助修北方的路。这次胡志明主席带来了一个示意图，要我们帮他修12条公路。”
周恩来一面说着一面从文件包里拿出一份公路示意图，铺在桌上。他稍微停顿了片刻，若有所思地说：“这些公路，工程很大，肯定不能同时并举，要分清轻重缓急。应该按照经济建设和作战需要综合考虑，但应以作战需要为主，这是轻重的问题；还有因地形地质不同，好修和不好修的这个难易问题。为了应急，有的道路可以先修简易公路，粗通即可，但又不能太简易，一下雨就冲毁了。总之，要按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来考虑安排计划。”
认真、细致，一抓到底，这是周恩来一贯的工作作风。为了把计划落到实处，他说：“修路的施工力量，以抽工兵部队为主。筑路部队要随时考虑到敌人的轰炸破坏，要做到随炸随修。关于对付美机的轰炸，我们的交通部、铁道部要把我们抗美援朝的经验介绍给他们。不过，要根据越南战场的新情况，不断总结新的经验。还要派一些公路和桥梁专家去，帮助越南研究抢修技术。同志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又是一个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做好，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为了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我看就由罗瑞卿总长挂帅，杨成武、李天佑副总长主持具体工作，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要听候调遣。”
讲到这里，周恩来呷了一口茶，随后以炯炯有神的目光看了看大家，接着说：“同志们，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又比人家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帮助目前正在战斗的越南人民。过去我们常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现在援越抗美也是保家卫国呀！从某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