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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马英九参与《波士顿通讯》编撰工作期间，国际以及台湾岛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和台湾的未来以及马英九本人后来的从政经历，有着极其特别的关系，因此需要作一番特别的说明。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美国对中国态度的改变。
二战末期，杜鲁门当总统，对蒋介石已经完全绝望，可出于美国利益考虑，他们又不能放弃台湾。那个时期，美国对台湾做了很多工作，这种工作包括了鼓动陈诚以及孙立人出来主政，撇开蒋介石。陈诚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且，又是宋美龄的干女婿，表面上看，他对蒋介石是忠心耿耿，可面对美国人的诱惑时，他开始出现了游移。当蒋介石要上台湾岛的时候，他有整整 24 小时没有明确表态。后来，蒋介石得到孙立人的保证之后，才从台南上了岛。陈诚见大势已去，只好转过头来巴结蒋介石，可此时，蒋介石对他已经产生了疑心，渐渐在权力上架空了他。后来，美国人拉孙立人，孙立人也蠢蠢欲动，蒋介石发现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弄出一个所谓的“匪谍案”，将孙立人整倒了。除了运用国民党阵营反蒋，美国还做了另一项工作，便是鼓动台湾岛内的“台独”分子鼓吹独立，这些人，自然受到了国民党集团的镇压，部分人流亡美国，在美国建立了“台独”基地。
马英九主编的《波士顿通讯》，主要斗争矛头，就是这股“台独”势力。
杜鲁门之后，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因为蒋介石已经重掌了台湾的最高权力，美国人自知已经无力达成目的，只好改变策略，开始和台湾缓和关系。其后的一段时间，台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
到了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他发现对中国的关系，如果仅仅抓住台湾，美国所获得的利益并不是最大的，此时，尼克松提出了不能忽视 7亿中国人的外交主张，中美关系开始松动，而美台关系，进入了微妙时期。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中美建交铺平了道路，也使得台美关系进入寒冷的冬天。
马英九主编《波士顿通讯》的时候，正是中美建交前后。此时，《波士顿通讯》的主要任务，不再仅仅是反“台独”，还要反对美国和中国建交，为台湾国民党摇旗呐喊。马英九经常与左派辩论，而被视为“职业学生”（为国民党特务系统工作的学生），并被左派的哈佛学者不齿，甚至这个“政治上不正确”导致了他毕业延迟。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爱国”热情。
在他留美期间，台湾遭遇台美断交，以及岛内的“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以及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台湾屡次面临冲击，笼罩在不安定的社会气氛中。在此期间，除了组织和参加抗议活动，马英九成为“不支薪的外交人员”，随时响应邀请，在各种场合积极为台湾在美的地位辩护游说。
此时，马英九在这本杂志上，撰写过不少与此相关的文章，其中和他的妻子周美青一起翻译过美国学者尼克。艾伯斯塔的文章《中共失败了吗？》同时，还以波佬的笔名，主持《波城夜谭》专栏，主要谈美国的对外关系成败。
这一时期的《波士顿通讯》编辑队伍大大减少，与中美建交以及美台断交，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不说别的，就连马英九在哈佛的导师许传玺，观点也开始转变，前后几年间，他一直都在努力同中国政府取得联系。只是，他的这种努力，长期受到美国以及台湾方面的阻挠，他每次申请来中国，结果，人家只能让他去的地方便是台湾。他不想去台湾，后来只好待在香港，又试图和大陆方面取得联系，结果却是未能如愿。连如此著名的学者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何况在美的台湾其它爱国人士？
1978年，马英九以“王绍陵”为笔名投稿到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勇者的证言… 索忍尼辛（索尔仁尼琴）的哈佛演说及反应》，在报纸上连载三天，一时在岛内形成风靡之势，并且引起一连串讨论，《中央日报》社还把相关文章结集出版。这一次，蒋经国让幕僚查证作者的真名，这直接导致马英九在博士毕业后直通“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总统”英文秘书的位置。
1981年初，马英九完成了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学习。此时，他的女儿马唯中才刚刚出生，而台湾岛内，外省籍人士的日子并不好过，即使回到台湾，他也不一定能够获得更好的职位。所以，他决定在美国找工作。通过朋友介绍，纽约华尔街柯尔迪兹律师事务所愿意给他提供一个职位，担任实习律师。于是，马英九举家迁往纽约。到达华尔街后，他又被律师事务所指定为美国波士顿第一银行的法律顾问，同时，又担任了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研究顾问之职。
第三章：步入政坛青云直上蒋经国在台湾的统治不少人对 1949 年后的台湾心存迷惑，无法想象被赶到海岛上的这个独裁腐败政权如何力挽颓势，使台湾经济、科技、文化得到发展。事实表明，蒋经国的所作所为，对台湾半个世纪的走向至为关键。
蒋经国在苏联前前后后差不多十年，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在西伯利亚工厂打工。那个时候他是极端的左倾，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也发表过声明抨击他的父亲蒋介石。在苏联度过青春岁月的蒋经国，对美国并不推崇，对资本主义国家持有着批判态度。他在对“救国团”学生做内部演说时，常常同时批判“红色帝国”苏联版和“白色帝国”美国版。
1949年，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在大陆建立新政权。国民党退到台湾。蒋经国到台湾后担任过很多职务，但是直到 1972 年他出任台湾行政院院长，才开始他最重要的政治生涯。
在向台湾最高“领导权”高峰攀登的过程中，蒋经国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持不同政见的雷震等人。1950年至 1960 年间，蒋经国已充分掌控了军内的政治思想、军情机构和青年组织，加上 1950 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可以说，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的影响力日趋抬升。
1975年 4月 5日，蒋介石病逝。4 月 28 日，国民党举行十届临时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严家涂等 20 名中常委连署的提案，“建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致公推常务委员蒋经国担任”。“副总统”严家涂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被认为是为未来的“总统”蒋经国铺路。在 1978 年 1月 7日的临时中常会上，决定以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在 3月 22 日的“国民大会”上，蒋经国当选为第六任“总统”。谢东阂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至此，蒋经国终于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子承父业。
蒋经国宣誓就职的当天，即召见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作如下指标：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类名词见诸报端。二，今后也希称他为领袖。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此外，蒋经国继续推行“年轻化、知识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当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湾籍参政人士往往处于位高权轻的地位，即“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另外，对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压，而以“放逐”取代“监禁”，以期化解矛盾。
蒋经国在台湾实行“本土化”后，开始启用台湾本土的精英，包括后来成为首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在内。蒋经国推行本土化，自然是有他的眼光和政治敏感性，但并非完全是他个人主动的意愿。因为本土化一方面有内部的压力，一方面也有国际间的压力，国际间的压力最大的就是 1971 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1年美国宣布 1972 年尼克松要到北京去访问。在美国人的鼓励和压力之下，蒋经国才着手实行本土化。
20世纪 70 年代以后，蒋经国在台湾政治、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愈加突出。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接下来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因向外贷款过巨，是否发展重工业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而蒋经国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一决定，为此后“黄金岁月”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人眼中，蒋经国是一个神秘的特务头子，冷酷无情，他的苏联背景让美国国务院始终无法真正的放心。不过在战略上，蒋经国毕竟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人宁愿多看他好的一面，希望向他推销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终“感化”他。《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他形容蒋经国手握大权，被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仇视，却竟然敢轻车简从，不带任何保镖四处走动，跟一般人一样出入餐厅。马汀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一下”。
跟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他们很惊讶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居家的简朴，这位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住宅毫无大官的气派，远不比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蒋经国通常穿着中国长衫，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满屋乱跑。有时候，蒋经国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而且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这也是蒋经国家庭生活最快乐的一段时期，这时蒋氏夫妇已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孝文、大女儿孝章、二儿子孝武、小儿子孝勇。家里经常会来客人，有时候是中国友人、美国访客，有时候是随同国民党来台湾的少数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过圣诞、办舞会，谈些苏联旧事，留下许多照片。这跟美国人以前所习惯看见的右派法西斯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后者坐大车、住大房子、排场十足，身旁跟着全副武装的保镖，仿佛随时可能遭到暗算。蒋经国完全是相反的状况。
长期以来，国民党内一直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学人，他们一直相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导因于缺乏民主，因此国民党在台湾重整江山首先在于民主建设。蒋经国显然对这种看法不屑一顾，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闹，使得国民党不知吃了多少亏，因此也没有把自由派知识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间，他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展开实际组党行动的雷震等人。
最近十年在台湾任何一个有关“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