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肯干的人，写作是个多面手，擅长写通讯报告、散文、小说。这些年，北京一家出版社出了他大部头散文选集，此外他还发表了写陕北革命英豪谢子长的长篇传记，两部写宋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和科学家沈括的长篇小说，受到读书界好评。上世纪90年代，我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工作期间，曾发表师银笙和兰草写的纪实作品。兰草经过实地调查写成的《两千年前中国高速公路》一文在《传记文学》刊出后，重现了从北方边地直驱关中的千里秦驰道的壮丽历史遗迹，引起中国学术界及考古人士注意。
1991年我重访陕北。先是去黄陵县会见阔别多年的兰草，他已在黄陵文化界工作多年，成为研究人文初祖黄帝和黄帝陵及陕北黄土高原地理、民情的一位专家，出版过有关黄帝和黄帝陵的著作多种，图文并茂（好些精彩图像是他自己拍摄的）。有的是便于大众阅读欣赏的普及读物。自然是这位专家带我仔细瞻仰、观赏了黄帝陵。下半年初秋，我和老伴从山西过黄河经绥德，直趋延安，接着又去榆林地区访问。承时任延安报纸总编辑的师银笙盛情接待，我看望了延安的一些老朋友。我还陪同老伴又一次参观了使人怀念，体现了理想和一种伟大精神的革命纪念地。去银笙熟悉的榆林地区也得到他的帮助。
陕北延州（汉代是上郡，唐代起叫延州，宋以后叫延安府）自古是国土防御的战略要地。土地虽较贫瘠，而资源丰富（如石油、天然气等）；更值得珍惜的则是古往今来，先辈们留下的无尽精神财富资源。因之过去的延州、现代的延安是产生文化艺术人才的富矿、沃土。有了这样的客观环境，只要有适当机遇，就会人才辈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改革开放年代，莫不如此。1964年《人民文学》只不过提供一可供发表的小小平台，延安的文学新人便应运而出。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破土而出的文化新苗，后来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他们以自己多年的实绩证明，都是有用之材，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一定作用。
2005年3月12日写毕
儿童文学作家任氏兄弟（1）
《人民文学》杂志历届主编茅盾（任职1949—1952年）、严文井（执行主编1953—1955年）、秦兆阳（常务副主编1956—1957年）、张天翼（任职1958—1966年），他们都比较关心和重视儿童文学，有几位还是儿童文学作家，自己也写作儿童文学作品。在他们的推动下，该刊总是拿出版面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有时还出专辑。于是从50年代初期、中期，就有一些儿童文学新作家和他（她）们发生了影响的儿童文学佳作面世，如萧平的《海滨的孩子》、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任大霖的《蟋蟀》、刘真的《我和小荣》、任大星的《雨亭叔公的双筒枪》（发表时用名，后改题为《双筒猎枪》），袁鹰、柯岩的儿童诗等。在这些新作家中坚持以儿童文学写作为主，并长期从事少年儿童文学编辑工作，自己也发现和扶植了一大批少年儿童文学写作新人的，应属任氏兄弟。
《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发表任大霖的儿童小说《蟋蟀》（它的责任编辑是我们小说组女编辑赵宗珏）后，我认识了任大霖（他曾出席1956年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其后同他打交道较多。《蟋蟀》发表后，影响较大，作者那散文笔法，生动地写几个回乡少年的童心和他们的精神成长，使人想起热爱孩童和小生命的老儿童文学作家谢冰心。后来任大霖告诉我，他在十二、三岁时读到冰心的《寄小读者》，很喜欢，她对小生命的爱，她的爱心，对他后来的写作有影响。50年代中期，我对任大星的两篇儿童小说印象颇深。一是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他的儿童中篇小说《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写孩童的语言及心理个性极生动传神，富有情趣；艺术完美，行文自然，天衣无缝。这是我当年读到的最好一篇写儿童的小说。据说中青社曾增印多次，后来还拍成故事片。再就是《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发表的他的《雨亭叔公的双筒枪》，这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写旧时代一个穷苦、很灵秀小姑娘的悲惨遭遇，她为了给在老地主雨亭叔公家干活得病的哥哥补养身体，夜晚去老地主家的池塘弄几条小鱼，而被老地主的双筒猎枪打伤了腿，不治身死。作者以第一人称一个小男孩（小女孩童年的玩伴）对往事回忆的角度来写，字里行间表露对小女孩不幸命运的深深同情，揭露了老地主的丑陋和狠毒。此作品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中。改革开放后任大星重振旗鼓，继续做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写作出版多篇儿童文学作品。我从任大霖那里知道任大星是他哥哥，虽然发过他的《双筒猎枪》（仍是赵宗珏责任编辑，我复审），至今未有机会同他谋面。
从任大霖那儿我了解，他们的父亲，中国文史功底深厚，小时候就教他们读古文、古诗和《史记》，还教他们练习写作。随后，他们又广泛接触了新文学作品，外国的小说、童话作品，喜欢读外国作家写儿童的小说 。契诃夫的《万卡》、都德的《最后一课》、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等。他们都喜爱儿童文学，也喜欢同孩子们玩在一起。任大星当过小学教师，任大霖上过师范学校，所以后来他们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编辑不是偶然的。任大霖发表作品大约比哥哥还早。他十七八岁在师范学校求学就投稿，虽屡遭退稿而不泄气。最早的作品是从1947年开始发在叶圣陶主编的、当时在全国中学生中影响极大的《中学生》杂志、《开明少年》和上海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主编的大公报《现代儿童》版和《小朋友》周刊上的。陈伯吹写信鼓励这个年轻人为儿童写作，认为它跟教育工作属同一目标，是很光荣的职责，望努力为之。有什么困难，请来信，当尽力帮助。任大霖直到1953年从浙江调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才见到他投稿时的这些良师益友。1949年5月他在杭州师范还没读完，因工作需要便调青年干校培训，很快成为浙江团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下农村去结合中心工作做建团和少年儿童方面的事，接触农村孩子又产生创作灵感，及时写了《给城市孩子的通讯》寄给陈伯吹先生，全部在《大公报》“现代儿童”发表。任大霖的业余写作和本职工作还是有矛盾的。但是他遇见一位理解文学写作、思想开明的领导同志，他认为为少年儿童写作跟团的工作是一致的，不仅没责备他，反而为他发挥他的专长铺路。1953年10月，他被调上海少儿出版社，如愿以偿做适合他的工作。可能他哥哥也在这前后，从财经部门调入少年儿童出版社。
《蟋蟀》发出后，任大霖成为《人民文学》经常作者，其后他又在这个刊物发表多篇作品，《童年时代的朋友》，《在灿烂的星空下》，《天目山下》等我都还有印象。
改革开放后，他又以新作，不断支持《人民文学》。经我手复审发出的就有《心中的百花》、《革命歌词创作法》、《大仙的宅邸》等多篇。后一篇是儿童文学作品。前两篇是表达人民愿望，讽刺“四人帮”的。这些小说当年发表时，都有不错的反响。
任大霖工作繁忙，而笔耕不辍。1986年他寄给我他新出小说集《心中的百花》。书中还夹着一封信，说在过去一些年中，他发表的小说，有《人民文学》和我的劳绩，他一直忘不了，客气地对我表示感谢。我一篇篇读完他的小说。我感觉大霖小说的视野更加扩大了，描写也更加深刻，有他对复杂人性和社会现象准确深入洞悉和对爱与美的执着追求，前者可以《惆怅》、《职称》两篇小说为例。后者可读《芳草碧连天》、《莉莉和她的三个妈妈》这两篇小说。我以为这四篇小说是任大霖的力作。列入中国80年代短篇佳作，毫不逊色。
儿童文学作家任氏兄弟（2）
我去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会会任大霖。和他最后一次相聚是1987年4月初的一天。
我现在讲讲特殊年月和任大霖的一次见面。那是1974年夏初，我在《体育报》工作，去了一趟舟山群岛的嵊泗列岛，回来路过上海。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文艺界的熟人，不方便去找。但上海毕竟过去是出版中心，到上海来总想找点书。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说任大霖此时正负责新组建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几家出文艺类书包括出外国文学的出版单位合并的）工作。我想既是这样，我似可以去看看任大霖。自然我也晓得“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变脸”。以我对任大霖过往的感受，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于是我决定去他办公地方一见，并找他要点书。其实我只想弄到一本罗玉君翻译的《红与黑》。在一处很大的院子里坐落着很大的平房，有人告知我任大霖在里边一间屋办公。我心里略感忐忑。见了面，任大霖还是老样子，我心安了。所谓老样子，就是还像过去一样热情亲切，问我从哪里来，在上海有什么事要办。我便开门见山地说，要找一本《红与黑》，他满口答应，说请人去库房里找。他问我明天还有什么事，他讲他们明天上午有个活动，欢迎我来参加，顺便将书拿走。第二天上午我的确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活动，但内容是什么，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我感觉温馨地从老朋友那儿取走了我要的书。朋友还是朋友，不会随世易时移而变迁。这就是任大霖人品掠影。
任大霖去世几年了，去得早了些，令人惋惜。
2004年6月30日于湘江之畔
浙江三作家
——谢狱、郑秉谦和高光
1957年对于浙江文艺界，可以说是个大灾之年。
浙江向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尤其文化人出得多。鲁迅、茅盾、徐志摩、郁达夫、夏衍、冯雪峰、邵荃麟……可以举出一长串名字。新中国建立后，浙江文艺界聚集了不少人才。如著名历史学家、杂文家宋云彬先生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五四以来的老作家有黄源、陈学昭等，另外还有些中年作家如谢狱、曹湘渠等，再就是解放后新起的作家如郑秉谦等。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传达后，当时有两个主题，一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要整风，发动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党整风；再就是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两个主题有内在联系。中央宣传部及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纷纷去到一些省、市，宣传、贯彻毛主席讲话的精神，鼓励大家积极鸣放。如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去上海，另一副部长林默涵去广州，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去浙江杭州。然而在杭州，经邵荃麟鼓励而积极在座谈会上发言鸣放的浙江文艺界人士，在一个月后的6月份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从文联主席宋云彬到几位著名的新老作家陈学昭、黄源、谢狱（时任浙江日报副刊主编）、郑秉谦，还有“作协”的具体负责人郑伯永以及文化界较著名人士，如南下干部、浙江日报的第一副总编高光，省政协副秘书长曹湘渠，几乎都以“向党进攻”的罪名，被划为右派。这些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