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是《人民文学》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期间首次认真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刊物确实加强了现实性、群众性，佳作迭出，新人不断涌现。一批建国以来最活跃的新作家如王蒙、邓友梅、张弦、宗璞、宋肖平、林斤澜、任大霖、刘克以及诗人公刘、闻捷、梁上泉、柯岩、杨星火等等，正是这一两年崭露头角，而刊物也以显著地位发表他们的作品。刊物的发行份数翻了一番，从十来万份，跃至二十余万份。我在这段时间的体会是只要认真执行双百方针，广泛团结作家，创作的气氛宽松、活跃，就会出人才，出好作品。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向刚回国不久的电影演员王莹组稿，她曾将手稿《两种美国人》整理出一段交给我们。有位老干部、驻外大使王森也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电影剧本。此外还有画家张仃的夫人布文，作为一个读者被《人民文学》这本刊物所吸引，也写短篇小说向《人民文学》投稿，均被采用，并获好评。这样的事例很多。但随着1957年下半年反右扩大化，一批活跃的年轻作家被划“右”，许多作者保持沉默。王莹写美国生活的小说只好由我去退稿。《人民文学》的小说版面，由稿挤转为缺稿。
我与《人民文学》（2）
1957年下半年我调《人民文学》评论组工作，直至1960年底。1959年起任《人民文学》评论组长。那时主编张天翼抓评论组的工作，评论组几个人常去他家开会。天翼主张《人民文学》不要搞纯理论而要多发创作谈和作家谈创作的文章。这样较易为青年作者接受。天翼反复强调作家的功力在于从平凡生活中去发掘、表现不平凡，这正是现实主义理论的精髓，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于是我们下工夫组织发表了梁斌谈《红旗谱》，杨沫谈《青春之歌》，吴强谈《红日》的长文。所谓下工夫是指组稿前深入研究了作家和作品（评论组曾就这几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作家的创作个性进行了多次讨论），在此基础上，才去向作家提出组稿的具体要求并和作家交换意见。作家的思路打开了，思考缜密细致，写成的文章便是自身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恰当的总结，并能提出一系列创见。如梁斌谈《红旗谱》的文章便对长篇小说如何民族化群众化等问题讲了很深刻的体会和看法。这些文章发出后遂受到评论界、作家和读者较广泛的欢迎，也曾被有的创作部门编印成小册子发送。此外还分期发表一批名家如荃麟、默涵、唐彛鹊拇醋魈付涛摹Ｎ颐钦淼鼻按醋魑侍獾牟牧希峁└骷摇⑵缆奂也慰迹盅胨侨ス翱吧裣苫帷保芍鞅嘀鞒郑炔琛⑸窳模岷缶筒苏庑┒涛摹５笔蔽一棺隽烁龀⑹裕褪窃记牍匦暮桶梦囊盏睦细刹堪ń⑹〕さ刃次难缆畚恼拢俗叻昧肆轿蝗褰虐迹ㄊ比胃弊懿文背ぃ┖椭芑福ㄊ比紊蜓艟＝峁沤父锩匾渎夹醋鞯奈恼掠晌颐钦矸⒈怼Ｎ沂稳ド轿魈胱骷艺允骼淼睦嫌选⑸轿魇「笔〕ね踔星嗵刚允骼淼男∷担笔浚沓伞短刚允骼淼男∷怠慈锿濉怠芬晃脑凇度嗣裎难А贩⒈怼８梦姆⒊龊螅蚱涠赖郊猓艿轿难Ы缰厥樱餍⒓捶⒄雇踔星辔嵩薄！�
1961年初，领导任我为《人民文学》小说组长（兼复审诗稿），直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６０年代开始，时值三年暂时困难期间，中央的总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文艺界再次重申贯彻双百方针，广泛团结作家，《人民文学》遂迎来第二个“放”的时期。在这样的气氛下，虽说物质生活比较艰难，作家的心情却转向宽松、舒畅，而这是出好作品的前提条件，短篇小说生机复苏肯定有望。《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陈白尘积极推进双百方针的实现，我们小说组八个人也协同动作，同他配合默契。于是６０年代初期《人民文学》的版面上，一方面是老作家创作的活跃，沙汀、艾芜、魏金枝、舒群、周立波、欧阳山、徐迟、骆宾基、谷斯范等都有新作发表。其中不乏佳作，如艾芜的《野牛寨》，欧阳山的《在软席卧车里》、《金牛和笑女》，徐迟的《祁连山下》，周立波的《张满贞》，舒群的《在厂史以外》，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魏金枝的《礼物》，谷斯范的《新战士小蓝》。就连多年不写小说的陈翔鹤、冯至也拿起笔来写出《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和《白发生黑丝》，重开历史短篇的新河。美术家蔡若虹试笔以雷萌笔名发表短篇《路遇》，也获好评。另一方面中年作家、青年作家也很活跃，一时佳作纷呈，如王汶石的《严重的时刻》，汪曾祺（曾被错划右，此时提起笔）的《羊舍一夕》，陆文夫的《葛师傅》、《二遇周泰》，谢璞的《二月兰》，方之的《岁交春》，林斤澜的《新生》，刘真的《长长的流水》，张天民的《路考》，肖平的《圣水宫》，宋词的《落霞一青年》等等。１９６２年下半年李季被任命为《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接替请创作假的陈白尘。不久十中全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一精神传达下来，《人民文学》小说组首当其冲。我们曾受命选发女作家李建彤写陕北革命领导人刘志丹的长篇小说新作，选好的一段已经发稿，立即被抽下来。因小说已被定性为“反党小说”。编辑、作家原有的宽松心情再也没有了，而是变得战战兢兢。接着在１９６３年下半年和１９６４年上半年毛主席发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文学界发动批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短篇小说创作的路子遂越来越窄了，几乎走向绝路。李季紧跟形势发动“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的征文，小说组为此做了努力，然而除了萧育轩的《迎冰曲》、王家斌的《聚鲸洋》、王以平的《志气》，好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作品。但他提出的举办“故事会”、组织反映一个地区剪影的速写，如“延安速写”、“青海速写”、“西昌速写”、“大庆速写”等，尚能对活泼版面起着一定作用。此外，主编张天翼提出的为青年作者举办读书会的办法，也收获了一些作品。
１９６６年出了第５期后，《人民文学》被迫自动停刊，直到第十个年头的１９７６年，才复刊。我于１９７６年２月回到《人民文学》任小说散文副组长，我原来的副手任组长，我们两人换了个个儿，但仍相处很好，合作愉快。这时的主编是袁水拍，常务副主编是从上海调来的施燕平。我们为“四人帮”一伙人提出的文艺要写“跟走资派作斗争”忙活了大半年，直到１０月初粉碎“四人帮”，才算松了口气。这时主编倒台，副主编靠边，由张光年暂时代理主编，刘剑青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但不久我的同事、组长被安排临时离开工作岗位。自１９７７年末直至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小说散文组的工作便由我一人负责。我拼全力地执行邓小平“完整、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文教战线上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分子”等讲话的精神，率先在《人民文学》的版面上组织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体裁的“拨乱反正”的作品。小说如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轰劝一时的《班主任》、《窗口》、《神圣的使命》等佳作，报告文学如《地质之光》（写科学家李四光的）、《哥德巴赫猜想》（写中年科学家陈景润的）；散文，则是大量的回忆老一代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人的作品。这个时候，文联、作协的组织尚未恢复，编辑部的领导也不能说是很完善。编刊物很大程度是靠了工作人员的自主精神和首创精神。我和我的几位老同事周明、崔道怡、王朝垠等合作良好，重大的选题一起讨论、商量，商定了便各自发挥主动性去促其实现。如周明在散文、报告文学方面，崔、王在小说方面。此外，几位较年轻的新调来的编辑也很努力。我一向认为要做好编辑工作不在人多，而在于人精干、又团结协作，这就造成强势。再则刘剑青作为编辑部领导虽说弱一点，但他作风较民主，有事好商量，也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发出一篇又一篇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工程师）和领导干部（“四人帮”所谓的“走资派”）说话的小说，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得到广大读者热烈拥护，读者来信雪片般飞向编辑部。另一方面，在有些人眼中这简直是犯了“天条”。那位靠边的副主编曾对人说：现在发的小说，要在前些日子（指“四人帮”掌权时期），可以说，篇篇都犯了杀头罪！平心而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作为“潮头”刊物发的小说、报告文学等，的确对国家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配合的作用。从文学意义来说，这些小说不仅仅恢复了文学自“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进一步突破了“文化大革命”前“左”的指导思想为文学创作规定的种种禁区，例如写“大墙内”（监狱）的生活；接触生活的阴暗面、落后面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我与《人民文学》（3）
回想起来，那些对社会生活的前进、对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短篇佳作的出世，从1977—1978年的《班主任》、《神圣的使命》、《眼镜》（刘富道作，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幽默风趣笔法，写生产岗位上正直知识分子反抗“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倒行逆施）、《弦上的梦》（宗璞作，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第一篇小说）等作，到1979年的《记忆》（张弦作，第一篇写“文化大革命”后，领导干部对过去所犯“左”的错误反思）、《月兰》（韩少功作，第一篇写“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极“左”路线对农民群众的损害）、《我爱每一片绿叶》（刘心武作，第一个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对人的个性的毁灭和尊重人的人格、个性这一严肃的问题），1980年的《夏》（张抗抗作，提出了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清除极“左”思潮影响，发展健康个性）、《西望茅草地》（韩少功作，剖析了在一个老革命身上正确的革命的东西和以“左”的面貌出现的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以至封建残余意识相混杂的复杂矛盾心态），它们的出世，决非一帆风顺的。这是因为在社会的急速变革之中，一些人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暂时还未能跟上、适应新的形势。文艺界，像我们这些普通编辑是如此，而我们的上司，主编、副主编等也难例外。这些对稿件有终审权、拍板权的人，他们富有经验，自然也比我们初审、二审的人更慎重，考虑问题更周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对每一篇作品的鉴定，都是正确的，不会发生失误。作为充当承上启下的二审角色的我，既非常尊重他们，也尊重第一个负责稿件初审的编辑同仁。而在对稿件的评价发生分歧、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这常常是难免的，在社会急骤变化的时期尤其如此），该如何对待处理呢？因为一篇稿件如何处置———发表还是退还作者修改，还是根本否定，退稿———关系作者，也关系作品的命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