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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文艺创作中的主观作用，即人（作家）头脑的主观能动作用，即胡风先生常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也不宜轻率地简单地扣一顶“主观唯心论”的帽子，而给予否定；相反地，应当积极地肯定并认真地研究、探讨它。前几年提出和讨论“文学的主体性”，无疑对文学创作活动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但是批评这一观点的人们，我的印象，往往只是简单地强调唯物论的反映论，好像文学创作只是去“反映”客观的一面简单的镜子，实际上否认了它是比蜜蜂从花粉酿蜜要艰辛得多的再创造，是大脑极为神妙、精细、复杂“加工”的产物，而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庸俗唯物论。说实话，那些年、包括40年代末期，仅是从“唯物”、“唯心”的分野批评舒芜《论主观》的人，也有这种倾向。事实是，在文艺如何反映和表现生活这个创作的大问题上，建国以后若干年，也长期存在着“左”的简单化的连“理论”都够不上的“政策”。给我印象深的是某些“领导”文艺的人提出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的“创作方法”。这样极其荒谬的所谓“方法”，在“四人帮”江青之流弄权时期，更是猖獗一时，这是中国文艺界和文学创作者的大灾难。这样的方法能够“创作”出来哪怕一部站得住脚的作品，恐怕太阳也会从西边出来了！这样的结合，作家、文人自然是最可怜最屈辱的一个角色了。“领导出思想”，作家还要什么思想、更不用说独立的思考了；“群众出生活”，难道还需要作家对生活长期的积累，独特的观察、感受吗？还有不公式化、不一般化的文学创作可言吗？作家只不过是“我———大人先生们”雇佣的一个可怜的会说话的、会写字的工具而已！而同作家的思想、对生活的观察感受密不可分的技巧，在他们看来，则不过是某个工匠依样画葫芦的雕虫小技罢了。这正是反映了江青一类封建主义思想和倒行逆施的文艺写作观。他们是从庸俗“唯物论”堕落到彻底的主观唯心论了！所以直到今天，假使“左”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那么就仍有深入研讨“文学创作与主观”或“文学的主体性”这个问题的必要。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4）
3。 舒芜的《论主观》有没有错谬？肯定是有的。主观问题既然值得探索，就不能够不允许作者在思考、探索过程中发生一些失误。何况是个22岁的青年！一位导师说过上帝还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呢？至于《论主观》对于当时党在白区贯彻实施正确路线究竟有什么大的妨碍，则是我不了解的，不敢妄加推测。当然在探索过程中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形即真理往往向前走一小步，便成谬误。舒芜也是这样。《论主观》中，对人类的主观作用强调过分，便走向绝对化，犯了片面性，违反了科学唯物论。例如对人类主观发展史三阶段的论断，便是使精神抽象化，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的唯物论，于是自然就授人以“唯心论”之柄。对错谬的东西，完全可以批评。但批评仍然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仔细区分是朋友还是敌人，如是对朋友就宜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唯物论的立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说理。像黄药眠先生的批评整体估价是说人家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敌对者，这就谈不上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了。40年代末期大众文艺丛刊的批评者们，鲜明地指出了别人理论有“宗派主义倾向”。但第一，自己的态度似有“马列主义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味道。其实学术问题最好是持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平等讨论的态度。第二，既然如此居高临下，有时就难免论据不够充足，不是求是、冷静地分析。个别文章更有挥舞棍棒的色彩。这都是可以引为借鉴的。
4。 舒芜的《论主观》在对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有没有可取之点呢？也是有的。例如第九节，他主张“对于新的探索和追求，如果真正发现了错误，固然要严格的批判；但更重要的，是要小心细致的，甚至像淘沙拣金似的，把其中正确的因素发掘出来，发扬起来，帮助它的成长。”“今天，由于批判的接受遗产这个口号的提出，对于古代某些最反动的学派，都已经在用着这种淘沙拣金的功夫，何独于现实的新探讨新追求反这样苛刻呢？对于旧的东西就心平气和委曲求全，对于新的东西就痛心疾首求全责备，这种态度早就为鲁迅先生斥责过了。”再如第十节，作者并没有否定阶级存在和阶级意识，而只是说，具体的人是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其生活不能是纯粹的“本阶级的生活”，其所接触的人物事象也不能是纯粹的“本阶级的人物事象”，所以其本身的阶级属性也就不那么完全而纯粹，其相互之间的区分，也不一定全是那么“楚河汉界”了。至于精神文化上的阶级基础，乃是最不能轻率判断的东西……这些本来是对的，但在批评时却先设定是“反对了阶级论的观点”，而作为“水”泼出去了。再如，第十一节指出的，今天，“文”有“坛”，“学”有“界”，“影剧”有“圈”，文化工作者、知识分子，最容易陷入其中……于是，就以其缺陷聚在一起，互相陶醉，为了一点可怜的小利害而争夺抢攘，不能感到此外广大世界的存在，把工作的社会意义忘记得干干净净”。因此，作者建议文化工作者要努力突破各种小圈子，生活就能开阔。这个建议本来是正确合理的。但在40年代末期批判者的眼中，是完全无视的。不仅如此，因当时首次对以胡风为中心的理论家和作家进行“集团”式的批判，在批判中不仅不区分被批判对象其观点中的错误和正确的部分；而且也不去区分胡风的观点和舒芜的观点，或舒芜的观点和路翎的主张或胡风的理论除了其共同点，究竟还有什么差异性；而作为“团体性”的错误，放在“一锅煮”了。如果是为澄清对手的错误而开导读者，其效果可想而知。
5。 人们只要冷静地了解舒芜在40年代初期写作针对现实问题的文化、哲学论文，包括《论主观》的来龙去脉，以及研读《论主观》之外本文前面列举了的那一时期其他多篇论文，便可以得出看法，舒芜不是进步力量的敌人。相反地，是倾向进步的，进步人士的友人。其文章所犯错误，是一个追求学习、进步的人，在探索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而且，无法否认，有些文章并无大错；有的明显可以看出，是作者学习、阅读了整风文件后的作品，如1946年发表在《希望》第二集第三期的《论实事求是》及《希望》第二集第四期上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等。
二、舒芜“起义”真相
我先说说舒芜解放前夕、解放初期在南宁不甚为人知晓的一些经历。解放前夕，他是南宁师范学院的教授。南宁解放，他作为一个进步人士、民主教授，受命接管广西一所有历史影响的中学———南宁高中，任校长。身为学者、文化人，他还兼任广西省人大代表、广西文联研究部长、南宁市人大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文联副主席、市中苏友协副会长、市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会长，等等。光这些兼职，便可见出解放初期他是个大忙人，除了教学，他还要参政议政，参加各种工作、学习会议，要花很多时间精力投入社会活动。在南宁，舒芜被吸收参加了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工作。他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出现在当地知识界的。但是，他明白，他在全国文艺界，是处于被改造、待改造的地位。那时广西的要务还是清匪反霸，恢复社会秩序等等，还没有人顾得上《论主观》之类的问题。但是，1950年3月12日和19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陈涌、史笃文章，批判阿垅发表在天津和上海的《论倾向性》和《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篇论文，这是解放后首次对胡风派文艺理论家进行公开批评。胡风将这些情况写信告诉舒芜。当时舒芜要设法将《论主观》等文结集出版（后未实现），胡风表示赞成，告诉舒芜：《论主观》是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不如自己早点将它结集出版，让解放后的读者看得到；自己再附一篇文章，该解释的解释，该自我批评的自我批判。胡风这封信，自然给舒芜极深的印象。接着，1951年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起头，发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兼及其编导、主要演员及赞扬《武训传》的文教界人士。全国各地报纸很快刊出了不少著名人士的批评、检讨文稿。1951年下半年，全国文联决定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作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周扬作了《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的讲话。文艺整风和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批评、检讨之风迅速吹向全国，包括南宁。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热潮中，舒芜更经常想到自己身上还有《论主观》这一大公案，想到胡风关于这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预言，想到胡风劝他作自我批判的话。这期间他同广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出身延安鲁艺的陆地同志有一次闲谈。陆地讲了延安整风的情况，当时鲁艺及其领导人周扬挨了批评，说他们是关门提高。但是，周扬接受快，作了自我批评，很快取得了主动，这是舒芜前所未知的。舒芜本来对周扬持怀疑态度，想到30年代他和胡风发生纠葛的往事，怕他利用文艺整风对文艺界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人施加报复。但听了陆地同志一席话，他受到鼓舞，觉得并不是周扬挟嫌报复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毛泽东思想确实是治病救人的。他回想《论主观》核心是要求个性解放，而个性解放是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大力批判的，他自己参加思想改造领导工作中也是常常发挥这种批判的。他想胡风劝他作自我批判，大概也就是指此而言。他开始考虑，要将《论主观》的错误自己先提出来。经过一段时间思考、酝酿，他写成《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寄给他当时经常发表文章的《长江日报》。《长江日报》于1952年5月25日见报。这就是《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转载，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的那篇文章。其后，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应北京之邀，1952年12月，舒芜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参加了周扬主持、很少几个人参加的帮助胡风检查思想的会。这就是舒芜的“起义”。在胡风派的作家中，他确实是第一个检讨、批评自己的人。今天重读他的文章，仍然觉得他的检讨是真诚的。但是有些话也难免言过其实了，如“我之所以写出《论主观》那样一些错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