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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个右派（2）
林希翎名字的由来
1954年程海果开始涉足文艺理论问题，于1955年2月写就一篇《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1955年五一节修改定稿，投寄到《文艺报》。关于作家（尤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这是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文艺报》的编辑侯民泽（敏泽）和副主编侯金镜看了程海果的文章认为基本上言之成理，可以考虑发表。文章的前半部批评了胡风的观点（胡风当时已被定为反革命，正在挨批判）是可以的，但后半部具体的评论对象涉及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三个人文章中的观点。侯金镜没把握，决定将文稿送请林默涵同志审阅后再定。林默涵看了稿件后说：“学术问题应允许自由讨论，容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文章还是可以发表的，建议将涉及三个人的部分删去。”侯金镜告知了林默涵的意见。程海果作为初涉文坛的年轻人，觉得文章能够发表还是很好的，但是删去涉及三个人具体论点的部分有点别扭，也只好如此。她问：“文章不用真名发表换个笔名行不？”侯金镜说：“文章已送工厂发排，怕来不及了。”程海果急忙去印刷厂找工人师傅，还行。她遂换去真名，取了个笔名：林、希、翎，为的是给本文刻下一个印记。这虽是有点孩子气的做派（那年她才20岁），林希翎这个名字，却从此传开了。
林希翎“右派”案件一瞥
要了解林希翎“右派”案件的造成，不能不了解当时国际国内大背景和我们党的举措。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问题，引起全世界震惊。下半年发生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主张三七开，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全盘否定。但斯大林问题的提出，有它的积极作用。毛主席就说过，它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尤其是肃反扩大化，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害，这在中国党内党外也引起广泛关注与思考。毛泽东主席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包括教训）的角度提出和考虑问题，引起全党、全国人民思考。中国共产党接连发表“一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两篇重要文章，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讲话，1957年春天共产党发出整风指示———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紧接着动员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积极参加鸣放帮助党整风，可以说，都是在这个大题目下做的文章，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再来看看，青年大学生林希翎1957年在整风、鸣放中的言论。从1957年5月23日至6月20日在“北大”和“人大”她共有六次讲演。造成她划右或被认为“极右”的，似乎是她讲演中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
（1）胡风问题。她在“北大”的即兴讲演中，首次提出了胡风问题。她说：“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现在在法律上还难以肯定，因为还没有公审和判决。从法律观点来看，只有终审法院的判决生效，才能确定被告是否有罪，犯的什么罪。再则从《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材料看，胡风的反革命罪，显得证据不足。”她问：“胡风如果真是个特务反革命，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意见书公开交给党中央呢？为什么向党中央反映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说他们的通信是‘密信’，那么谁的私人信件不是秘密的呢？说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造成人人自危，相互间不敢交往、说真话……”
她提出胡风反革命证据不足的问题，其实也是许多人心存的疑惑，只是从来不便公开说出来就是了。她在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时，就是谢老（谢觉哉，当时的内务部长，后任最高法院院长）、吴老（吴玉章，“人大”校长）所中意的高材生，从法律角度提出公开审理胡风，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从对党提批评建议的角度讲，这涉及健全国家法制和民主这样一个大问题。
（2）“三害”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三害”是指党的整风文件中讲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林希翎在演讲中讲到“三害”的危害和根源。当时大学生们在校园内（“北大”也好，“人大”也好）初期的鸣放、演讲活动中，并无不同见解的森严壁垒，而是对问题采取了探讨、争鸣的态度。当林希翎讲到“三害”问题时，有同学发问：“你觉得‘三害’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关系？”林答：“不能说没有关系，例如庞大的官僚机构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因此，整风应当是一场革命，应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她还说过：“现存的社会制度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不仅中国，连苏联也还没有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带有封建性……”这些话，一上纲，就变成恶毒地攻击、污蔑“苏联和我国均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右派分子林希翎有准备有计划地抛出了她系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其实关于官僚主义等弊端和制度的关系，毛主席讲过多次。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社会主义要注意调整，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他还特别指出：“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中缺陷的存在，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参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3）
（3）“污蔑我党”问题。有一份材料上说，林希翎诬蔑我党说“党内有一大批混蛋”。其实林希翎的原话是：“党员有三部分：一部分是真正布尔什维克，是够条件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一部分人在争取入党时是够条件的，也曾先进过，但在入党后渐渐降低了觉悟，在群众中起不到先锋模范作用，但也不犯什么大错误；还有少数人实际上是蜕化变质分子，简直是混蛋。”这是实情。现在不还大体上是这三种情形吗？处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党内难道能避免不出混蛋并不断清洗混蛋吗？可是本来是正确的话却被断章取义、曲解为“骂党员是一批混蛋”，问题就严重了。
（4）泄密问题。这个问题在当年整她时也酿成轩然大波。这个话题，容我往远一点说。1956年，林希翎在《中国青年报》上挨了不实批评。读者提了意见登在青年报后，在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关怀下她被恢复名誉。事后胡耀邦约见了林希翎。从上午10点谈至下午两三点，超过4小时的交谈，涉及青年问题、社会问题等等。林侃侃而谈，大胆陈言，毫不畏缩，甚至在某些看法上与胡发生争论。这个女青年的特殊的个性，不能不给胡留下深刻印象。没想到在座的还有位听众也被女青年的风姿吸引了，他便是胡耀邦身边一位年轻秘书。秘书随后对林小姐穷追不舍，一封封情书挟着情诗，不断地投寄。林到了哪儿，信跟到了哪儿。两月不见人，信便攒成一箱。林起初对他并不关注，后来被他的诚意、一表人材（包括漂亮的书法）所感动，两人成了恋人。花前月下，自然无话不谈。某次谈起对斯大林的看法（林一向崇敬斯大林，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她大恸），两人的看法不免有点差异，发生争论。这并不奇怪。秘书是个党员，听过对17级以上党员干部宣读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并且手边还有那份机密文件。年轻情人之间热火起来，有时难免有违纪现象（这自然是不应该的）。秘书将斯大林后期的严重错误兜出了一些，情人不信，非要看文字凭证。秘密报告就在手边，秘书给她看了一部分。她仍不满足，偏要看全文，还要借去看。达成归还期限的协议后，他借给了她（这自然是个错，但后来对他的惩罚大大超出了这种错误该受的惩罚）。对于林希翎，秘密报告———尤其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罪过的部分，引起了她极大的震动。她不是党团员，不知道严守党内机密的重要性，甚至也不知道保护自己的情人。后来鸣放演讲中她引述秘密报告中的材料，从而铸成大错，也株连自己所爱的人。当时情况是：她引述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后，许多师生递条子要求她公布这个报告（她将借来的秘密报告手抄了，确曾给一些要好的同学传阅过）。但在学校一位领导同志劝说下，她终于没有公布。
林希翎的右派问题于1957年6月20日在报纸上公布。毛主席对大学生中的右派曾有批示：“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林希翎态度不好，一直没有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低头认罪。1958年7月21日，专政部门将其秘密拘捕，随后正式以“反革命”宣布逮捕，判处15年徒刑。
林希翎对风云突变的1957年和自己的命运有一番自我剖白：“反右中报纸的漫画将‘林希翎’描画成狡猾的狐狸、反对共产党的青面獠牙的魔鬼，我觉得跟真实的自己反差太大、相距太远了。我那时太单纯、太年轻、太缺乏政治经验了，不仅没有狐狸的狡猾，还单纯得犯傻。自以为是共产党、毛主席培养的勇敢的新一代，天之骄子，落入深渊、陷阱里了还不晓得回头。我是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毕业前去法院、检察院实习，立刻敏感地发现我国执法中的一些问题。有错判的案件，明知错了，为维护检察机关的‘威信’而不给平反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