酵蝗徊还闹冈鹫夥怂妓鳎赫庑┡朗嵌匀硕皇嵌允碌模卜怯肴宋频模荒堑贾陆信赖囊蛩兀匀辉谧髌分狻Ｂ肤岬姆⒀允怯兴捣Φ模庖鹞液捅鸬囊恍┨谀谛亩运罡型椤Ｕ馄⒀院罄纯凇段囊毡ā�1955年1、2期至4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但是事隔几天，“战线南移”。由批评《文艺报》、批评《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转为必须对胡风“集团”战斗。胡风、路翎很快（在来年春季、夏季）变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第一批对象。
一个作家就这样从人群中、从社会上、从文学界消失了，包括他的作品也从书店、图书馆，一切公开阅读的场合消失了。
我再也不可能见到路翎了。直到23年后，1978年夏季，我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它和《人民文学》杂志同处一楼）公布的选民榜上看见路翎的名字，这对我引起震动，也确实算个可以“奔走相告”的大新闻，当时虽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落实政策，我想路翎既然没事（有公民权）了，作为刊物的编辑，我应当去看看他，遂向剧协的同志要来路翎的住址。
那天去看路翎的情景是我毕生难忘的。
他住的那地方名叫“芳草地”，一个好听的名字，是我早年居住过的。在一排简陋的红砖平房里我找到路翎的家。开门的是位面色苍白、手指粗糙的妇女，如同我在街角偶尔见到的一个捡拾破烂的妇女。她请我进屋去坐，那语气、眼神充满一种善良、平和、文静，我猜她是路翎夫人余明英吧？虽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是的，果然不差。女主人给我张罗茶水，说，“路翎散步去了，他脑筋不好，走不远，一会儿就回来的。”
我坐在进屋的那张单人床上，心里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在这九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单人床，便是一张大床，床上堆着破旧的被褥，此外，便再也看不见什么了。没有书柜书桌，看不见书；看不见北京任何一个普通人家起码会有的那些必备的家具，像衣柜、箱子什么的，这真是家徒四壁。仅在门口有张小长条桌，堆放点杂物及锅、碗等厨房用具。能够想像这是曾经名声远播的一位作家的家吗？他们已沉沦在贫困线以下，属社会最底层的人家了。看看他们当时的职业，余明英在街道办的工厂缝补麻袋，月收入27元；路翎扫街，月收入15元。这样月收入四十几元的人家，北京也不多见吧？“四人帮”粉碎后才结束这种为生活所迫所进行的劳动，路翎才恢复在他的原单位剧协领取工资。
三个坚强的女性（3）
余明英很平静地向我叙说着她家这几十年的遭遇。1955年路翎被关进监牢，他们生有三个女儿，那时年纪都还小，两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她们聪敏，好学，上进心强，学习成绩优秀，可是却没有一个可以升入大学的。全被送去乡下劳动，两个远去内蒙古插队，一去就是七八年、八九年，不能上调。小女儿是最近才回来的，今年36岁，仍和父母住在一起，在果品公司当临时工。两个大女儿已经出嫁，一个在外地。那么，这几十年，支撑这个家庭，抚育孩子长大成人，给狱中丈夫以安慰和希望的，便是余明英一人了。我记得余明英年轻时是在电台做事的，从她那双又温柔又沉静的大眼睛，白净的皮肤，可以想见，年轻时也是个天使般的人物，同路翎挺般配的。而她那双手也定是柔指绕绕，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树皮般老黑僵粗的。岁月的苦难将一个人的手指磨硬了，形象整个儿地改变了。不变的或许只有那颗善良、坚强，永远忠诚、永远信赖丈夫的心。
“路翎被送进监牢以后，起初他还抱有希望，以为很快会解决问题，把他放出来。因为他在旧社会经历简单，并且还是追求进步的，1949年解放时他还不到30岁呢……时间一长，他就不耐烦了，脾气变坏了，后来就得了神经病，跟管理人员吵闹，完全不能够控制自己，身体也越来越坏，直到被送进安定医院去住院。但总是时好时坏，脑子已经很难恢复了。延至1975年才对他宣判，判决无罪释放。他坐牢20年，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帽子也戴了20年。他放出来后，那时是“四人帮”时期，还是对他另眼相看，把他安排在街道上监督劳动，扫街，每月发给15块钱生活费，这还算照顾呢！跟家人在一起，他的精神好多了，只是脑筋还是不好，记忆力不行了，说话迟钝，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但他对扫街的工作倒是很认真的，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他分管的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风雨无阻。直到最近，关系归属了原单位，他还去问，他不扫街了，由谁来接替他？那意思是，没有人接替，他还要坚守岗位。他就是这样一个老老实实、遇事一丝不苟的人，一生都没有变。”
正说着，一个穿一身黑衣服，背微驼，中等身材，胡子巴叉，满头灰发的老年人来到了门前。不用介绍，来人便是路翎。这跟当年我见过的那个路翎，怎么也连不到一起了！要是方才在街上，我肯定认不出他来。他那年58岁，脸上有深深的皱纹，动作是迟缓的。说话，也是半天想不起来一句。抽烟，表情呆滞。我提起一些往事，虽然反应缓慢，但还算是能够呼应的，尚能够与我应答几句。余明英是高兴的，说他比以前大有进步！以前有客人来，他可以一坐半天不做声呢！当他注视我时，我发现老人眼里那份善良、纯朴，似乎重又唤起我对过去的记忆。这双眼睛还是我熟悉的！只是永远消逝了青春的光芒。
明英送我出来时，她是乐观的！她明显感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党正在进行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她们这些过去遭受冤屈的人，处境一天天有所改善，往后肯定还会更好！随着境遇的改善，路翎的精神好了，脑筋也会慢慢地有所恢复。
其后几年，我常去看看路翎夫妇。他们的住房、生活待遇，都大大改善了。住房，经过三迁，而今完全恢复了作家路翎应享有的待遇。路翎的脑筋也渐渐恢复些，时有诗文发表，不久前还发了短篇新作，令人欣喜。只是在1981年，中国剧协在春末组织一批剧作家去山东农村访问，路翎也被请去，余明英陪同，这真是一件大喜事！可能由于太兴奋，可能是几十年承受的太沉重了，一旦解除，精神松弛下来，肉体反证明早已毁损却还不察，余明英在半路上，突然得了脑血栓，半身瘫痪。这几年经过治疗，也有所恢复，能勉强走路。只是脑子、手脚，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了。
本文最后，我想说的是，李克异和他的夫人姚锦。
李克异。1953年我来北京工作时，同宿舍有位比我年长的编辑，他也是东北人，与克异是朋友，常有来往。那时克异的住处离我们不远，他在工人出版社工作。因之我与克异照过几次面。那时印象，圆圆的脸，正处盛年，从气质上看，像是个厚道的人。但我跟他并没有个别的接触、交谈。我知道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朝鲜通信报告选里，那篇《不朽的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写得非常出色，刻画了真实的英雄人物，当时各报竞相转载，后来还编进了教科书。
从同室编辑的一次偶然谈话中，我知道了李克异以前笔名叫袁犀，这唤起我久远的一个记忆。那还是解放前我上中学时，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小说集《森林的寂寞》，作者正是袁犀，我一看就放不下了。至今仍有印象。小说写北方农村的生活，那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那浓郁的乡土气息，对我是全新的。小说作者好像极会创造艺术氛围。走进他用艺术的笔触创造的那个真实的世界，你就再也不会忘记。因而我对李克异又多了一层敬重。
可是不久，紧跟着反胡风的那场运动，李克异也被审查，“汉奸作家”这顶帽子，竟也飞传到我们单位。其后好些年再也读不到李克异发表的作品，只记得他出版过一本翻译的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小说《党生活者》。60年代初期，他发表了《杨靖宇》这个电影剧本，仍是显露了他的创作才气，并且表明他生活的根底颇深，尤其对沦陷时期东北地区的生活非常熟悉。他有很大的创作潜能。但因他这个人“经历复杂”，据说拍片困难。
三个坚强的女性（4）
我认识李克异的夫人姚锦是前几年的事，那时克异已经去世好几年。姚锦给我讲了好些克异的遭遇。那场运动之后，他们全家下放，离开北京，在河南、广东几进几出，最后还是落户在广东。而李克异长期患哮喘病，岭南那湿热、经常低气压的气候，显然对他是极不适合的。而克异长期忍受着，不只忍受生活、气候方面的艰难，更要忍受那无形有形的（十年动乱期间，他被无理列为“编余人员”）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而他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的初稿，正是在这极其艰苦的时期拼搏出来的，此外还翻译了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农民》。
李克异是位早熟的天才，1920年出生，16岁开始发表小说，并在东北、华北一带从事地下抗日斗争，1945年离开北平，主动奔赴解放区。我读过他二十三四岁发表的两部长篇小说《贝壳》和《面纱》，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重印。那是写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颇有韵致，别具一格，值得一读。至于青年时期他发表、出版的小说，除了《森林的寂寞》，据我所知还有《泥沼》、《时间》、《结了冰的梅》、《释迦》、《狱中记》等多种。但他一生遭遇坎坷。1946年他满怀欣喜地参加了东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回来发表过一篇反映土地改革斗争的短篇小说《网和地和鱼》，不久即遭到粗暴的不公正的批评。其后，这位作家的创作，大体处于一种受压抑的状态，难以有大的伸展。好不容易迎来“四人帮”被粉碎的大好时光，可是他的身体已经彻底毁损了。1979年5月26日猝死于写字台前，终年58岁。史诗似的长篇三部曲，仅完成第一部《历史的回声》。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影片《归心似箭》得了奖，可是他没有来得及看到。
克异的夫人姚锦，出身于京城的名门望族，几位哥哥很早参加革命，有的解放后是很有名很有地位的领导者。姚锦跟克异在年轻时相识，他们是革命的战友又兼文友。1945年克异赴解放区时，姚锦赠之以诗，表达了一个女孩子纯真的感情与向往：
掠影浮光美刹时，
凄凉情绪少人知，
萍逢如故费深思。
彩凤灵犀多似梦，
神合转令语无辞，
人间何处不成诗？
而克异在别离时，赠姚锦一本画册，并在这画册首页，题赠一首诗：
你是火焰，
不，你不是火焰；
你是火焰的色，
火焰的色如夕阳。
后来，姚锦一直等待，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李克异回北京，他们才完婚。
在李克异长期遭受生活的折磨与坎坷不幸时，姚锦始终跟他为伴，共同承担严峻的考验与超负荷的压力，并永远是他精神上的安慰者和鼓舞者！他们有一双儿女，而今都已成家立业。
克异去世之后，是姚锦帮他整理出版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及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