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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其人别看外表文静，内心却似一团火，憎爱、是非热烈分明，追求理想不息。1978年12月《人民文学》发表的《弦上的梦》，是她在“四人帮”倒台后献给读者的第一篇短篇新作，也是我读到的最早一篇以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的小说作品，这篇小说成稿于1978年6月，那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宗璞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敏感和胆识，这是非常可贵的。
宗璞的稿件送到编辑部后，最早读它的编辑是胆怯而谨慎的。他认为这篇小说明显的在政治上犯了“忌”，不好发表。复审者读后却觉得这篇小说并没有犯什么忌，如果说它贬斥、唾弃了什么，那是贬斥、唾弃了人民皆曰可弃的“四人帮”和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而赞扬了人民和青年的新觉醒。可是没有想到这篇小说送到主编那儿，他亦采取否定态度，理由是这篇小说“写的干部子弟（指作品女主角梁遐等人）不够典型”，建议退稿。我想这不过是他否定小说的一个托词。作为复审者，我和几位同事商量了，决定采取拖延处理的“策略”。过了些日子，传来天安门事件即将正式平反的消息。我们名正言顺地请示了主编，说要邀请作家开个小型座谈会，谈天安门事件的题材，组织反映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小说。主编欣然同意。宗璞的《弦上的梦》遂被允许请作家“修改”，而不是退稿。于是才有1978年12月号刊物发在较显著地位的宗璞的《弦上的梦》。这篇小说于同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张弦和《记忆》
张弦这位小说家，也是曾在1956—1957年昙花一现的作家。1956年下半年，他来《人民文学》编辑部送稿，那时英气勃勃，风华正茂。他是一家著名工业企业的年轻技术员。他送的第一篇小说稿是描写建筑工地热火朝天的生活，塑造了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女大学生形象。小说有一股健康的青春气息，表现了作者对时代的热爱和艺术才华。小说原题为《上海姑娘》，被执行主编一本正经地改题为《甲方代表》。小说一发表便被北京电影厂看中，很快改编成电影与千千万万观众见面，恢复了原题《上海姑娘》，张弦一举成名天下知。成名带来了灾祸。年轻的张弦被划为右派。
1979年春天，我在北京一个文学界的会上见到了王蒙，王蒙给我通个信息，他说张弦在北京，手上有作品，你们快去找。
编辑很快拿到了张弦的新作，但是久不见他将稿子提出来，我有点着急，遂催问他，他说准备退稿。我大吃一惊，我吃惊的是一向写作严谨的张弦，难道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郑重交给《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竟不够刊用水平吗？我要来原稿读了，不禁又吃一惊。吃惊的是这篇题为《记忆》的小说写得如此之好，正可以做本期小说的头条。
只要闭上眼睛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作者笔下那位刚走上工作岗位，天真、热情、纯洁的年轻姑娘的形象、细节：
他要接见一批新分配到电影发行公司的青年学员。一上了楼，就见小会议室门口站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扎着一对“小扫把”辫儿，腼腆地向他迎来。羞红了的圆脸上，露出一对深深的酒涡。当秦慕平正要伸出手来同她握手时，她却蓦地一扭身，向回跑去，发出一串纯真的笑声，喊着：“部长来了，大家快坐好！”
热爱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善于生动、传神地捕捉瞬间即逝的美，这或许正是作家张弦艺术素质、艺术灵气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样一个天真、单纯、可爱的小姑娘，却因为在放映电影时几秒钟的偶一失误，颠倒了电影胶片中的领袖像，而自己人生的命运被颠倒了几十年。这是过去发生的悲剧。而小说更从一个做了这样错事的党的领导干部（市宣传部长）的角度进行反思：
是的，记忆是一样好东西。它能使人们变得聪明起来。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记忆中，不应保存自己的功劳、业绩，也不应留下个人的得失、恩怨。应该永远把自己对人民犯下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牢牢地铭刻在记忆里，千万不要忘记！……
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不能不说这篇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小说在《人民文学》1979年3月号发表后，同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记忆》肇始，随后数年，张弦陆续发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银杏树》等短篇佳作，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写上述佳作出世记，涉及了某些当事人一时对某个作品的错判，这是对事不对人的，还请原谅。笔者自己的编辑生涯中错判作品的事也有之。之所以直陈而没有采取回避态度，是想显示，经过十几年的禁锢，人们的思想要回复到实事求是的轨道，需有一个过程，有时对一个作品的错判也是难免的，并不奇怪。由此也可知，佳作的出世在作者和编者都经历了“阵痛”或对“产房”的审慎考虑。
茹志鹃
——《剪辑错了的故事》
茹志鹃发生全国影响的作品，是1958年在《延河》发表的短篇小说《百合花》。这篇感染力强，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佳作曾遭好几个刊物退稿，而《延河》的编者慧眼独具，发现了这颗艺术明珠，这是很值得称道的。但是如果没有茅盾先生亲自写文章充分肯定、大力推荐，《人民文学》转载该作，女作家茹志鹃的名声也不会在全国范围内那样迅速扩大，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波。
《百合花》无疑是茹志鹃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在时间之河的流逝中能够留存下来的一篇作品。《百合花》究竟有什么特色呢？茅盾先生一语道破，说它的风格“清新俊逸”。风格即是人。风格造就了茹志鹃这个作家；有了茹志鹃其人，才有她作品这样清新俊逸的风格。我读《百合花》感觉最迷人的是弥散在作品中的那种青春气息：青春的战争（一场摧枯拉朽、充满蓬勃朝气的战争）、青春的人———枪筒里插上几枝树枝、野花，见了女人腼腆、害羞，却为正义英勇献出了年轻生命的那个“大孩子”、通讯员；那个“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长得十分俊美的年轻新媳妇。为战争她慷慨地献出自己唯一的新婚花被，后来又将这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沉稳地盖在了牺牲了的通讯员遗体上；还有不应该忘记的，作品中的“我”，那个聪敏、内秀，潇洒、大方，“清新俊逸”的年轻女文工团员的形象。不知怎的，这个形象留存在我脑子里的印象之深，一点不亚于那个小通讯员和年轻媳妇。所以，我一直将《百合花》这篇小说当作青春的诗篇去读。青春是天真的，纯洁、美好的，青春是花是诗，是如火的热情，我想这就是作品永久魅力所在。后来我读作家的短篇《高高的白杨树》、《阿舒》等仍感受了这种迷人的青春气息。要知道，50年代写短篇小说，有青春气息的作家，除了路翎（其代表作为《洼地上的“战役”》、《初雪》）、王蒙、方之（其代表作为《在泉边》）等几位，不能说是很多的。而这样写青春之天真无邪之美之可爱，又常常犯忌，被误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感”的宣泄，这就是为什么《百合花》在发表之前屡遭退稿的一个原因。
我受命去看茹志鹃向她约稿，是在她发表《百合花》后的次年。那时我除了知道她是作家还知道她是我的编辑同行，而未见其人。在读了《百合花》后已将她本人的形象诗化，我想像她肯定是个“俊逸”不凡的人。我怀着忐忑不安有几分畏缩的心情到上海淮海中路附近一条弄堂里去访她。我走到一处极为普通的弄堂院中，见一扎着围裙微胖的中年妇女坐在门前台阶上正低头洗一大盆衣裳。我问：“你知道茹志鹃住哪儿吗？”她忽然站了起来，说：“你找茹志鹃吗？我就是。”又急忙擦干了被水浸泡得通红的手。这时我才看清她那白净却很平凡的面容，无论如何同我想像的是大不一样。她平凡的容貌尤其是她平凡的生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想，也许正是她这种普通人的平凡，使她能深入战地、农村、工厂、车间、里弄，跟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并亲近其心灵、性格，不断激发自己创作的灵感。事实上，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茹志鹃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新作，有些就是以街坊、里弄的大妈、婶婶作为描写对象的，并且再次取得了成功，如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如愿》、《静静的产院》等短篇。而在写作风格上，她也有了变化，由诗化的抒情风格一变而为细腻的心理刻画与叙事。作家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风格的不断变化、发展是很自然，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作家自身人生阅历和感受、思考方式等的变化，一方面是客观现实生活、描写对象等发生了变化，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作家创作风格的改变。如果停滞不变倒是十分奇怪的事。
改革、开放的最初年月，70年代末期，茹志鹃有两个短篇列入获奖短篇的候选名单，这就是发表在《收获》上的《草原上的小路》和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两篇各具特点。《草原上的小路》刻画人物见长，思想内涵也颇有独到之处，丝毫未将粉碎“四人帮”后的现实（人们的心态和人际关系）简单化。《剪辑错了的故事》是1979年初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女编辑杨筠推荐给我的。随即在该刊1979年第3期发表。它构思新颖，提出的问题深刻。这是一篇重新估量和思考“大跃进”时期的现实的小说，它将现实（“大跃进”时期）和历史（解放战争时期）、现实和梦幻（未来反侵略战争）交错、对比起来写，通过一个普通农民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干群关系、干部作风和“大跃进”时期的干群关系、干部作风强烈对比式感受，尖锐地批评了“左”的指导思想下的“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等等对国家、社会的危害。它不仅导致物资匮乏，而且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不能不使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发生忧虑，不能不热烈呼唤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好传统、好作风快快回来！茹志鹃仍保持她那抒情和叙事、明快和细腻结合起来的作风，人物和背景真切而生动；不过在这篇新作中更见出她文笔之凝练、犀利，观察和思考之深。在当时出现的一批反思和批评过去的作品中，《剪辑错了的故事》无疑应属上乘之作，也是作家们在新时期重新认识和再现现实的一篇“潮头”作品。在全国优秀短篇评委会评委们的讨论中，茹志鹃的《草原上的小路》获奖呼声仍高，得票不少。不过在年度评奖中，作家的作品只允许一篇得奖。评委们经过一番权衡，遂对《草原上的小路》割爱，而取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