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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的一件事是，这两篇以巴金先生的名义发出的文稿，有很多报刊转载。而转载后，每次寄给巴金先生的稿费，病床上的巴金先生都细心地嘱咐女儿再转寄给我。每回收到这转寄过来的稿费，我心里总是激动不已。巴金先生一生辛勤劳动，他也非常尊重别人的劳动，尽管这劳动是微不足道的。但从这极细微之处，不也见出先生的人品、风格、精神吗？
雪峰（1）new
你见过昆仑雪峰吗？它冰清玉洁，耸入云霄。它当然是中国的脊梁。它是遥远的，即使你看见它近在眼前，你要到达它跟前，还得有漫长的旅程，更不用说你去攀登，那是更加不易的。它多半的日子处在寒冷中，风刀霜箭严相逼，然而它的峰顶却巍然挺立，终年积雪不化，那个地方是纯净的，绝少空气污染。但它又是慷慨的，不知疲倦地供水给数不清的江河湖泊，让它们去为人类造福。雪峰，让我想起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这个人是许多人熟悉的。
我第一次见到冯雪峰同志，是我刚来北京不久，1953年1月31日，去听他作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讲演。他穿着朴素，神态从容自若，满头华发。这个沟通党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曾做了无人能替代的有益工作的人；这个鲁迅先生当年器重的青年；这个在中央苏区时，很受毛泽东尊重，常向他“讨教”的友人（那时毛泽东最好感，引为朋友的知识分子有两个人，一为瞿秋白，一为冯雪峰）；这个被丁玲赞为她最欣赏的男人。这不就是雪峰吗？
雪峰那个报告，我至今留有印象，他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仍是基础。所谓教育作用，并非抽象的说教，它离不开真实的反映，离不开塑造性格化的人物，恩格斯特别讲到这一点，这不仅仅是从创作方法上讲的。第一，从美学上讲，不性格化是不行的，第二，从认识上讲，要现实主义，这是真实，写典型要个性化（无论哪个人身上都有典型性，只是存在差别），没有个性的典型性是公式主义———“稻草人”。这样的作品不能反映现实，从真实上要求没有达到，当然也难实现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那时我学做文学编辑不久，觉得雪峰论述精辟，击中了盛行一时的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要害；他对创作者的要求是高的，他要文学工作者研究、思考创作现状，不宜盲目自满，不求上进。
雪峰是文化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数的几个人之一，且在历史上有过大功（如1936 年受党中央派遣从陕北瓦窑堡到上海，传达新的精神，重建党的工作），传说他40年代到达重庆，周恩来曾同他热烈拥抱。这样一位级别、待遇高的干部（1951年，在毛泽东、周恩来关照下，冯雪峰调来北京，以副部级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1953年，习仲勋取代陆定一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胡乔木任管文艺的副部长，他们希望雪峰参加文艺领导工作，遂调他兼任全国文协（作家协会的前身）党组书记，并兼《文艺报》主编，配有专车。据我所知，他仍是纤尘不染，一介平民姿态。现在的人很难相信，他经常不坐小车，穿着一双青布鞋，步行上班。那时他住在苏州胡同，离“作协”所在地东总布胡同不远，也不近。像他这样的领导人，在文艺圈子中，当年可说是绝无仅有。他的一位亲属最近对我说，雪峰最看不惯的是文艺界那些爱端架子摆谱的领导人和某些个知名作家。有回一个党员名作家坐着小车去看他，此人上车下车都要等待司机给他开门。等那作家的车一开动，雪峰就大声骂娘了。他还看不惯的是有些人进城了，就丢掉“糟糠”妻，换上洋学生老婆。他认为这类现象至少不符合党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号召的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精神。雪峰是性情中人，他的这股闷气无处宣泄。正好这时陈涌批评了萧也牧的新作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说它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感情。这是1951年的事情。那时《文艺报》的主编是丁玲。丁玲问雪峰看过萧的这篇小说没有，雪峰说读后感觉不好，主要是作者写那男主角对待其妻、一位劳动妇女的嘲讽态度不大对头，这是他一向反感的男性对女性的侮辱人格，说重一点，有点“玩弄”的味道，这是中国以前某些封建士大夫惯有的低级趣味，也使他想起进城后抛弃 “糟糠”妻的那些人们。他认为陈涌的批评不够准确，难道小资产阶级都是那样对女性取侮慢态度吗？于是丁玲要他给《文艺报》写篇文章。雪峰用一个普通读者口气，写了篇文章，署了个化名，他要求对作者真名保密。他在文中说，这不是文学专家的批评，他其实是在写一篇社会批评文章。雪峰通过批评萧也牧作品，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地对那些重返大城市，回到十里洋场的“登徒子”们大肆挞伐。但是这有点过火的敲打，毕竟首当其冲地落在萧也牧这位创作上还颇有势头的作家身上，又恰在批评电影《武训传》问题，对文化界的敲击之后，其延伸的后果，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始料所不及了。雪峰向来反对简单、粗暴的文艺批评。这篇偶一为之的文稿，后来被人说成“打棍子”。但对雪峰来说，这表明他作为一个纯洁的共产党人，在新国家初建时期，眼睛里容不得他感觉的一粒沙子。
1954年，发生了毛泽东出面支持两个小人物写的文章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毛要求《文艺报》转载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主编冯雪峰字斟句酌，与胡乔木商量，亲自写了篇按语：“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当年读了《文艺报》这篇按语，很多人觉得它是实事求是的，既适当肯定了小人物的研究，又还指出其不足。今天读来，仍感觉雪峰坚持了求是的精神。但是谁也料不到的是毛主席对《文艺报》主编、曾经是他老友的雪峰却非常严厉。他让《人民日报》的人写文章《质问〈文艺报〉的编者》。毛在审稿时加了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文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雪峰只能作检讨：“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但毛泽东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认识，嗅觉很灵。”毛在其给政治局委员的那封信中说：“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雪峰也只好作如是的检讨：“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俘虏。”
雪峰（2）new
我曾不解，毛主席为什么对文艺界人们很尊敬的冯雪峰这位老同志如此严厉？但反右到来之时，中央宣传部（自1954年起，陆定一复职宣传部长，周扬作为中宣部副部长之一，1953 年下半年重新分工管文艺，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下发供内部使用的，一批被认为有右派错误言论的著名文化人的言论集中，16开铅印厚厚一册供批判用的《冯雪峰言论》赫然在其列，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它收录的雪峰40年代发表的一批文艺和社会评论文稿，可以看出上边意图的一些端倪。其中一篇雪峰用“画室”笔名发表于1946年1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上的短文《题外的话》，是很犯忌的。雪峰写道：“我觉得对文艺作品有两种不妥当的看法或说法，现在还很流行。其一是说，‘某一作品虽缺乏艺术性，但政治性很强。’其二是相反，说：‘某一作品虽然没有政治性，但它的艺术性很高呀。’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应该放弃了……其实，如果有谁对说的人认真地反问道：‘什么是先生所说的政治性？’只要一连反问三次，恐怕说的人也会不知所答的罢。实际上也的确很难回答，———在具体的文艺作品，离开‘艺术性’的‘政治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既然发生‘政治性’的效果，为什么又没有‘艺术性’？同样也可以反问道：‘什么是艺术性？’也只要一连反问三次，说的人也会怀疑自己的‘艺术性’来罢。是的，就有‘虽然没有政治性，但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但那是怎样的艺术呢？果真没有‘政治性’吗？”雪峰的正面看法是，“对于作品不仅不要将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分开，并且更不能从艺术的体现之外去求社会的政治的价值。对于社会的政治的东西之艺术的体现或生产有高低，因此艺术价值有高低，因此社会的或政治的价值也有高低。所谓政治的价值（或革命的价值），一般说是社会的价值，不是狭窄的而是广义的，这须对象是艺术的（无论水平的高低总须是艺术的）作品，即指那作品带来的一切意义之总和而说的。这是作品的客观价值。从艺术方面说，这就叫艺术的价值，因为它是必须从艺术产生的，必须借艺术的方法、机能的力量所带来的。而假如艺术不能带来所说的社会的价值，则它又有什么‘艺术价值’呢？反之，艺术水平或艺术手腕虽不高，但它分明属于新生的发展中的艺术，反映着社会生活，则在肯定它应有的社会价值的时候，为什么不也同时肯定了它的艺术的价值呢？但这样的看法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性’，‘艺术性’去了结问题了。”雪峰作为文艺理论家，深刻地阐明了文艺作品“不能从艺术体现之外去求社会的政治的价值”的道理，反对了那种“政治第一”、将文艺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贴标签式、简单化地截然分开来看的论点。这对科学地分析文艺作品的社会政治意义和艺术性，显然是有帮助的。但它立即遭到带着延安整风精神来到重庆的何其芳的批评。何在1946年2月9 日至10日发表于《新华日报》的《关于现实主义》文章的第三部分，认为文艺作品可以从政治性与艺术性这两个方面来考察，而且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的，而雪峰为何要说它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呢？
当然对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神圣权威讲话，在很长时期，是不容有任何怀疑或异议的（只是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胡乔木才代表党中央宣布，往后不要再提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要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改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何其芳直指雪峰的反问是针对了毛主席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