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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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第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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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臧克家,写作了一辈子,勤奋了一辈子。他阅读前人的各种作品,阅读古人诗词,是极勤奋,极肯下功夫的。他幼年、少年时,就能背下多篇古文、古诗词。而到了老年,他学习古文、诗词的热情,丝毫没有倦怠。有一次,我去他家中,他拿出一册古人著作给我看,只见上边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圈点,写满了读后心得。这说明他读书极认真,治学态度严谨。古人有云:“梅花香自苦寒来。”诗人的新诗,旧体诗为什么写得那样凝练娴熟,意境深远,这跟他读书多,对古典诗词有很深的造诣是分不开的。 
  诗人以77岁的高龄“只计前程不计年”,现在还经常是清晨三四时就起床写作或读书,这种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诗人1976年写给一位作家的诗,正好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一年无暇日, 
  五更作黎明。 
  白发映墨迹, 
  孤灯是良朋。 
  思绪千万缕, 
  心血似潮倾。 
  大著何时竟? 
  寸阴共天争! 
  与人异苦乐, 
  佳节少闲情。 
  这种“孤灯是良友”、“佳节少闲情”,终年勤奋,寸阴必争的精神,正是任何一个有为作家,创作上屡结硕果的必要条件。 
  写于1981年 
  (载山东《柳泉》杂志)   
  萧乾一句话   
  今年开春,萧乾和冰心两位受人尊敬的作家,先后走完了他们漫长的人生旅程,辞别了这个令他们留恋又充满忧患和变数的世界。我认识萧乾很早,有几年在同一单位工作。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我亲睹了他被人算计,遭围攻,挨批斗的惨景。他本来是很礼遇地被请来工作的,身兼一权威大报的文艺顾问和一文艺杂志副总编,可是短短几个月“蜜月期”过去,他被扔了出去,遭痛整一阵后,发送到底层劳改。数年后,他从劳改地返回,到另一单位做外国文学翻译和编辑工作。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又逢“文化大革命”台风席卷神州大地。仲夏天,他被逼服安眠药自杀,幸被好人救活,拣回宝贵的生命。1969年,下放干校劳动,恰好我们又变为同学、邻居。他也是全家都去了,子女在干校办的中学上学,是我伴侣的学生。我常见到萧乾,这样一位在欧洲大陆亲自现场采访过“二战”,见过大世面的中、外名记者,著名作家、翻译家、文学编辑,而今常穿一身灰扑扑的旧棉袄,显得十足的土气。见了熟人,总是客气地面带笑容。没事则孤寂沉默地蜷缩一边。那年月,这个温厚、善良,才气十足,阅历丰富,一肚子学问文章的人,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幸而他进入老年逢上了改革开放年代。在这最后二十年,他深知时间紧迫,虽说身体渐趋虚弱,有好些慢性病,有时也突发急病,濒临危险,但他不惧怕,从容对付。他深知不惧死,方能活得更清醒,有朝着目标前进的动力。这相对平静的二十年,他做了许多事,写、译了许多好文章和书,为他心爱的国土和乡亲,献出自己最大限度的、最后的奉献,如每天他有规律地争分夺秒地工作,与夫人合译世界现代文学名著、极难翻译的长篇《尤利西斯》。他终于做完自己计划做的事,像一只终生劳碌的工蜂,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他不愿有太多外界的打扰,这些年很少去看望他。只是在我主编《传记文学》杂志时,有一两次去打扰他。虽说接触时间不很长,但印象甚深。那是1995年夏日某天,我坐在他家小客厅里,不记得怎么谈起了他的冰心大姐和巴金兄长。冰心大姐长他十岁,巴金大他六岁,他是他们最爱的秉乾小弟。萧乾是北京一个贫苦蒙族子弟,青年时期,他就结识了住在北京的冰心,她成为他亲近的长姐。几十年,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在冰心面前,他什么话都可以倾吐;冰心也以一个最知心的大姐善待小弟,形成他们长期心的投契,深深的姐弟情。在三四十年代,巴金是青年作家萧乾作品(如《梦之谷》、《人生采访》等)的主要支持者、编辑、出版者,某种程度,也是他写作生活的指点者、出主意者,这是友情的写作与友情的出版的关系,是多么难得而可贵啊!所以巴金和萧乾的关系,也是心的投契,情同手足。这样的友谊,不会因时移世易,气候变化而改变。特别是共同经受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民族大劫难,这友情的分量,更见凝重了。而今他们都到了老耄之年,还是常常互相牵挂。那天在他的客厅里,萧乾对我说:“冰心、巴金,他们是人民的良心!” 
  这话讲得多好啊。回去以后,我思索良久。在“左”的路线结束,拨乱反正年月,巴金一篇又一篇“随想录”,通过对亲人、朋友、往事的怀想,揭橥极“左”路线的罪恶,同时真诚地反省自己,启示人们分辨美丑、善恶、邪正,不要忘了“文化大革命”悲剧,呼唤人性和理性时代的到来。巴金表达的正是人民的心声,因之他在读者中享有非一般作家可比的崇高的声誉。 
  冰心也是一样,她是非、憎爱分明,邪正分明,弱而强,柔而刚。很久以来就是这样。这是她的特性。外界读者,对她印象深的是她的清新、优美的散文和儿童文学作品,对爱和美的倾吐。而了解她的人,知道她强烈的正义感和刚性。鲜为人知的是,她在二战以后,随夫君流寓日本,就为将要诞生的新中国做了不少工作,随后于1951年与夫君携儿带女,回归她热爱的祖国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拼命想整他们,周总理传了话,作家协会好些人才知道冰心老人真实的过去。萧乾讲“冰心是人民的良心”,这是深切了解他的这位大姐,才对她有这样准确的评价。 
  1999年3月5日写 
  1999年3月19日改定 
  (载《文艺报》1999年4月第31期)   
  回忆邵荃麟(1)   
  人到了一定年纪,经历的事情多了,许多事情就会淡忘。对接触过的人,也是如此。但是有些人和事,却顽强地在你脑子里萦回着,想忘也忘不了;越想忘记,反而更会牵动你的心,使你越发苦恼。我对宽厚善良的长者、以前文学界的杰出领导人之一———邵荃麟同志的记忆就是这样。我在他面前是个晚辈,只因为工作关系,在建国后的若干年里有机会接近过他,亲身受到他的熏陶。我对他是很尊敬的。后来他遭受不公正的批判与劫难,我也参与了所谓“揭发”、“批判”。多少年来,我一直为此而深感愧疚与痛苦。前天晚上,我梦见了他,仿佛是我就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去请教他,得到了他非常亲切、中肯的指点。醒来我对自己说,我要写一篇关于这位长者的回忆,现在是时候了。 
  我是1953年初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下半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以后,文协改称作协,邵荃麟同志来担任党组书记兼《人民文学》主编。荃麟,我早闻大名,他在香港主编的《大众文艺丛刊》及撰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重要论文,解放前后在内地有广泛的影响。我知道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但接触之后,出乎意料地觉得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兼做发稿和美术工作,每月至少有一次去东总布胡同22号楼上荃麟同志家里送、取清样。每一次去,荃麟夫妇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他的夫人葛琴同志每次都给我沏上一杯碧螺春。一开始,我发现荃麟有一种非常严谨、周到的工作作风。他对编辑部已经层层传阅过的清样,依然认真看待,对作品的语言文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要求很严格,总是反复推敲,亲自删改。有一回送去的是位名家的小说。我发现荃麟把作品的后半部删掉了几十行,心想这样大动,会影响页码版面,又得去印刷厂费一番口舌。但话未出口,他就指着清样对我说:“这些地方都是该删的,编辑部为什么不删?这位作家我了解,不要紧,我向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每次发觉清样上有错误,他就这样严肃地、不留情面地指出来,并且批评编辑部,好像编辑部的听众都在场似的。 
  但更多的时候,我从他身上体味到的是那种宽厚的长者风度。对待作品和作家,他的善意和爱才之心是一贯的。 
  他到职之后,在改组了的《人民文学》编委会里,胡风任编委。每次开会,荃麟总要关照编辑部的人去请胡风,并让他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不要使他感觉到对他有什么不同对待(那时报纸上已有文章批评他的文艺思想了)。胡风写了歌颂志愿军的文章《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又写了歌颂祖国的诗《睡了的村庄这样说》,荃麟均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还有胡风派的有才华的作家路翎,到抗美援朝前线深入生活,接连写出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初雪》、《记李家福同志》、《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等等。荃麟把这些作品安排在《人民文学》较显著的地位上,有时是头条。从1953年至1954年上半年几乎是连续发表的,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响。这当儿,编辑部经受了不小的压力。有人指责编辑部“倾向上”有问题,“重视国统区来的作家,不重视解放区的作家”云云。荃麟坚定地执行党的鼓励创作、广泛团结作家的政策,不为这些舆论、压力所左右。大家都知道他是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最早写文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评论家之一,但他在编辑部反复地对大家说:胡风和其他一些人的文艺思想,错误归错误,但他们写了好的作品还是应该受到鼓励,还是应该发表,这应该区别开来。不应该排斥他们,相反地,应当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像路翎一样,深入抗美援朝前线,为人民写出好的作品来。时间过去了30年,荃麟同志这些鼓励创作、爱护作家,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品的话,仍然清晰地萦绕在我耳边。 
  全国第二次文代会的召开和作协成立,正是在荃麟主持工作期间。这之后,作协成立了创作委员会及下属的理论批评、小说、诗歌、儿童文学等各个小组,学术讨论变得活跃起来,经常起来。记得那时讨论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古典和民间文学研究中的问题,还讨论过苏联作家安东诺夫和波列伏依的作品。对杨朔同志的长篇新作《三千里江山》,开了三次讨论会,展开了不同意见的热烈争论,荃麟亲自做小结发言,充分肯定了作品的长处,并就作品在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缺点进行了详尽中肯的分析。大家感觉这样的讨论会,对创作和评论确实都有帮助。正像荃麟说的:“我们在这里不是消极地来批评作品;而是应该以热情的、积极的、严肃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作品,使作者在讨论会上得到亲切有益的帮助。”讨论中有人提到对《三千里江山》应该肯定或否定的问题,他说:“我想最好不要这样简单地来提。我们讨论,应该是具体地分析作品,指出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还不够,哪些地方有缺点,而这些缺点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说,“讨论不是简单地、笼统地来表示肯定或否定就行了,因为给作品来打分数是不可能的。”多么民主、平等的工作作风啊!多么严肃、认真而又切实、友善的批评态度和方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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