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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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第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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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坛伯乐秦兆阳(2)   
  以《在桥梁工地上》发端,随后秦兆阳又发表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上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耿龙祥的《明镜台》等作品,在正视现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复杂矛盾方面达到了新的深度,形成了新的文学浪潮,对贯彻双百方针,促进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人民文学》因而受到人民特别是青年的热烈欢迎,短短时期内刊物销数增涨了将近一倍。当然这新的文学浪潮很快被打了下去。编者秦兆阳和作者们“蒙尘”二十余年。但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沉冤得以昭雪,作品成了“重放的鲜花”。 
  在发现人才和对创作中健康的新倾向的大力支持上,秦兆阳堪称有胆有识。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胆”是建立在正确的“识”的基础上的。而正确的“识”从哪儿来?是建立在对生活真理不断的思索和探求之上的。秦兆阳是这样一个勤于向人民的生活学习,勤于观察、思索的人。在观察、思索中,他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建立了热烈分明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情感。因而刘宾雁等人的作品一来,他能从人民的需要出发,迅速地、准确地抓住它们的新颖、优长之处,而大胆地、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肯定。可见,没有学习、观察、思索,就谈不上有正确的“识”,更谈不上“胆”。常见有的同志,在编辑工作中自以为“大胆”、“敢放”,思想“很解放”,但他们缺乏正确的“识”,更谈不上正确的观察与思索。“思想解放”而不用思想,结果放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们的文学运动“帮了倒忙”。这不叫“大胆”、“思想解放”,而只能说是不负责任地瞎干。这种不负责任的“大胆”,不能说是有胆有识。 
  看不见的工作 
  一般新作者初次写成的作品,总难免有幼稚、不够成熟的地方。有的是思想敏锐,但艺术不足;有的是艺术还可以,而思想有偏颇之处;有的思想、艺术都有些缺陷。一开始就思想精深、艺术老练的作者,实在不多见。新作者的作品还有个特点是往往优点和缺点掺和一起,不大好分割。编辑收到这样有缺点,但有思想、艺术闪光的作品,既不能求全责备,因为它有缺点而看不见它的基本优点、基本长处,轻率地予以否定;也不宜放弃思想、艺术上应有的要求,明明可以争取改好的地方,也予以迁就。有时一篇作品,恰好就是思想上或者艺术上缺少那么一点点什么而不完善、上不去。这就需要具体的指点、具体的帮助。譬如登山,在最难登的那几步,需要有经验的人拉一把,扶一下。需要细心地肯定作品的优点、长处,具体地指出缺点、不足,这样新作者才有所遵循,不致迷失方向。可以说,没有中肯的意见,必要的修改,有的作品就发表不出去。秦兆阳在具体帮助新作者修改作品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小说家,他懂得小说艺术的规律,晓得创作的甘苦,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构思,因而提的意见往往切中要害,对作者帮在点子上。而作为编辑,他又能以较宽阔的视野对作者提出要求,使作者尽可能跳出个人的一些局限,从更高、更宽广的角度思考作品的问题,而这正是作者十分需要的。他有时把作者请到编辑部,当面交换意见,既具体又有条理地分析作品的长处和不足。有时写出长达几页十几页的意见,寄给作者。等到作品经过作者修改基本可以用了,秦兆阳又帮他们做文字上的修饰、润色。记得林斤澜的《台湾姑娘》,李威仑的《爱情》,杨大群的《小矿工》,都是作者接受秦兆阳提出的中肯意见,对作品修改后,在发表时达到了较理想的水平。 
  一篇好作品发表后,发生广泛社会影响,引起人们注意,这是作为这篇作品的编者最高兴、最感欣慰的事。但是编辑对作者所做的工作———从发现他的作品到提意见修改到最后润饰定稿———所付出的心血,则是看不见的,往往不为世人所知。 
  要修改作者稿件,当然应该尽量做到细致、周全,尊重作者原意,最好不要“越俎代庖”。然而就是最高明的编辑,总难免有失误的时候。错了不要紧,接受教训,改了就是。但在秦兆阳的编辑生涯中,却有因修改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公开挨批评、挨整的事。这件事情背景复杂。做此决策的人,也难以完全承担责任。但是过火的举措总难以服人。当时就有一些读者、作者为编辑鸣不平。有的投书说:“编辑改稿有一百篇是对的,人家看不见。为什么一篇的‘失误’就得公诸社会而‘大动干戈’呢?” 
  牺牲精神和事业心 
  秦兆阳是个小说家,他在建国初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幸福》、儿童文学《小燕子万里飞行记》,显露了自己的才华和独特风格。其后发表的《农村散记》清新、俊逸,充满生活的诗意,更是脍炙人口。他被誉为写农村生活的能手。但在建国以来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工作需要,他主要是干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写小说只是业余的。在他担任小说编辑的建国初期,那时创作还很不活跃,老作家对新生活的适应有个过程,解放区来的作家大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写作的时间少,青年作家还没有起来,但又要求刊物发表“示范性的作品”,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从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发现有希望的苗苗,精心修剪,使它们能见诸版面,以度困难局面。后来担任《人民文学》的执行主编,他更是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日日夜夜,看稿、改稿,接待作者,筹划刊物的改进。这不能不常常是以牺牲自己的创作为代价(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那时他不到40岁,正当盛年,他把最好的年华,旺盛的精力(虽则他那时患有胃病,也常常是带病工作)、才智,献给了文学编辑工作,献给了广大青年业余作者。   
  文坛伯乐秦兆阳(3)   
  一个知名作家、有才华的小说家,牺牲自己的创作,倾全心于文学编辑工作,为作家、读者服务,为发现、培育文学新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求名、不求利,甘当无名英雄,这种精神、风格是可佩的。没有无私的精神,高尚的品格,是决然做不到这点的。 
  光是牺牲吗?秦兆阳不这样看。他是以人民文学事业为重。文学编辑工作也好,创作活动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人民的文学事业,是人民需要的事业,而不是个人沽名钓誉,“功成名就”的手段。既是人民需要的事业,不论编辑也好,创作也好,他都全心全意干下去。他从不把创作和编辑对立起来,好像创作“高人一筹”,编辑“低人一等”。创作者和编辑者本来是互相需要,应当做互相提携、相得益彰的朋友。创作和编辑也可以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也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例如他个人就有这样的体会。当编辑部有的年轻同志不安心编辑工作,不安心看稿时,秦兆阳回顾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最初也不会干编辑工作,由于事业的需要,他干了。他努力钻进去,逐渐摸索看稿的规律。从阅读大量来稿中,学习着提炼、分析一些问题,经常苦苦思索。为了提高分析、思辨能力,又必定要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文艺理论。这种对来稿的分析、思索,也是对创作问题的分析、思索,同时也是个学习过程,从而提高了对作品的分析、鉴别能力,提高了编辑水平。他有感于稿中一般化、公式化的现象严重,便以来稿为实例,写了一系列批评、分析文章。(这些文章以“策”或“秦策”的笔名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出版,50年代在青年业余作者中很有影响。)因为编辑水平提高了———对作品的分析、鉴赏力提高了,审美标准提高了,对自己从事创作大有好处。当他1952年第一次离开编辑部,下乡去体验生活,很快就写出了一组风格新颖、构思别致,生活气息浓郁的《农村散记》。秦兆阳说,要是没有在编辑部几年工作中对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批评,对艺术规律的钻研、学习,从学习、思索中得到了提高,他不可能写出《农村散记》。反过来,创作水平提高了,对创作的规律学习、了解得深入些,也有利于做好编辑工作。秦兆阳这些意思,我觉得对做好编辑工作,对从事创作,都有启发。 
  远 见 
  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秦兆阳署名何直,在题为《欢迎文学战线上的新的主力军》的文章(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3期)中写道: 
  “在我国文艺路线的阵地上,新的战士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涌现出来了!而且将要更多更好地涌现出来!” 
  “我们的文学运动是以空前速度在蓬勃发展着。但是,我们文艺队伍的扩大的速度,比起人民的需要来,还远远地赶不上。” 
  “优秀的新作家,好的作品,不断地涌现,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趋势。一个有作为、有远见的编辑便要看到这种趋势,并以自己毫不放松的努力去促其实现。” 
  我粗略统计一下,1956年(这一年大部分时间是秦兆阳担任执行主编),《人民文学》发表的50篇小说,有半数是新作者写的,好些作品很出色,发在头条地位。这一年的评论、诗歌方面的新作者,在版面上出现的也不少。新人的出现是如此众多,如此活跃,这当然跟当时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气氛分不开(这一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但也跟编者在正确认识基础上的主观努力分不开。“文化大革命”前,在《人民文学》出刊十七年的历史上,新人的作品,像1856年那样,质量如此突出,数量如此之多,留给读者的印象如此之深,那是绝无仅有的。 
  秦兆阳在编辑工作中是掌握着这样的选稿原则:对名家宁可严一点,至少不降格以求,对新人稿件,则相对宽一点。因为他们写作经验不足,信心不足,特别需要鼓励。随着写作实践增多,水平提高,渐渐地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中全会以来的这几年,文艺刊物空前活跃(有的刊物专门发表青年新作家的作品,面向青年),新人辈出的事实,更加证明了:重视发现、培养文学新人,是有远见的做法。 
  写于1983年 
  (载《当代文艺思潮》杂志)   
  “皱眉的”和“微笑的”(1)   
  ———杜鹏程和王汶石 
  杜鹏程最近离开人间而去了。他是1921年生的人,活了70整。但给人的感觉,好像活得太短。现在有些七老八十的作家、艺术家仍健在,他为什么去得那样早呢? 
  杜鹏程比他的同龄人、作家王汶石成名早一点。他1954年出版了轰动世人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它以表现战场上英雄人物之阳刚壮美引人注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写战争的一部最好最有影响的小说。 
  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是杜鹏程、王汶石小说创作的高潮期。王汶石以一篇小说《风雪之夜》而使人瞩目。紧接着在1957年、1958年发表了《新结识的伙伴》、《大木匠》等等传诵一时的作品,他以写短篇小说为主。60年代初期的困难时期又发表了《沙滩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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