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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赶任务”
1958年下半年某天，《人民文学》杂志负责人陈白尘打电话给老舍先生，请他就当天《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写篇“表态”短文。老舍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并且分管《人民文学》的工作，这样说来，《人民文学》的负责人无疑是他的下级；但老舍又是非党人士，《人民文学》的党员负责人，请他就党报社论写稿，无疑他会把这看成是响应党的号召，他一般不好拒绝，而十之八九要去努力完成的。果然第二天，老舍送来他的短稿。
评论组的编辑立刻将稿件呈送陈白尘。白尘看完稿后，有点哭笑不得地对这位编辑说：“老舍先生搞错了，我是想请他就《争取文学艺术的更大跃进》这篇社论写，谁知他写的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既然这样，文章发还是发吧。”原来那天《人民日报》有两篇社论，一篇发在第一版，是陈白尘说的那篇社论，一篇“藏”在第二版，是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的，这一点，恐怕连陈白尘也没留意。而老舍先生不知出自什么考虑，他选择了就第二篇社论发表感想。
像老舍、曹禺这样的大作家，也包括像陈白尘这样有影响的剧作家，无法拒绝接受带政治性的任务而去“赶”，据我所知，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这类事情时常发生。例如曹禺为配合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写了多幕话剧《明朗的天》，60年代为了提倡“卧薪尝胆”精神，写了多幕历史剧《胆剑篇》。60年代，喜剧作家陈白尘接受任务写正剧《鲁迅传》（电影剧本），费时数年之久。
近年有些文章论及曹禺、老舍等作家解放后写的作品许多不及解放前的。对这一复杂现象，我觉得不能简单化地对待，而需做仔细的分析，方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谈论这些问题，不能离开作家当时所处的环境，不宜从主观上苛责作家。
仍以老舍先生为例。像赶写短文章之类的“公差”，一年四季在他不会太少的。文学艺术的“大跃进”或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不因老舍先生是否写表示拥护的短文而有所损益，但是他的真正的佳作，如《骆驼祥子》、《茶馆》，却不是任何人能够写出、代替的。尽管是写短文章而又限时完成而又政治色调很浓、非他所长，仍要费去他一些时间、精力；假如他正在集中创作他已经酝酿很久、亟待完成的作品（正是1958年他写出了不朽名作话剧《茶馆》），这就构成了对他的打扰，分散了精力，够烦人了。这还是写小文章，赶一些小任务，如果是接受一个“重大的”任务，需得去采访、了解、熟悉，那就旷日持久，往往只好将自己酝酿成熟、正在进行欲罢不能的创作放下来。而新的“任务”呢？又未必一定能够完成得好。多年以来（至少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老舍先生常常处在想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而又无法拒绝、不断接受新“任务”那样一种窘境中。记得有一回也是60年代初期一位编辑上门约稿竟被向来彬彬有礼的老舍先生不客气地“推了出来”（编辑原话），我想这正表现了老舍某种时候的烦躁情绪。
仍是1958年初，作协动员作家订创作规划的时候，老舍先生就告诉过别人，他想写一部自传体小说，他是北京穷苦的旗人，他想写旗人的生活，写自己的童年……但是这样的创作设想并未受到重视，倒是仍然不断地受到其他“任务”的冲击。
60年代初期，不知是哪位尊者生出了奇想，老舍先生在旧时代写出了以人力车工人生活为素材的颇有影响的小说《骆驼祥子》，那么今天何不再写一篇以解放后北京三轮车工人生活为描写对象的《骆驼祥子》的“续篇”呢？老舍先生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为了“促进”老舍的创作，《人民文学》杂志专门抽出一位熟练编辑，陪伴老舍采访，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个时期。遗憾的是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老舍并没有写出反映新社会三轮车工人生活的作品。我曾听那位编辑说，虽说进行了不少次采访（主要是去北京火车站及前门一带，只有那些地方才有三轮车工人）。老舍先生仍然感觉茫然，不知写什么好……
在60年代老舍先生写成的有印象的作品倒是童话剧《宝船》。我还清楚记得那是1961年早春的一天，老舍先生亲切地打电话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来，说他写了一篇《宝船》，要编辑部去人听他“念一念”。《人民文学》很快发表了这篇充满儿童情趣、语言精妙的作品。而这篇佳作既不是谁派的任务，事先编辑部也一无所知。
“文化大革命”初期老舍先生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国的悲剧，一代文豪带走了多少未及出世也不愿再出世的名篇佳构，造成了永久的遗憾。
1978年，老舍夫人胡挈青托人给《人民文学》杂志送来老舍先生的遗作《正红旗下》。我一看立即明白这是老舍先生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当读完这部仅仅有八章的未完成的小说稿，没有人不会说这是一部杰作，一部永远无法看见完成稿的杰作；一部难得的、独一无二的描写清末、民国初年旗人生活、社会风习的鸿篇巨制；一部艺术上字字矶珠、炉火纯青的作品。
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新时期，我时常设想：假使更早些能够更清醒地处理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能够按艺术规律办事，不让这些艺术上早已是“大师”级的人们去赶那些大大小小的并非他们擅长而勉强为之的“任务”，充分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写他们已经孕育成熟的作品；假使没有那样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将他们身不由己地卷进去……那么，像《茶馆》这样震惊世界的名篇，像《四世同堂》这样的宏篇佳构，在老舍先生，那是完全有希望继续出世的。《正红旗下》这篇未完成的杰作就是一个明证。
赵树理后期的困惑（1）
最近有的评论文章针对前几年某些人对赵树理创作的贬低，而充分肯定了赵树理创作的方向、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和影响等等，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认为赵树理的创作道路一直是宽广、顺遂的，不存在前期和后期的差别，也就是说只承认前期的宽广、自如、顺遂，而不承认或者抹煞后期作家的困窘、困惑、不自如，我以为这同样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无助于正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老赵如果泉下有知，恐怕也会大声呼喊：“先生，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你听我说……”
老赵现在当然只能缄口不言了。但是作为一个目击者、见证人，我愿说说赵树理后期创作里的苦恼、困惑。
任谁也难以否认，赵树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至建国初期，也就是从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小说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出成就。从1943年写《小二黑结婚》起始到1955年发表《三里湾》，短短十来年间，他写出了许多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福贵》、《催粮差》、《邪不压正》、《传家宝》、《登记》等等，真是一篇又一篇，接二连三，如喷泉般涌出来，且多是内容形式浑然统一，艺术圆熟的上乘之作，直至1955年写出描写合作化初期农村生活的小说《三里湾》，观察仍相当敏锐，艺术上有不少篇章仍清新、可喜。这十几年是赵树理小说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他写得那样好、那样多，这正反映了作家在创作中顺遂、自如的状态，他的面前有一条宽广的路。作家对生活的感受、表现，他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跟当时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现实的运动（如打鬼子、打老蒋，农村的减租、“土改”，初期的互助合作运动）是比较协调、一致的，跟党在文艺上的主张、要求（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文艺上的变革）是比较一致的。作家因之心情舒畅，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在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我姑且管这十来年叫做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前期。
其后的十来年，作家赵树理的生活态度没有变（他对生活始终是热情追求的），对现实的关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热忱没有变，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也没有变。这期间他写出了一些作品，如1958年发表的小说《锻炼锻炼》、《灵泉洞》（上部）、60年代初期的《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其后的《卖烟叶》等，但数量比前期少了，创作的势头明显比前期锐减了。老赵在创作道路上是不是如前期一样感觉顺利、舒畅，通行无阻、宽广敞亮呢？请看实例：
1958年开展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上上下下许多人头脑发热，而赵树理这位深深了解农民，对农村生活和农民有过多年持续研究，政治责任心和艺术良心很强的作家，他发现了农村政策上的大问题———这就是“左”的政策、“左”的估计，所有制的急速“升级”、过渡，与农村实际情况的矛盾。他没有去写盲目歌颂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小说，而是写了万言书———上书言事，信直接寄交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主编陈伯达。他信中直陈的真知灼见（在所有制方面他认为当时农民可能接受的至多是小队所有制，遑论公社化！）其结果如何呢？1959年反右倾，他的信被发回作协，他在党内挨了批判。
这几年，他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呢？60年代初期，他曾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户》，并且已做了些酝酿准备。他曾和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谈过《户》的构思，中心是肯定农村的“户”在发展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现在看来他的这个看法不光不“右倾”，简直是一种超前的预见。但和当时急于要改变生产队所有制，急于“跃进”、“过渡”的“左”的指导思想自然大相径庭，只能目之为“右倾”。事实上老赵自1959年遭批判后，一直受到压力，说他的农村观点“右倾”。《户》这部作品———尽管作家的生活积累丰富，对生活的观察认识深刻———在当时却没有可能写出来。
作家在生活中观察感受的大量丰富、生动、深刻的东西不能写，只好去寻求他可能写，而又和当时政策不矛盾的题材。于是1958年写了批评“小腿痛”这样落后妇女及干部中的和事佬思想的《锻炼锻炼》，知青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