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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望着他，目瞪口呆。最后，修拉在凳上转过身来。
“好啦，”他说，“我把那地方挖空了。”
“你让文森特看看，行吗，乔治？”高更问，“他从描绘牛羊的地方米。一星期之前，他还不知道有现代艺术呢。——“那请你坐在这张凳上，凡·高先生。”
文森特爬上高凳，注视着铺开在面前的油画。这与他以前看到过的任何东西——不论在艺术中，还是在生活中——毫无相似之处。那是大碗岛的风景。建筑物似的人物，用无数色彩刻度点画出，就象杆子似地立在哥特式教堂里。草地、河流、小船和树林，都是点点光亮的含糊而抽象的颗粒。画面是以调龟板上最明亮的色调组成，比写来、德加，甚至高更敢用的色调更明亮。图画退缩到几乎抽象的和谐境界之中。如果说那是生动的，但没有一丝微风。
那是一个颤动而又死板的生活，活动在其中永无立足之地。
高更站在文森特身旁，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微笑。
“没什么，文森特，乔治的画，任何人第一次看到时都感到吃惊的。别管它！你觉得怎么样？”
文森特歉然地向修拉转过身去。
“请你原谅，先生，这几天中，我碰到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使我昏头昏胞了。我宗法荷兰传统。我不了解印象主义的宗旨。而现在我突然发觉我所信仰的一切都被摈弃了。”
“我懂，”修拉平静地说，“我的方法是把整个绘画艺术来个革命，所以你不可能希望在一瞥之间全部接受下来。你看，先生，直到目前为止，绘画一直是个人经验的事情。我的目标是要使它成为一门抽象的科学。我们必须学会把我们的感觉掼开。达到思维的数学般的精确性。任何感觉能够，也必须变成色彩、线条和色调的抽象表达。你看到桌子上的那些小颜色罐吗？”
“看到，我一直在注意它们。”
“每一只罐，凡·高先生，包含一种特定的感情。根据我的公式，它们能在工厂内制造，在药房里出售。不必再在调色板上无目的地调色，那种方法是属于已经过去了的时代。从现在起，画家只要到药房去掰开颜色罐盖就行了。这是一种科学的时代，我要使绘画成为一门科学。个性必须消失，绘画必须精确，就象建筑一样。你同意吗，先生？”
“不，”文森特说，“我怕不同意。”
高更用胳臂肘儿轻轻地碰碰文森特。
“呢，乔治，你为啥老是把这称之为你的方法呢。在你没有出生之前，毕沙罗早就运用这个方法了。”
“那是瞎说！”
修技的脸上掠过一陈红晕。他跳下凳来，快步走到窗口，手指笃笃地敲着窗台，猛然反驳。
“谁讲毕沙罗比我先用这个方法？我告诉你，这是我的方法。是我第一个想出来的。毕沙罗是从我这儿学会点彩法的。艺术的历史，从意大利的原始时期起，我全看过，我告诉你，没有人比我先想到。你竟敢……！”
他狠狠地咬着嘴唇，向一个踏脚架走去，以隆起的背对着文森特和高更。
文森特被这个变化吓了一跳。那个俯身在桌上的油画上的人，有着建筑般的容貌，完美而冷酷。他的眼睛沉着冷静，他的举止就象实验室里的科学家那样客观。他的声音冷淡，差不多是教训的口吻。他兜在绘画上的那块抽象的面纱，亦蒙着他的眼睛。但这个在顶楼底端的人，正咬着从浓密的胡须中空出来的厚厚的、红红的下唇，恼怒地乱搔一堆本来梳得整整齐齐的棕色卷发。
“噢，唉，唉，乔治，”高更说，一面向文森特眨眨眼。“人人都知道那是你的方法。没有你，就没有点彩法。”
修技的气消了一点，回到桌旁。他眼中的怒气慢慢地消退殆尽。
“修技先生，”文森特说，“在绘画中，个性表现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怎么能够把绘画变成一门客观的科学呢？”
“〃
瞧，我来指给你看。”
修拉一把抓起桌上的一盒粉笔，蹲在光光的地板上。煤气灯在他们的头上发出昏暗的光亮。夜深沉，万籁俱寂。文森特跪在他的一边，高更趴在另一边。修拉依然很兴奋，激动地讲着。
“我的看法是，”他说，“绘画中的一切功效都能归成公式。假定我要画一个马戏场。这儿是一个骑无鞍滑马的人，这儿是教练，这儿是观众席和观众。我要表现欢乐。绘画的三要素是什么？线条、色调和色彩。很好，为了表现欢乐，我把全部线条放在地平线之上。我以亮色为主，以暖色调为主。那！那不是表现欢乐的抽象吗？
“哦。”文森特回答，“那也许表现了欢乐的抽象，但并没有抓住欢乐本身。”
修拉蹲着抬头望望。他的脸隐在阴影中。文森特看出他真是一个美男子。
“我并不追求欢乐本身，而是追求欢乐之本质。你熟悉柏拉图吗，我的朋友？”
“熟悉。”
“很好，画家应该学会描绘的，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事物的本质。当一个艺术家画一匹马的时候，不应该是一匹你在街上能认出来的马。照相机能够摄影；我们必须超越摄影。我们在画马的时候，应该抓住的是，凡·高先生，柏拉图的知马、马的永恒的精神。当我们画一个男子的时候，不应该是鼻子尖上有个疣子的门房，而应该是全部男子的气质、精神和本质。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朋友？”
“懂，”文森特说，“但是不同意。”
“我们慢慢会看法一致起来的。”
修拉直起腰来，脱下工作衣，用它把地板上的马戏场图画擦掉。
“现在我们再来画平静，”他继续说，“我画张大碗岛的风景。我把所有的线条画成横平的。色调不暖不冷，就这样；色彩不暗不亮，就这样。你看到吗？”
“讲下去，乔治，”高更说，“别提愚蠢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画悲哀。我把所有的线条画成下垂的，就象这样。我们以冷色调为主，以暗色为主。你瞧！悲哀的本质！一个小孩子也能画。在画布上分配空白的数学公式可以记在一本小书里。我已经制订出来。画家只需要读一下书，到药店去，买些有详细说明的颜色罐，按规则去画。他就能成为一个科学的、优秀的画家。他能在阳光下或煤气灯下作画，他是一个修道士也好，一个浪荡子也好，是七岁也好，七十岁也好，反正一切图画都能取得建筑性的、客观的美的效果。”
文森特眨巴着眼睛，高更笑了起来。
“他以为你疯了，乔治。”
修拉用工作衣擦去最后一幅图，随手扔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你这样想吗，凡·高先生？”他问。
“不，不，”文森特抗议道，“我自已被别人叫做疯子的次数太多了，实在无法喜欢这个字眼的声音。不过，我得承认，你的想法很奇特！”
“他的意思说是的，乔治。”高更说。
门上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
“我的天哪！”高更哼着说，“我们又吵醒了令堂！她对我说过，如果晚上我不离开这儿，就要用毛刷对付我！”
修拉的母亲走进来。她穿着厚厚的长袍，戴着睡帽。
“乔治，你答应过我，不再通宵画画。懊，是你呀，不是吗，保罗？你为什么不肯付房租呢？付了晚上就有地方可睡了呀。”
“只要你留我宿在这儿，修位妈，我就压根儿不需要再付房钱了呀。”
“不，谢谢，家里有一个艺术家已经够啦。喂，我把咖啡和奶油蛋卷拿来了。如果你一定要画，就得吃点东西。我怕我得下楼去替你拿一瓶苦艾酒，保罗。”
“你没有喝光，是吗，修技妈？”
“保罗，记住我对你讲过的毛刷。”
文森特从阴影中走出来。
“妈妈，”修拉说，“这位是我的新朋友，文森特·凡·高。”
修拉妈握住他的手。
“我儿子的朋友在这儿总是受欢迎的，即使在清晨四点钟。你想喝点什么，先生？”
“好吧，我喝一杯高更的苦艾酒。”
“你不能喝！”高更嚷道，“修技妈对我是定量的。一个月只给一瓶。你喝点别的吧。反正你的野蛮人的味觉是分不出苦文酒和尊麻酒来的。
三个人和修技妈坐着，一边聊天，一边喝咖啡，吃奶油蛋卷，直到黎明的曙光在北窗投上一个小三角形的黄光。
“我要去梳妆了，”修技妈说，“凡·高先生，哪天晚上有空，请过来便饭。我们高兴你来作客。”
修技在前门对文森特说：“我怕我把我的方法解释得还相当粗浅。高兴的话，请常过来，我们一起画画。一旦你了解了我的方法，你就会明白，绘画决不可能再是老样子啦。晤，我得上楼画画了。在睡觉前还有一小块要挖空。请代向个弟问好。”
文森特和高更走过荒芜的石谷，爬上小丘到蒙马特尔去。巴黎尚未苏醒。绿色的百叶窗紧闭，商店的百叶门技下，乡下来的小车在阿尔斯卸完蔬菜、水果和鲜花后，正在归家的路上。
“我们爬到蒙马特尔丘的顶上去，了望太阳唤醒巴黎。”高更说。
“好。”
走完克利希林荫道，他们踏上幼皮克路，这条路被嘉乐特磨坊游乐场弄得弯弯曲曲，蜿蜒通上蒙马特尔丘。房屋愈来愈稀疏；出现了一片片花树。勒皮克路突然结束。两个走上一条通过树丛的弯曲小径。
“坦白地告诉我，高更，”文森特说，“你对修拉的看法如何？”
“乔治？我料你会问那个的。自从德拉克洛瓦以来，在色彩方面，他比任何一个人懂得多。他对艺术有聪明的见地。那是不对的。画家不应该去想他们在干的事儿。理论留给批评家。乔治将对色彩作出一定的贡献，他的哥特式建筑或许将加速艺术中的复古倾向。不过，他是疯的，完全疯的，你也亲眼看到了。”
那是很吃力的攀登，当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全巴黎展现在他们的面前：黑色屋顶的湖泊，众多的教堂尖塔耸立在夜空中。
塞纳河象一道弯弯曲曲的光线，把城市割成两半。房屋沿着蒙马特尔丘的山坡直泻到塞纳河的盆地，然后又拼命地挤上蒙帕纳斯。旭日东升，照亮了下面的樊尚森林。城市的另一端，布隆捏森林的新绿还是暗的，尚未苏醒。城中的三个界标：位于市中心的歌剧院、东面的圣母院和西面的凯旋门，犹如色彩斑驳的石墩，耸立在空中。
安宁降临在赖代尔路的小公寓中。泰奥庆幸有一刻儿安静的好运道。可是好景不常。文森特不再慢慢地排除困难，精确地使用那块过时了的调色板，而开始模仿起他的朋友们。要成为一个印象主义的狂欲，使他忘掉了曾经学过的全部绘画知识。他的画看上去就象修拉、图卢兹一洛特雷克和高更的极蹩脚的翻版。他还以为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听着，老兄，”一天晚上，泰奥说，“你叫什么名字。”“文森特·凡·高。”
“你确实不叫乔治·修技或保罗·高更吗？”
“你在搞什么鬼呀，泰奥？”
“你真的以为你能变为一个乔治·修技吗？你没有认识到有世以来只有一个洛特雷克吗？
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