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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喜欢这些有“女儿之风”的男性，必有一个前提，即不是只论仕途经济、立功立德的“国贼禄鬼”之流，秦钟、柳湘莲、蒋玉菡身处下层，几乎没有受过儒学的毒害，自然不会有那—类想法和议论。相反，书中的甄宝玉也是长得颇为不俗的，又傻又痴，很令宝玉喜爱，可一经见面，满口读书仕进，一味地想显身扬名，宝玉听了十分的不耐烦，从此也就再不肯与之亲近。
待到“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宝玉在贾政凌厉的板子下，“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皆是血渍”，其罪错之一是“游荡优伶，表赠私物”。有些文章正是从这一点推导上去，论证贾宝玉的同情下层人民，所以很难使人信服。这是先有结论，尔后再去论证的方法。
于是，回到前面的论述，宝玉对几个男性的亲近，不仅仅是同情。
第三卷
由于性梦导致遗精，虽说是正常的，但若沉溺此中，频繁地于性梦中进行交接，造成严重的梦遗，则有伤身体，甚或殒命。贾瑞便是一例。
灵与肉的真正分离
《红楼梦》中，曹雪芹写了一个贾宝玉，又别出心裁写了一个甄宝玉。从整体情节来看，这甄宝玉的出场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但若细心体会，此中颇有深意。
这两个宝玉不但相貌酷似，而且性情亦十分相同，“一味的诚实，从小儿只管和那些姐妹们在一处玩”，更为奇怪的是，都做过一个谒访“太虚幻境”的梦。所不同的是，贾宝玉在梦游“太虚幻境”后，并没有“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相反， 着意在闺阁中寻找“良友”，于是有了“初试云雨情”，有了日甚一日的“意淫”，最后闹到“弃而为僧”，悬崖撒手而去，应了他曾对黛玉说过的话：“你死了我做和尚。”
甄宝玉在与贾宝玉会见之前，书中皆是虚写，即通过第三者的嘴来介绍：
冷子兴因在甄府“处馆”，对学生甄宝玉及其家庭十分熟悉，他说：“……我进去看其光景，谁知他家那等显贵，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倒是个难得之馆。但这一个学生，虽是启蒙，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说起来更可笑，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比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了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顽劣憨痴，种种异常。只一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其温厚和平，聪敏文雅，竟又变了一个。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无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你说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爱不明，每因孙辱师责子，因此我就辞了馆出来……”（第2回）
另一处，是甄府家奴包勇被荐入贾府，向贾政说起甄宝玉的情形，因大病一场，几乎死去，幸喜后来好了，甄宝玉“嘴里说道，走到一座牌楼那里，见了一个姑娘领着他到了一座庙里，见了好些柜子，里头见了好些册子。又到屋里，见了无数女子，说是多变了鬼怪似的，也有变做骷髅儿的。他吓急了，便哭喊起来。老爷知他醒过来了，连忙调治，渐渐地好了。老爷仍教他在姐妹们一处顽去，他竟改了脾气了，好着时候的顽意儿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书为事。就有什么人来引诱他，他也全不动心，如今渐渐地能够帮着老爷料理些家务了”（第93回）。
这两段文字可见出甄府和贾府竟是一个模样，甄宝玉和贾宝玉的亲情关系、人际氛围，以及梦游“太虚幻境”之前的脾气、爱好、举止，言谈，竟是毫无二致。
有文章说，曹公的此种安排，是为了在人物形象上作一鲜明对比，互为陪衬，一个顽强地和封建礼教对抗，不肯有丝毫改悔；一个在封建礼教的挟持下，改邪归正，重新作人。
这似乎只是表面的一层意思，这样看起来，曹公之手法也就未见得高明了。
也有的文章说：是因为曹雪芹以浪漫主义幻笔把宝玉化为两人，如脂批所言“凡写贾宝玉之文，则正为甄宝玉传影”。
这似乎有点别意了。
甄府即贾府，甄宝玉即贾宝玉，要不，怎么有如此酷似的？！你看，家势的同等显赫，各有一个严父、一个溺爱孙子的祖母和一大帮美丽的姐妹，性情又如出一辙。自从各得相同一梦后，两人才各行其是，见出差别来。待到曹公安排他们面对面在一起，—雅一俗，一高一低，一纯一浊，便见出分晓来，曹公的用意值得细细领会。虽是一人，但并非身与影的关系，而是肉身与灵魂的关系。
在贾宝玉会见甄宝玉之前，特意让贾宝玉做了一个和甄宝玉相逢的梦，彼此从容貌到心性，都钦慕不已。这当然是先抑后扬之法。
但待到两人真正见面，开始内心深处的交锋，由表及里，层层切入，便见出两人真正的分歧与隔膜来。贾宝玉“尚不知他的心与我同不同，只好缓缓的来”（第115回）。
第一个回合，是关于对男人和女人的评价问题。
甄宝玉称贾宝玉“是数万人里头选出来最清最雅的”，而自称是“一等愚人”。贾宝玉则以为“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儿们清洁，怎么他拿我当作女孩儿看待起来”？便道：“世兄谬赞，实不敢当。弟是至浊至愚，只不过一块顽石耳……”（第115回）
接着，甄宝玉现身说法，谈他怎么“历尽甘苦”，“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贾宝玉“听这话头又近禄蠹的旧套”，有些不悦。在贾兰的提问下，甄宝玉也就“索性把话说明了：‘……但弟少时也曾深恨那些旧套陈言，只是一年长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懒于酬应，委弟接待。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尽都是显亲扬名的人，便是著书立说，无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业，方不枉生在圣明之时，也不致负了父亲师长养育教诲之恩，所以把少时那一派迂想痴情渐渐地淘汰了些。如今尚欲访师觅友，教导愚蒙，幸会世兄，定当有以教我。’”“宝玉愈听愈不耐烦，又不好冷淡，只得将言语支吾”。然后，借故赶快结束这次谈话（第115回）。
甄宝玉的一段话，曲曲折折描绘了他改邪归正的整个过程，恰与贾宝玉现时的种种形状，成一逆反趋势。贾宝玉寻找知音和知己的梦破碎了，举世之中，惟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人。他因此而真切地发了一番感慨：“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尽性之谈，不过说些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的人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连这个相貌也不要了”（第115回）。
这段话值得注意，正是贾宝玉见了甄宝玉之后，他的灵魂和精神才真正地获得独立，再不依附他的肉体。他将挣脱一个男子所应迎迓的名缰利索，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精神世界。贾宝玉真正地成为一个“精神”的象征，而甄宝玉是那个活在俗世的行尸走肉，故贾宝玉才“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也不要了”！
这是灵与肉的真正分离。
薛宝钗听了贾宝玉的议论，既遗憾而又愤慨，她说：“……这相貌怎么能不要呢，……做一个男人原该立身扬名的，谁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说自己没有刚烈，倒说人家是禄蠢”（第115回）。
他们两人的结局，自然是相异的。甄宝玉走的是仕途经济一路，而贾宝玉却是从现实生活中直觉到人生的幻灭。在与甄宝玉相见之前，贾府发生了多少大事：他被迫娶宝钗——一个与他思想完全格格不入的人；黛玉悲病过度而死，使他失去一个肝胆相照的知己；此外，还有一大批女性的香消玉殒，如秦可卿、尤三姐、尤二姐、王熙风、鸳鸯、晴雯等；妙玉的受劫，不知生死；探春、湘云的出嫁、消息杳杳……宝玉的那一份“柔情私意”再也没有一个寄托之处，整个贾府也是大厦将倾，危机四伏。正是从这些变化中，他感悟了这一切的空的形式，于一种绝望之余，遁入空门——让自己的灵魂找到最后的归宿。
贾府的女权至上论者
在封建社会的森严氛围中，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格局是谁也不可动摇的，男尊女卑素来被奉为金科玉律。但在贾府这个小社会里，贾宝玉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女权至上论者，他同情女性、崇拜女性，讴歌女性，简直是不遗余力，而对于须眉浊物的男子，鄙夷、厌恶、痛恨，并为自己身在男子行列而深以为耻。
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 觉浊臭逼人”（第2回）。
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第20回）。
宝玉这些思想颇有点“民主”意味，岂只是鼓吹男女平等，而是疾呼女尊男卑了，可说是对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信条的一种最为彻底的叛逆！
深居贾府的宝玉，既没有机会读过鼓吹民主思想的启蒙著作（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生这种著作），又不可能走出重门大户去参加社会实践，以感受阶级压迫的残酷从而构建自己的思想大厦。那么他的这种重女轻男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罗素在《婚姻革命》一书中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的《维护妇女权利》（1792年），是那些造成法国革命并为法国革命所造成的思想的产品。从她那时直到现在，男女平等的要求越发受到重视。”
曹雪芹活在世上的时间（1715年或1724年生，1763年或是1764年卒），与法国的这场大革命的时间遥相对应。但中国当时仍笼罩着封建社会的浓云密雾，既不可能产生先进的启蒙思想，也不可能翻译进口国外的理论著作，曹雪芹通过宝玉所表述的这种“先进”观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不能不重视宝玉所存在的典型环境，在贾府这个名义上是男性作为主宰的小社会里，实质上是女性在调理一切事情，上有贾母的至高无上的威仪，中有凤姐的大权独揽，下有一大批由美丽的女性所构成的“泱泱大国”，贾宝玉由少及长，生活在这个天真、自由、美丽、温柔的环境里，陶醉在芳郁缠绵的脂粉香中，“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起……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
试举女性中的人物，凤姐、秦可卿、黛玉、宝钗、湘云，探春、迎春、袭人、晴雯、妙玉、尤二姐、尤三姐、紫鹃、平儿……哪一个不是美丽、聪明、多情，尽管她们身上也有各种不同的缺陷，但宝玉一概略去不计，只是一味地称颂不已。
而贾府中的男性世界，留给他的却是一幅虚伪、刻板、愚蠢、庸俗、荒淫的图画。贾政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