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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８年的十三年间，我在军旅生涯中从中校成长为陆军参谋长，跨越了许多台阶。同时，在参与国家高层政治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巴基斯坦政坛不断重复着这样的模式：民选的政府产生腐败，创造了军队接管的条件；而反对党和其他各阶层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也在此时站出来，呼吁军队夺取政权或改换政府。在这期间，其中也包括我所说的始于１９８８年的“可怕的十年民主”，我目睹了巴基斯坦多次的政权更迭和日益紧张的印巴关系，我自己也又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虽然我已不在前线，却感觉与在前线无异。１９８５年我晋升准将军衔，同时被派回国防大学任教官。巴基斯坦的陆军军官有指挥、参谋和教官三种任命方式，根据个人的素质和业绩进行轮换。能够胜任全部三种职位的军官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我被看作一个全面的人才，所以常常在这三个职位中轮换。国防大学教官是武装部队教育系统中的最高职位，我从中受益良多。任职期间，为了掌握战略、战术、作战和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我必须进行大量阅读和研究。同时，这也是一个总结自己思想的好机会。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６年当了两年国防大学的教官后，我被调往卡里扬装甲师任炮兵指挥官。说来也怪，我在每一个军阶都有被派到卡里扬任职的经历。这是我可以在指挥车或吉普车上悬挂旗帜的第一个职位，我感到非常光荣。这一时期，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原因是印方动用几个军的作战部队在巴基斯坦南部沙漠地区的边境附近实施大规模军事演习。由于印军一反常规演练模式，携带了他们的全部武器装备，所以巴基斯坦非常重视。印军此次演习的代号为“事实真相”，是由陆军总司令松达基将军一手策划的。对此，我们决定从战略高度作出强硬回应。我的装甲师和其他作战部队奉命在旁遮普省北部的锡亚尔科特地区集结，直接威胁通往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交通线。由于部队的这次调动，使人们看到了众所周知的巴基斯坦的“战略定位优势”：我们能够比敌方在更短时间内对更多的对方敏感目标构成威胁。我们的回应遏止了印度的进一步冒险行动。对峙僵持了好几个月，直到印度方面终于恢复理智，双方开始谈判以避免交火。在这次对抗过程中，巴基斯坦军队始终士气高昂。我激励我的部队，使他们犹如蓄势待发的弦上之箭，而且人人也都渴望能有一次为１９７１年发生在东巴基斯坦的一切报仇雪恨的机会。也就是在我的这个任期，我被提名为总统齐亚·哈克将军军事秘书的候选人。我是由齐亚总统的前军事秘书马哈茂德·阿里·杜拉尼准将（后来晋升为少将）推荐的，他被调来卡里扬任旅长，大家昵称他为“疯子”（２００６年他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当时，有人要我做好随时奉命上任的准备。我也告诉我妻子赛赫巴，说我可能很快会带一些简单行李离开驻地，要她也做好随后离家与我团聚的准备。但是，五天过去了，我没有接到任何正式通知。后来得到消息说已经任命纳基布准将担任此职。我感到非常失望。事后，我的上司法拉克少将对我说了内情。原来齐亚总统给他打过电话，告诉他已经挑选我担任总统军事秘书。但是，法拉克将军回答总统说，我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担任军事秘书将不利于我的前程，因为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指挥过一个步兵旅。如果一个军官出类拔萃，想继续高升，无论他来自战斗部队的哪个兵种，他都必须具有在其军旅生涯的某个阶段指挥步兵旅的经历。这个小插曲，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也挽救了我的生命。后来我荣任驻巴哈瓦尔普尔第２５步兵旅旅长，纳基布成了总统齐亚·哈克将军的军事秘书。我在那里待了大约有八个月。就在我离开后一个月，即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７日，齐亚总统乘坐的C－１３０飞机在巴哈瓦尔普尔坠毁。同机遇难的巴基斯坦陆军高级军官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赫塔尔·阿卜杜尔·拉赫曼将军、一位美国准将、美国大使阿诺德·拉斐尔和纳基布。是真主的仁慈救了我，也感谢法拉克少将当时为我着想。那次事故的原因至今依然是个谜。事故调查报告指出：在坠机现场检测到了钾、氯、锑、磷、钠等化学物痕迹，而这些元素一般与飞机的自身构造无关，所以飞机坠毁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内部的阴谋破坏。令人奇怪的是这一事件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调查，飞机的黑匣子找到后，也没有为事故提供任何可疑线索。看起来好像是有人使用了某些气体使飞行员失去了行动能力，但到底是谁释放了这些气体，我们并不清楚。当然我只是自己有所怀疑。
巴基斯坦（6）
１９９７年，贾汗吉尔·卡拉马特将军担任陆军参谋长时，要挑选一名新的陆军参谋局局长候选人。当时多数陆军军官认为我能够或者说我应该得到这一职位。我也知道卡拉马特将军对我作为指挥官和参谋时的表现非常欣赏。他也曾经是我军事学课程的教官，我当师长时的军长，他当参谋局局长时也是我的上司。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挑选了阿里·库利·汗·哈塔克中将。在我看来阿里·库利只是一个平庸的军官，必须承认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和失望。我甚至想以中将军衔从陆军退役。我跟赛赫巴说，应该感谢真主，因为我们已经走得够远了，在中将衔军官中我排名第三。尽管这是在前陆军参谋长瓦希德·卡卡尔将军的操控下排出来的，他把第一位给了他想提拔的阿里·库利。如果没有这种不公正的操纵，我将排名第一，而且在考虑提拔下一任陆军参谋长之前阿里·库利也已经退休了。然而，最终选择阿里·库利为陆军参谋局局长人选说明，卡拉马特将军想在自己退休后由他接替陆军参谋长，因为众所周知，拥有任命陆军参谋长权力的巴基斯坦总统法鲁克·莱加里和阿里·库利曾是同班同学。我是一介庶民，一名普通军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关系，也根本没有这样的政治手腕。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７日晚饭后，７：３０左右，我和妻子正在位于曼格拉的家中看电视，突然接到谢里夫总理要见我的电话，我说我第二天早上就赶去伊斯兰堡。“不，长官，他现在就要见您，越快越好，就今天晚上。”总理的国防秘书说。我的背马上绷紧了。像这样在晚上召见一个中将，是非同寻常的，何况陆军参谋长就在总理的隔壁，可以随时处理任何军机要事。“好，”我说，“让我通知陆军参谋长。”“不，”国防秘书说，“这是高度机密，您来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意识到事件非同寻常。“召见我为了什么事？”我问道。“长官，您到这里来就知道了，不要对陆军参谋长说这件事。”“我可以穿军装来吗？”我问道。“是的，请尽快赶来。”我穿上军装，召集警卫，出于谨慎，还别上了我心爱的格洛克１７型手枪，出发赶赴约９０分钟车程外的伊斯兰堡。我被告知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车刚驶进伊斯兰堡，就接到朋友伊贾兹·沙准将的电话，他是三军情报局拉合尔分局的司令。“祝贺你，”他说，“你要当陆军参谋长了。”“你在胡说些什么？”我说，“卡拉马特的任期还没满，我怎么会当陆军参谋长？”“陆军参谋长已经辞职了。”我的朋友说，“所有的新闻都在报道这事儿。”我回想起几个月前在陆军总部开军长会议的事。当时卡拉马特将军宣布，谢里夫总理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总统解散国民议会和政府的权力，他本人现在有权任命三军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记得当时阿里·库利中将的脸色变得很阴沉。他是总统法鲁克·莱加里的朋友，多少有望被选任为下届陆军参谋长。但如果由谢里夫来做决定，他的希望就落空了。一些朋友告诉我，我当陆军参谋长的机会又回来了，但我对这个看法无动于衷。因为我觉得，即将离任的陆军参谋长在退休前仍会力荐阿里·库利将军。虽说有宪法修正案，任命下届陆军参谋长的委任令还得由总统签署，因此莱加里总统对此事仍会施加影响。此后，以总理为一方，以总统和巴基斯坦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为另一方，双方之间发生了公开和极不体面的冲突。按过去的做法，两边都来拉陆军参谋长从中仲裁。法鲁克·莱加里总统试图让首席大法官宣布宪法修正案违反宪法。如果那样，总统就可以解散国民议会和不听话的谢里夫政府。谢里夫总理说服一些法官站在他那一边，这些人又通过了一个反对首席大法官的决议案。然后，总理让他的党徒在最高法院开会时围攻最高法院大楼，而他自己却躲在幕后以免遭受打击或失败。说得婉转些，这是巴基斯坦政治史上的一个低谷。
贾汗吉尔·卡拉马特将军召开军长会议讨论局势，因为总统和总理都要求他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