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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玛是一个堕落的弱女子。福楼拜对她既有谴责也有同情，他借这个人物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批判。他把爱玛的堕落归因于不健康的宗教生活和文化生活、单调沉闷的外省环境和邪恶腐化的社会习俗。他认为不道德的不是爱玛，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爱玛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爱玛的死更是社会逼迫出来的。她本来是寻求“幸福”，却被引诱，成了别人的玩物；她借债度日，经济拮据，高利贷者却从中发财；为免身败名裂，她去求助律师，律师却想趁火打劫。她是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受摧残妇女的一个代表。小说结尾写道，爱玛自杀后反被指责为堕落的女人，而对她的悲剧应负责任的“社会精英”却左右逢源，志得意满，步步高深。这个对比中，饱含着作者对社会的控诉。
《包法利夫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激怒了第二帝国政府当局，福楼拜被控以败坏道德、有伤风化、诽谤宗教的罪名而受到法庭传讯。
公诉状要求对“污蔑法兰西”的“主犯福楼拜”从严惩办。愤慨之下，福楼拜转向历史题材的创作，于是有了前述的 《萨朗波》。
3。福楼拜的艺术特点和影响、意义
在世界文学史上，福楼拜以精雕细刻的艺术大师而著称。他的精益求精常常达到自我折磨的程度。在写《包法利夫人》时，他经常跟亲友谈到创作的艰辛：“转折的地方，只有八行，却花了我八天时间。”“已经一个月了，我在寻找那最恰当的四五句话。”“我做了四个钟头，却没有做出一个句子来。”“今天整天就没有写成一行，却抹掉了一百行。这种工作真难。艺术！艺术！你究竟是什么恶魔，要吸吮我的血呢？”
他的作品，都是这样呕心沥血的产物。这使他的创作过程和艺术表现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他非常注重客观性和真实性。为了写好 《淳朴的心》，他特地重游儿时生活过的乡村主教桥和翁花镇，描写那只鹦鹉时，他象画家写生一样，在面前摆上一只标本。写 《萨朗波》时，他除了翻阅大量的历史记载，还特地到吉迦太基国的遗址进行考察。为了写后来没来得及完成的长篇小说《布瓦尔和佩居榭》，他读了1500多部书，记了上千万字的笔记。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确保了他的作品具有立足于客观与真实之上的艺术价值。
他是个语言巨匠。这是他最大的特点。他认为“表达愈是接近思想，用词就愈是贴切，就愈是美”，“没有美好的形式，就没有美好的思想”。基于这种美学观念，他提出了著名的“一语说”：“我们无论描写什么事物，要说明它，只有一个名词；要赋予他运动，只有一个动词；要区别它的性质，只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必须不断地寻找，直到获得这个名词，这个动词，这个形容词为止。不能满足于 ‘差不多’，不能逃避困难，用类似的词句敷衍了事。”这使他的语言达到了准确性、生动性、形象性、精练性的高度统一，是法国文学史上典范性意义最强的文学语言。
他提出并实践了“同一说”。他在创作中极具投入，常常与自己描写的对象融为一体，如醉如痴，不分彼此。他创作就好比独角演员演一台戏，不停地变换角色。他对人说过：“例如今天，我同时是男人和女人，爱人和被爱的人。在秋日下午树林的黄叶下骑马闲逛，我是马，是树叶和风，是絮语和紫红的太阳，而因为阳光，我的被爱情压倒的眼睛闭上了。”写《包法利夫人》写到爱玛服毒时，他觉得自己的嘴里也充满砒霜的苦味，一连几天消化不良。由于他在创作中几乎达到了主体与客体完全合二而一的境地，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作者的影子，仿佛作者用极为冷静的态度去描写。然而这种冷静，犹如火山爆发后凝固的岩浆，是极为炽热之后的冷却。
福楼拜对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文学影响很大。他是对斯丹达尔、巴尔扎克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大师，但现实主义发展到他那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比如，他认为文学可以细致地描写丑恶事物；容许不加选择地将生活搬进作品；过份强调形式的作用，甚至认为艺术的唯一任务就是创造美的形式。这样的艺术观点和创作实践已显露出了十九世纪后期盛行起来的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端倪。因此，福楼拜是一位在法国十九世纪前、后期文艺思潮的更迭中起了过渡作用的现实主义大师。1980年，法国《文学报》在纪念他逝世一百周年的专辑上说：“福楼拜把一种崭新的思维方法应用于文学，从而成为现代小说的始祖。”福楼拜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和意义，于此可见一斑。
五、十九世纪后期现实主义文学名家
文学大师的身后总有一批追随者，总有一个倾向接近的作家“群落”。沿着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开辟的道路，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还涌现出一批现实主义名家，他们分成三种情况。其一，文艺观上倡导自然主义的，以左拉、龚古尔兄弟为代表，对他们，将另辟一章；其二，时代上跨世纪的，加法朗士、罗曼·罗兰，这类作家将在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一章中介绍；其三，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倾向，创作活动又在十九世纪的，这一类是本章应容括的，他们中比较重要的是小仲马、莫泊桑和都德。
1。小仲马 （1824——1895）
小仲马是十九世纪后期比较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是大仲马的私生子。多年后大仲马才认其为子，但仍拒不认其母为妻。自己的身世使小仲马痛感法国社会道德堕落，造成许多像他们母子这样的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决心用文学改造社会道德，认为“任何文学，如果不把完善道德、理想和有益作为目的，都是病态的文学”。于是道德问题便成了贯穿他文学创作的中心主题。
小仲马的创作始于小说，但数量更多、影响更大的是戏剧。他是法国戏剧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演变时期的优秀代表，是十九世纪后期法国剧坛上的重要戏剧家。作为现实主义戏剧的先驱者，其剧作大都以妇女、婚姻、家庭问题为题材，富有生活气息，情感真切自然，结构比较严谨，语言通俗流畅，对于变革剧坛上流行的传奇、浪漫风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成功地剧作有《半上流社会》（1855）、《金钱问题》（1857）、《私生子》（1858）、《放荡的父亲》（1859）和最负盛名的《茶花女》等。它们的题材或主旨大都与小仲马的身世、感受有某种程度的关系。
《茶花女》（1848）先是以小说的形式问世，它使小仲马一举成名，随即又改编为戏剧上演，获得更大成功，小仲马从此便主要创作戏剧。
《茶花女》中的女主角玛格丽特是以当
时巴黎一个红颜薄命的名妓为原型。玛格丽特坠入青楼后，与之周旋应付的大都是玩世不恭逢场作戏的贵人公子，却也偶然结识了出身富家却未染恶习的青年阿芒。阿芒对她有一片赤诚的爱，这激发起她对纯真爱情和美满生活的向往。但阿芒的父亲是个“正人君子”式的卫道士，用种种方法迫使玛格丽特离开了阿芒。不知内情的阿芒却以为玛格丽特背信弃义、水性杨花，寻机羞辱她。她终于年纪轻轻就在悲哀的疾病的折磨下撒手人间。由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冲突部分地是出于误解，阿芒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完全否定的形象，这出戏剧对社会的批判不是十分尖锐激烈的。但却别有一种深刻动人的艺术力量，因此问世百多年来，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其他很多国家的舞台上盛演不衰，成为欧洲戏剧史上的经典名剧。
2。莫泊桑 （1850——1893）
莫泊桑是十九世纪后期法国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有一定程度的自然主义倾向。他的母亲和舅舅都很有文学修养，因此他从小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青年时代，他直接师承于福楼拜。福楼拜是他舅舅和母亲的好友，象慈父和严师一样培养他的文学才能，精心批改他的习作，定期给他当面指导，告诫他多写作，少发表，不要急于求成。他们的师生关系是世界文坛上的佳话。在福楼拜的严格要求下，莫泊桑青年时代经历了默默无闻的十年寒窗苦练，为后来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莫泊桑的成名作是《羊脂球》。1879年夏，六位标榜自然主义的青年作家在首领左拉的“梅塘别墅”聚会，商定各写
一篇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汇成《梅塘之夜》出版。此举带有竞技色彩。小说集问世后，六人中最默默无闻的莫泊桑以其《羊脂球》名列魁首。于是法国文坛突然升起一颗新星。殊不知，莫泊桑的“一举成名”，正是“十年苦练”的结果。
《羊脂球》也是莫泊桑的代表作之一。写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在普法战争中，与九位旅客同乘一辆马车的一次旅行。这九位旅客身份各异，有厂主、贵族、修女、政界人物等，都比羊脂球高贵，使这辆马车犹如一个小小的社会。马车行经一个普军占领的小镇时，被截住检查，普鲁士军官要羊脂球陪他过夜，遭到羊脂球拒绝，因而将马车和车上的人一齐无理扣留。开始，全车人都似乎与羊脂球同仇敌忾，但随着行期的迁延，纷纷变为希望、暗示、劝诱羊脂球答应敌军官的无理要求。羊脂球屈从了。可是马车放行后，他们却对羊脂球指指点点、倍加轻蔑。这个小说构思巧妙，将社会浓缩于一辆马车，以一个羞于委身敌寇的妓女作对照，高度概括地描绘出法国各阶层人物在外国占领军面前的不同态度，对自私虚伪的贵族、资产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羊脂球》是世界中短篇小说的精品。
莫泊桑成名以后只有短短十年创作生涯，但留下的作品却极为可观，有中短篇小说约300篇，长篇小说六部，游记六部以及许多政论和文学评论文章。其中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这使他博得了世界短篇小说大师的美称。像《勋章到手了！》、《米隆老爹》、《一家人》、《我的叔叔于勒》，特别是脍炙人口的《项链》都堪称世界短篇小说中的经典名作。从短篇小说可以看到，莫泊桑析善于从平凡琐屑的事件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来摹写人情世态，概括生活真实，展示社会风俗；他技巧高超，构思别具匠心，细节描写维妙维肖，故事结尾余意无穷，如一石投水，激起不尽涟漪。文体上有简洁、质朴、优美的鲜明特色，得了福楼拜的真传。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以《一生》（1883）和《俊友》（1885）最为突出。《一生》写女子约娜不断希望、不断幻灭的一生。她少女时代向往纯真的爱情和幸福的夫妻生活，可是婚后发现理想的丈夫原来是个卑鄙无耻之徒，于是又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可是儿子长大后也是无恶不作，约娜的精神几乎崩溃，在从前的女仆的救助下，才坚持活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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