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以疑惑的目光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卢金。他还汇报了他在罗夫诺市遇到的
一件事。几天之前，他结识了一个名叫拉莉莎的姑娘。她在盖世太保那儿当清洁工。
拉莉莎乐意当一名侦察员。依照斯特鲁京斯基的建议，她现在开始特别尽心地“打
扫”盖世太保的住处。她的上司对她很满意，尼古拉对她也很满意。
“这就是她工作的成绩，”他汇报完之后，就打开几张迭得整整齐齐的已经用
过的复写纸。
有几张复写纸几乎完整无损，纸的光面上现出一行行透明的字纹。卢金拿起放
大镜，凑近复写纸读了起来。
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份发往柏林的秘密报告，它已没有特别的价值。然而，下一
张纸使卢金警觉起来。“罗夫诺市立监狱在押犯人名单”，他对着放大镜读了一遍
标题。
我们在对这几张复写纸加以分析之后明白了，斯特鲁京斯基所物色并使之参加
工作的这个盖世太保的清洁工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可贵的，如果……
光是这个“如果”就足以使我坐卧不安了。
“是谁介绍你同她认识的？”我们向尼古拉打听道。
“她战前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到了盖世太保那儿？是谁给她出主意，让她去收集用过复写纸的？……”
尼古拉全神贯注、尽量准确而详尽地述说了，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样同拉
莉莎认识的。原来介绍他们相识的是阿法纳西·斯捷波奇金。他原是战俘，是个经
过考验的人，在支队里颇有威信。他早就认识拉莉莎，曾不止一次地同她谈过心，
并也以头为她担保。德军占领之前，拉莉莎在技校学习。她在盖世太保机关当清洁
工纯属偶然——她干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逃避去德国服苦役。收集用过的复写纸是
尼古拉让她干的。拉莉莎曾告诉尼古拉，她干这种事不费吹灰之力。她请求让她承
担更为重要的工作，如：偷盖世太保工作人员写字台的钥匙，从抽屉里取出一切可
能有用的东西。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尼古拉特来支队征求我们同意。
一切都进行得异常顺利，令人难以置信的顺利……难道这是圈套吗？……
如果在这种时候让我们的指挥机关受到盖世太保假情报的蒙骗，那真是太可怕了！
不久我们即遭到了第一次挫折，那时我们的感情是复杂的、很难用言语来表达。
不过，无论第一次挫折如何使我们痛心，无论我们如何为陷入敌人魔爪的同志怎样
担心，我们仍然不能不感到慰籍。我们坚信，我们取得的成绩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我们的侦察情报是可靠的，不是盖世太保在欺骆我们，而是我们巧妙地捉弄了他们。
这种慰籍的感情，这种无限兴奋的感觉是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才换来的。
侦察员卡拉佩强先后几次去罗夫诺市。他曾是战俘，于1943年初参加支队。卡
拉佩强执行任务表现出色，没有理由不派他去罗夫诺市。在市里他通常住在秘密接
头的地方，那套住宅里住着一个红军中尉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一天，卡拉佩强喝多
了，醉醺醺地回到了住所。正好有两个陌生人也在屋里，卡拉佩强竟忘乎所以，当
着陌生人的面，吹起牛皮来：“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法西斯感到危险的人物！”
站在陌生人背后的女主人直向卡拉佩强使眼色：你快住嘴吧！
“这个我知道，用不着你吭声！”卡拉佩强回答道。“赤手空拳是抓不住我的，
瞧这个，见过吗？”于是他把自己随身带着的手枪和手榴弹亮给他们看。
陌生人听他胡言乱语了一阵儿，便急忙告辞而去。
“你这是怎么搞的！”女主人惊恐地把双手一拍说道。
“他们是密探！你快跑吧！”
卡拉佩强顿时酒醒了，急忙跑出房子，隐蔽起来。
对这件事情他回营地后只字未露。过了一天，他又被派回罗夫诺。然而，同样
使用这个秘密接头地点的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很快从罗夫诺市赶回营地报告说，
女主人及两个孩子被盖世太保带走了。
卡拉佩强立即被召回营地，在支队部受到了审查。他对上述情况供认不讳。这
种罪行是不能饶恕的。根据支队部的决定，他被枪决了。
这种实为背叛的行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个最可靠的秘密接头地点被破
坏了，女房东，一个忠诚的苏联妇女，连同孩子被弄到了盖世太保，在那里等待他
们的必然是死亡。此外，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匪徒得以窥探出若尔日·斯特鲁京斯
基的踪迹。因为出事时他去过因卡拉佩强而遭破坏的秘密接头地点，对所发生的事
情一无所知。叛徒们探出了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的踪迹之后就开始了反间行动。
“喂，小伙子，”一个穿着军不军民不民的家伙，在大街上叫住了他，抓住他的胳膊说，“有事找你。”
“找我有什么事？”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问。
“我们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别拒绝我们。我们想投奔游击队，我们要打德国人，
头头欺骗了我们。”
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了解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对他
们的话并不感到奇怪。不过，他还是说：“您如果想使人相信您，就应该把头头们
捆上带来。”
那家伙同意了。他同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约定在城外一公里的一个地方见面。
三天之后投诚者应该带着被捆住的军官到那里。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找到哥哥，
同他商量。哥哥表示同意。接头地点兄弟俩是很熟悉的：小时候他们常常骑着自行
车在这条小河的岸边玩耍。
“在那里见到他们之后就带他们直奔‘了望站’，”尼古拉说。“一定要小心！
别忘了，你是在同谁打交道。”
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在约定的时间到达碰头地点。起初他觉得这里一个人也
没有，但接着便从树丛里面站起两个人来。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对他们说了几句
暗语：“小伙子，水凉吗？”
“我们还没有下去游过。”他听到了对方准确无误地对上了暗语。
就在这时，突然从树丛里，从芦苇丛里，从山丘后面——从四面八方跳出许多
盖世太保秘密警察。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一见黑色的制服便认出了他们。
他拔出手枪就向叛徒和盖世太保分子射击。
“抓活的！”他听见身后什么地方有人这样喊道。
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的子弹打完了。他纵身跳入
河中。这时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腿。
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被抓住捆了起来。伤口鲜血直流，被拖进了盖世太保机关。
七
……有一次象往常一样，莫斯科不是命令，而是询问道：“你们能否拨出—个
破坏分队到科韦尔地区执行破坏任务？”
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
“完全可以。”
于是5 月29日，一个由65人组成的工兵连从楚曼森林向科韦尔林区进发。
一路上困难重重：要摸索着步行六七个昼夜，梯恩梯炸药全靠个人随身背着，
这是支队里剩下的全部炸药，我们一包不留，全让他们带上了。这些炸药足以炸毁12节军列。
为了使工兵连顺利到达科韦尔地区而不被敌人发觉，不同敌人发生武装冲突避
免有人负伤，我们为他们准备好了全程的食品——向他们提供了食糖和熏制的香肠
——所有这些也都要工兵们自己背上。
工兵连由弗罗洛夫少校领导。
出发前，他把队伍集合好就来叫我，让我向战士们发表临别赠言。
我一开头就提醒战土们，一路行军要谨慎小心。
“你们都很清楚，”我说，“希特勒匪徒为了对付侦察分队，组织了配备有机
枪的二三百人组成的伏击队伍。你们还知道，只要我们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们马
上就会出动大批讨伐部队来对付我们。希特勒匪徒既不喜欢我们，也不害怕我们。
但是现在还不是我们同他们摊牌的时候。这就是说，耍使敌人不知道，你们是我们
支队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你们无论在任何地方、无论对谁都不要讲。你们相互之
间也不要谈论这一点。请忘掉我的名字，忘掉弗罗洛夫这个名字。他也是敌间谍机
关非常熟悉的人。从今天起你们就叫弗罗洛夫为‘沃洛佳舅舅’，或者简单地叫他
‘队长同志’……”
工兵连就要出发了。在林中小路的两旁，支队各分队成仪仗队站好，这是离开
营地的必经之路。许多同志在游击队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成了
朋友，现在就要长期分别了。很多人在工兵连里都有亲人：兄弟、父亲，丈夫。
“很可能我们将要永别了”，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这… 样想。
康斯坦丁·格里戈里耶维奇·马利科夫中尉受命担任工兵连的连长。
按所受教育而论，他是工程师。也象我们所有的莫斯科人一样，他是自愿报名
参军的。他参加过莫斯科会战。特别是在苏军坦克开始著名的大反攻之前，在清除
敌人雷区的工作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参加支队他同样是自觉自愿的。
我记得，大约在起飞前三天，他到了我那儿：“可以向您谈谈我的私事吗？”
“您说吧，马利科夫同志。”
“我爱着一个姑娘，我想同她到民事登记处去一趟，这需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我能请几个小时的假吗？”
“您可以去几个小时。但是为什么您要急着结婚呢？您可以等打完了仗回来再结婚嘛。”
“她是个医生，今晚上就要去前线了，”马利科夫沉着地答道。
八
通信员急匆匆地来到了我的帐篷里。
“支队长同志，沿茹拉维奇村旁边的道路发现一队德军。队伍前面是骑兵，后
面的是乘坐大车的士兵，还有火炮，”他报告道。
通信员是一个秘密观察哨派来向我报告的，这个观察哨设在离营地两公里远的路旁边。
我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一情况加以分析，又有两个人同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跑
来。其中一个是从负责警卫营地的哨位上来的战士，另一个是在营地附近林中空地
上放牧的游击队员。他们两人都证实说：看见了德国骑兵。
毫无疑问，德国人是从三面向我们营地紧逼过来。
我让斯捷霍夫带一个值班排向敌人所在方向运动，在那里建立指挥所．我本人
则留在原地，以便组织各分队做好战斗准备和同其它哨位保持联系。谢尔盖·特罗
菲莫维奇刚刚走出200 米，哒哒哒的机枪长点射就打破了森林的寂静。紧接着响起
了一片冲锋枪和步枪的射击声。
我断定，这是我们的人在射击。我因为担心他们会白白地消耗掉我们本来就已
经不多的子弹，就打算派通信员到斯捷霍夫那里传达命令：要瞄准射击，节约子弹。
然而，我还没有来得及给通信员下达命令，又有人向我报告：“支队长同志，
哨兵报告：道路上的敌人正在架起火炮。”
我命令巴扎诺夫：“你带35名自动枪手，把火炮弄过来。”
巴扎诺夫一转身就在林中消失了。
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远处不断传来游击队员们雄壮的“乌拉”声。
“莫非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