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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几个官方的歌舞团演员——乐舞生放肆，被王县令给打了几鞭子。当时的伶人地位是很低的，可是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些人归太常寺管辖，太常寺主管朝廷祭祀礼乐，主官太常卿是正三品。王县令的鞭子虽打在几个演员的屁股上，却伤到了太常寺老爷们的脸面，这不就等于小小的地方官敢藐视朝廷大员的权威么？太常寺控告王县令，罪名很好找，说他破坏朝廷的祭祀大典，这个帽子很吓人，倒霉的王县令被抓到吏部审讯。这本是件很小的案子，可万历帝听说后，派两名锦衣卫校尉去当堂听审，而且要求详细记录。——这就是不放心刑部审理，派人干涉司法。刑部的文官们当然不干，但又不能公开驳皇帝的面子。尚书李世达先推托，说人犯、证人还没到齐，延迟到明天审理。心想这一折腾，皇帝不好意思再派锦衣卫来听审了。可万历帝也很倔，第二天又让两个校尉来了，刑部巡风主事孙承荣说祖制没有锦衣卫校尉听刑部审案的先例，干脆直接拒绝。校尉大怒回宫向皇帝添枝加叶地禀报，皇帝很生气，下旨要将此案移送锦衣卫镇抚司审理。并责问刑部，说你们如果秉公审案，没有私弊为什么怕听记？——这是强词夺理，刑部官员所争是维护独立审判的制度。
孙承荣被罚俸，尚书李世达上疏谢罪，皇帝也不再坚持。事情本来平息了，可刑部的都给事中——监察局长认为孙主事被处罚不公平，上疏说锦衣卫校尉自行侦缉不可施于部院，且听记非祖制。皇帝说刑部严尚书时允许校尉听审，那是校尉押送犯人到刑部，庭审时站立一边，不是听记。——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不过是几个法警，和听审记录有本质不同。这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道，反而激怒了皇帝的牛脾气，坚持还要校尉听记。其他言官一窝蜂上疏和皇帝争辩，请皇帝尊重祖制。当然，最后是皇帝胜了。
到了万历后期以及熹宗朝，锦衣卫、东厂派人监控刑部审判、干涉司法已成惯例，魏忠贤就是因此才能很方便地害死诸多东林人士。
否定样板君臣的奥妙
中国人喜欢夸耀汉唐气魄，唐代的强盛，主要是在太宗李世民之治下奠定了基础。“贞观之治”也是除了缥缈的上古尧舜禹三代之治外，历史上政治最清明的时期。唐太宗在位时政治如此清明、国力空前强大，史家归功于他的虚心纳谏。在中国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太宗手下有一个敢于直谏的诤臣魏徵，而且也熟悉唐太宗把魏徵喻为一面镜子的故事。
可以说，唐太宗和魏徵之间纳谏和直谏的关系，是中国帝制时代君臣关系的典范，唐以后的所有王朝中，读书人动不动就拿唐太宗和魏徵来提醒、要求正在台上的皇帝。历史，在中国人中手中，从来就是现实政治中的资源。而对唐太宗、魏徵这对样板君臣，一般的皇帝尽管做不到，但口中还得对两人的功业和品行进行肯定，若不这样等于公开否定了用以立国的儒家价值观。
而万历帝则不然，十六年（1588）的二月，他从道德的高度否定了李世民和魏徵。他让太监张诚拿着记载着唐太宗和众贤臣对话的《贞观政要》——这本书也是历代帝王治国的宝典之一，问申时行：“上问先生，魏徵何如人？”申时行当然按照传统的标准答案回禀：“魏徵事唐太宗，能犯颜谏诤。补过拾遗，是个贤臣。”
在太监的转述中，万历帝和申时行开始了“辩论”。他说：“魏徵先事李密，后事李建成，又事唐太宗，忘君事仇的人，不是什么贤臣。”
接下来申时行为魏徵辩护，饱读经史的他自然从历史中找论据，说如果用大义来责备魏徵，陛下说得不错。但他最后事唐太宗能尽忠。并举管仲先事齐桓公的政敌，后辅佐桓公一匡天下，孔子称管仲为仁。太祖开国时，刘基等人都是元朝的旧臣。
有理有据说得万历无话可说，于是他接下来否定李世民，说：“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唐代“玄武门之变”，武则天事太宗、高宗父子的史实后人皆知，这下申时行只得说，唐太宗于伦理又亏，而且闱门也多惭德，但虚心纳谏为帝王盛美之事，所以后人称赞。他顺便给万历送上一顶高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我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家法是最完美的，传之圣子神孙遵守，可保万代基业。皇上当以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王为师，唐太宗何足道哉？——意思是说唐太宗既然不行，陛下就应该超越他。万历能否定唐太宗，却不能否定自己的老祖宗朱元璋。不愧是状元宰相！
最后，万历帝坚持自己对唐太宗、魏徵的评价，经筵中停讲了《贞观政要》。
我们不能将万历、申时行之间的辩论看成一场普通的历史人物评价，历史总是为现实服务的，万历帝否定这两个公认的样板君臣，大有深意。因为他已经被群臣蜂拥而至的直谏搞得焦头烂额，而且这些文臣俨然以魏徵自居，当然要求万历帝学习唐太宗那样虚心纳谏。万历帝干脆从道德上否定这二人，让群臣的历史武器失去光泽。
本来传统儒家的道德观、历史观就多矛盾之处，从里面谁都能找到对自己有用的答案。当年李世民也烦透了魏徵，曾经说过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魏徵死后将人家的坟墓捣毁，直到征高丽失败，才又想起魏徵直谏的好处来。李世民的政治人格战胜了普通人性，大我胜小我，为了大唐的政治利益，他个人忍受了魏徵带来的不痛快，并不是他真心喜欢魏徵。万历帝当然也很聪明，但从帝王的职业标准来看，他远不如李世民。
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1）
不管万历帝你怎样隐居深宫，躲着众臣，也不管你如何从道德上否定直谏纳谏的样板魏徴、唐太宗君臣，众位文臣依然不怕罢官，不怕廷杖，不怕杀头，上疏直谏皇帝，而且言辞越来越激烈。
中国人大多 知道海瑞骂皇帝，“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是何等的刻薄。万历十七年（1590）快要过年的时候，有一位臣子上疏骂万历帝之狠，一点也不亚于海刚峰。
这位老兄叫雒于仁，是大理寺评事。大理寺掌管刑事案件的最后审核，《明史。职官志》说：“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引囚徒，诣寺详谳。”评事是个七品官，按理说你做好案件复核就行了，给皇帝提意见是给事中、御史这些言官的分内事，评事上书谴责皇帝有“出位”的嫌疑，即多管闲事。
在这份《恭进四箴疏》中，雒于仁毫不客气指出皇帝的病根是在“酒色财气”四方面，即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这年是万历十七年，皇帝还不到三十而立之年，照理说正是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可自从张居正死后，憋了一口气的皇帝清算完他这位首傅帝师，就开始逃避政务，雒于仁说他当官一年多，才朝见皇帝三回。——他应该满足了，当时万历尚是壮年，还不算太懒，一个七品官一年还能见三回皇帝。后来的万历更是懒得出奇，三品以上的高官一年到头都不能睹圣颜一面。
雒说在外面闻见的理由是皇帝身体有恙，而我知道皇帝致病是由原因的。雒于仁接着分析：“臣听说嗜酒就会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就会丧志，尚气则戕害身体。陛下每天面前摆着美味佳肴，沉溺于美酒之中，白天喝还不满足，持续到深夜，这就是病在嗜酒；宠爱十俊这类太监以开启佞幸之门，溺宠郑贵妃，不听逆耳忠言，摈弃忠直之士，太子之位久悬不决，这就是病在恋色；传旨索要财宝、搜取钱帛，有所进献则罢了，无所进献就怒斥，李沂（一个未进献的太监）被拷打的伤还没好，张鲸进献的贿赂又接受了，这便是病在贪财；今日拷打宫女，明天鞭笞宦官，罪状不明，立刻死在杖下，又心里痛恨直言敢谏的大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等一经罢黜，就再不让人复官还朝，这就是病在尚气。四种病缠绕身心，哪能是药石可以医治的？！”
这简直把皇帝说成一无是处的混蛋了，最后雒于仁还搬出祖宗社稷警示皇帝：“陛下独不思忠直之臣不利于陛下，不便于陛下的左右，却有利于祖宗社稷。”最后表了个态，说明自己是为大明朝为皇帝才敢说逆耳忠言：“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使立刻杀掉臣，臣虽死犹生。”——大多数文臣喜欢摆这种矫情的pose，皇帝真听取你的意见，还杀你干什么？
试想一下，别说对皇帝，一个小单位里今天谁敢这样对上司说话？
雒于仁这份火药味特浓的“炮弹”送进宫里，皇帝看后的震怒可想而知，可正好碰到岁末要过年，简直让皇帝新年里添堵。大过年的，不便处罚他，万历将奏折留了十天。过完年万历帝准备给这位骨鲠之臣算账了，他召见申时行等内阁辅臣，把雒于仁的奏章给他们看完后，替自己辩驳一番，然后说要重惩这位放肆的臣子。
《明神宗实录》记载的皇帝言语多未经加工，所以有很多口语，和今天的白话几乎没什么差别，笔者直接引用这段话。皇帝给众内阁大臣诉苦道：“他（雒于仁）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舞刀弄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侍奉勤劳……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们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先生们将这本去票拟重处！”看完这段话，觉得当皇帝的也满腹委屈。
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2）
此时首辅最难做，他不能和皇帝对着干，但如果不为这位直臣求情，传出去后将惹起物议纷纷。于是他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说：“这个奏章不能发到外廷，否则的话外人信以为真。愿陛下对雒宽容，臣等传谕大理寺卿，让雒于仁辞职算了。”万历帝表示同意。不久雒于仁借病辞职。
首辅大臣这个和稀泥的办法，引起后人的责备，因为如此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在此之前，无论上疏内容如何狂悖，皇帝如何生气，但奏折的内容必须发给台谏官员讨论，那么公道自在人心，这对皇帝也是个约束。而从此后，皇帝将奏折留中，无限期扣押下来不予处理成为惯例。
朝廷多的是雒于仁这样的臣子，当皇帝的再怎样重处，还有人跟着后来提意见，如果动辄生气那就有生不完的气，渐渐地万历帝修炼出了油盐不进的脾气。
明末清初的张怡在《玉光剑气集》中记载：万历帝当皇帝年岁多了以后，习知人情。每见到台省上来的条陈，看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