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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洛被册立后，“争国本”的风波并未平息，因为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态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太子岌岌可危小心谨慎，郑妃母子虎视眈眈心怀鬼胎，皇帝心里不痛快在寻求逃避，廷臣们还在担心出现变故。后来的“梃击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朱常洛的短命，儿子熹宗从小失教只能对木匠活感兴趣，都和“争国本”的大风波有关系。可以说，“争国本”是导致明朝衰亡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文臣们在这场战争中赢了，但是一场惨胜，君臣拿这个帝国的命运做赌注。
现在看来，立谁当太子似乎是家事，但在家国一体的明朝，这是最大的国事，文臣们焉能坐视？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整个帝国皇帝只是法人代表，一大帮管理人员——文官有自己的利益所在。董事长和管理人员必定有利益间的矛盾，在“争国本”的问题上，与其说是破坏制度和捍卫制度之争，不如说是决策权之争，争夺重大问题上谁的话最管用。看起来皇帝在权力上有绝对优势，可相对的是文臣们有道义的绝对优势。在道德治国的明朝，道义优势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没有公允独立的裁判机制和和平稳定的博弈体系的情况下，这种争斗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
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康熙帝能两废太子，搞出一种立密诏等驾崩后才宣读这种完全皇帝说了算的继承制度？不是康熙本人厉害，而是时势异也，和明朝相比，清朝皇帝独裁专制得更彻底，文臣完全奴化，哪还敢像明朝那样和皇帝“争国本”？明朝君臣是在争谁更有发言权，清朝连君臣相争的土壤都铲除了。
援朝之战打响了
就在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闹家务事的时候，有两个人在打大明国的主意，一个是建州女真头领努尔哈赤，还有一个是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加上万历帝，当时东亚地区是三大政治领袖并存，怎知道笑到最后的是当时看起来力量最弱的努尔哈赤。
日本觊觎东亚大陆，几乎是“二战”以前该国数千年传统的国策，一旦羽翼稍丰，就会蠢蠢欲动，刀锋西向。而且日本每一次在国力迅速上升的历史转折点，一定要挑衅他们文化上的老师——中国，引发战争，且战争总在朝鲜半岛上打响。上一次和中国过招是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当时朝鲜半岛分裂为百济、新罗和高句丽，唐朝和新罗联军与日本和百济的联军在白江展开决战。当时日本刚经过“大化革新”，以为有力量和唐朝抗衡，而唐朝经过太宗朝的“贞观之治”，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二者力量相差太大。此役日军惨败，明白了两国的力量悬殊，退回列岛老老实实呆了900余年。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结束了各大名相互攻伐不已的战国时代，兵强马壮，又开始做起了西进大陆的迷梦。而此时明朝各种矛盾已经显露出来，国力不如洪武、永乐年间，早在嘉靖年间，日本列岛的流浪武士和中国海盗纠集起来，就可以横行中国东南，使日本有轻视明朝之心。
侵略中国大陆，必须先攻占朝鲜半岛作为跳板，这几乎是日本扩张计划的必由路径。当时丰臣秀吉计划攻下北京作为天皇的首都，而自己的指挥中心移驻到中国宁波，宁波是当时当时亚洲第一大港、国际贸易中心。这个家奴出身的枭雄要占据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胃口不可谓不大。
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三员骁将，统兵二十万，于四月十三日在朝鲜南部的釜山港登陆，兵分三路，直指王京（今天的首尔）。这场战争，日本蓄谋已久，而且是倾全国之力。朝鲜承平日久，靠着明朝这棵大树，根本不修战备，在日本军队的进攻下，不堪一击。五月，王京失陷，国王逃到平壤，两位王子被俘虏。日本军趁胜北上，又于六月十五日攻占了平壤，朝鲜国王退到了中朝边境的义州，亡国在即，朝鲜国王一次次派使臣到天朝乞师，而且做好了请求内附的准备——即进入中国境内建立流亡政权。战火很快就要烧到鸭绿江，形势万分危急。此时，战局出现了一丝转机，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利用龟甲船重创日本海军，因此日军的粮草、兵力补充受到了影响，不得不暂时驻扎在平壤休整。
明朝接到朝鲜国王的求援时，自己正在打一场大仗。宁夏的蒙古鞑靼部落啺菖崖遥暗秸鑫鞅保酃木拷畈欢嗳傻轿鞅比テ脚蚜恕�
第一次失败的和谈
明帝国不管自己有多大的困难，也必须出兵支援朝鲜国。原因有二：
一是出于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责权关系。明朝的十数个藩属国中，朝鲜对天朝最忠心，大约和明朝皇帝有朝鲜族血统有点关系，朝鲜对明帝国的制度文化也学得最彻底，对朝鲜，明朝皇帝真有自家人的感觉。人家朝贡不断，尊明朝皇帝为老大，老大自然就有责任为藩属国提供军事保护。二是朝鲜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他是大明的东面屏障，朝鲜要是沦于日本人手中，直接就威胁辽东，也就威胁到北京。
这场战争和倭寇骚乱东南沿海不同，倭寇只是图财，抢劫烧杀固然可恨，但政治目的不明确，对大明的国防安全影响不是特别大，而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是政府行为，大明焉能旁观？万历帝在处理立太子这类内政时，优柔寡断出尔反尔，但在处理外交、国防问题上，却毫不含糊，当机立断，派兵入朝参战。
一开始明朝对日本军的凶悍估计不足，两次派出小股部队，统领的军官级别也不高，这几乎是以卵击石。两军甫一交战，统兵的游击史儒在平壤阵亡，第二次交战三千人全军覆没，统兵官祖承训仅以身免。
初战失利，全国震动，万历帝立刻任命宋应昌为兵部右侍郎（国防部副部长），专门经略对倭战事，在全国广泛募兵征粮。他和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都是只会纸上谈兵、没有战略眼光的书生。这宋应昌是个大忽悠，据文秉的《定陵注略》记载，朝鲜战争刚刚打响时，宋应昌正在山东巡抚任上，山东半岛与朝鲜隔海相望，当然要做战争准备。这宋巡抚命令在沿海登州、莱州收购数万枚鸡蛋，别人问他有啥用，他说如果倭寇的船来了，我军扔鸡蛋到他们的船上，船板就会变滑，倭寇站立不住，将全部被我军擒获。——就这样智力的人，靠吹牛当上了专司抗倭的侍郎，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这宋侍郎对自己升官很乐意，但对打仗却害怕，这一点他和尚书石星一拍即合，于是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被提出来了。两位老爷派浙江嘉兴人沈惟敬去日本军营“招抚”，这沈氏一个无赖出身，家中有一个仆人曾经在日本呆过数年，沈惟敬从他那里听到一星半点的日本国情况，便俨然以“东洋通”的面目出现，说丰臣秀吉并无他意，无非想来朝贡大明天子，被朝鲜阻挡，所以举兵入朝。——这样的理由，是一种典型的天朝大国式意淫。可尚书、侍郎竟然相信了，将沈氏委以重任。
沈氏到了平壤，与小西行长会谈。看到明朝已经出兵，日本人觉得一下子吞下朝鲜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便哄骗沈惟敬，提出谈判条件，说如果明朝按兵不动，日军不久将班师，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南全部割让给日本。
这是牺牲朝鲜国的利益换取和平，而且对日本这样的国家，若不显示足够的武力，和谈是没有基础的。因此，日本的谈判要求传到朝廷后，廷议哗然，纷纷认为倭人狡诈多变，决不可信，朝鲜问题，不如速战速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