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将建不世之功勋。可一转身，马上派人向冯保通风报信，商量对策。高拱的奏折递上去后，得到的回答是：照先朝的既定方针办，也就是委婉地否决高拱的建议。高拱不甘心，干脆图穷而匕首现，授意一帮言官，明确攻击冯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要求将冯逮捕公审治罪。
到了这个份上，已是你死我活了，冯保必须反击，他向张居正讨主意，张居正说，咱们正好将计就计。
如何将计就计呢？高拱要求限制太监权力的上疏批回来了，上面写有“照旧制行”，高拱说，这样重要的批示为什么不让内阁拟稿？怎么让宦官草拟意见呢？送公文的太监说这是皇帝亲自批的。高拱说了句，哪有十岁的天子能裁决政事呢？
两位铁腕宰相的PK（3）
这句话出了大毛病了，冯保马上告诉皇帝。万历帝早慧，一听首辅大臣看不起自己，跑到两宫太后（嫡母和生母）那里哭诉，太后也觉得高拱太放肆了，是犯上欺君。高拱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不久，宫中传出命令，说皇帝召内阁、六部、五府（即掌管军队的五都督府）进去听旨。将文武大臣都集中起来宣布旨意，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军国大事。高拱听说后，高兴坏了，以为是要驱逐冯保，自己发起的攻势见效了，而张居正早就知道缘由，两人见面时他还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等大臣们跪下后，太监宣布：“张老先生接旨。”高拱立刻知道大事不妙，因为他是首辅大臣，按理应由他带领群臣接旨。果然，圣旨说大学士高拱擅权，把持朝政，不许皇帝管事，不知他想干什么？太后、皇帝母子三人很惊惧。令他回原籍闲住，不许停留。
听完圣旨的高拱从开始的九霄之上，跌到冰海之底，汗如雨下，伏地不起，旁边的张居正扶着他的胳膊，才让他站立起来。
两个宰相的PK，至此，以张居正大获全胜而告终。
胜利者的高风亮节pose
当着众臣，万历帝和两宫太后驱逐了首辅高拱。高拱当然知道自己被逐，是冯保和张居正在背后搞的鬼，对二人衔恨入骨。但得胜的张居正这一方，为显示自己的高风亮节，第二天，他联名对两人PK时作壁上观的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上疏恳请皇上收回成命，让高拱继续留在内阁。奏折读起来十分感人，他说高拱身历三朝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他还说高拱那份要求限制宦官等五条建议，是自己和高拱联名上书的，事先又和自己商量过。如此由此皇上怪罪高拱，那么臣的罪过也无可逃脱。如果皇帝以为建议明确内阁、宦官之间的责权是大罪过，那么臣请求和高拱一起罢斥。
因为按明朝的祖宗规矩，上疏和皇帝的批示，就如红头文件一样，必须发给各级官僚学习。不知内情的人看完这份奏折，当然以为张居正是何等光明磊落的男人。对于张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摆pose简直就是必修的武功。这种pose摆出来后，对失败的一方高拱来说，觉得更是一种侮辱。张居正这道挽留高拱的奏折，自然皇帝不会照准，而且批示，众卿不可党护高拱。《明史。高拱传》对此只作寥寥数字的交代：“居正乃与（高）仪请留拱，弗许。”真是春秋笔法。
张居正还对来向朝廷辞别的高拱说，我为先生申请了驰驿。所谓驰驿，又叫乘传，就是沿途由兵部管理的驿站，免费提供食宿。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是一项特权，控制得非常严。到了后期就冒滥了，很多本来没资格享受这项特权的人，也想办法从兵部那里搞来驰驿的文书，大揩官家之油。，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形容：“山人术士皆得乘传”，“驿使交驰”，“过客百倍于昔”，“夫马仆从动以百数”。驿卒、挑夫不堪其苦，明朝陆粲有一首《担夫谣》说到偏僻的贵州，乘传者都多不胜数，“归来息足未下坡，邮亭又报官员过。朝亦官员过，暮亦官员过。贵州都来手掌地，焉用官员如许多！”
如海瑞在当淳安县县令时，浙江巡抚胡宗宪的儿子，也享受老子的特权驰驿，而且因为一个驿站的工作人员招待不好，把人家绑起来殴打。海瑞知道后，将胡公子逮起来，交给上司胡宗宪，说有人冒充大人的公子招摇，被我抓了。大人严以律己，不可能有这样的混账儿子。
我估计面对张居正的惺惺作态，高拱恨不得朝他吐一脸唾沫。但毕竟是读书人，老先生忍住了，但用挖苦的话回敬，俺回家就回家，要驿驰干啥？先生如此关照老夫，不怕皇帝再责怪你“党护”我么？搞得张居正脸红一阵，白一阵。高拱装孙子的功夫还是不到家，事以至此，不如也假惺惺地表示感谢。
这世上少雪中送炭之人，多落井下石之徒。皇帝命令高拱马上回家，就不能一刻耽搁，那些锦衣卫前几天还对首辅毕恭毕敬，此刻三番五次催促、威逼、将他积攒的钱勒索得干净，而原来的仆人也大多携款逃逸，真正是树到猢狲散。高拱坐着骡车，带几名老仆，出宣武门，沿着大约今天的京珠高速公路的走向，往河南老家赶路。今天开汽车或坐火车，很快就到郑州了，可那时得风餐露宿好些天。脱毛的凤凰不如鸡，混杂在普通商旅中的高拱，很是狼狈。出京不远，刚到今天房山良乡时，一个差人手持公文赶上，说奉张居正的命令，来给高拱送驿驰的勘合。高拱还想硬到底，大骂张居正两面三刀装好人，不受这道文书。旁边的亲朋劝他别硬扛了，这把年纪了。而且这享受特权的待遇，是皇帝批准的。君有赐而不受，那就是大罪。
气愤归气愤，权衡利弊的高拱，最终还是接受了政敌的这番好意，一路接受公款招待，回到了老家。
且将剩勇打死虎
在张居正、冯保的联手策划下，皇帝和太后驱逐了高拱，此时高拱已是62岁高龄，如果不出大的意外，高拱没有在政坛上复出的可能，基本上是一个死老虎。
但对这个死老虎，冯保和张居正也不放过，尽管张居正表面上表现出大度和温情，向皇帝求情挽留高拱，为他申请到乘传的待遇。愤愤不平的高拱，远在河南老家，没想到自己被勾连到都城一件蹊跷的治安案件中，差点遭遇灭族的大祸。
万历元年的一个早晨，年幼的皇帝照例从后宫出乾清门，到外廷去上朝。一位穿着太监服装的陌生男子直奔过来，被警卫擒住，皇帝命令掌管东厂的大太监冯保去侦查此案。
事关圣上人身安全，当然是超级大案，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尽快侦破。
首辅大臣张居正闻讯后，上疏皇帝，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平白无故混进宫内，肯定有极大的阴谋，背后一定有指使之人，务必追查出来。
由于东厂是皇帝的私人武装，直接听命于冯保，其侦缉、预审都在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因此特别便于屈打成招或诬陷他人。冯保和张居正商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以此案牵连高拱，从肉体上消灭政敌。
冯保亲自审问这位自称叫“王大臣”的嫌疑犯，私下里密语王大臣，告诉他，只要说是高阁老（拱）指使的来刺杀皇帝，将给你官做，并命令自己的仆人辛儒，陪着往大臣吃饭喝酒，帮他捏造一套说陷害高拱的口供。然后在这个人两腋下面，分别绑刀、剑一把。如此，才开始审讯。王大臣按照冯保的吩咐，说自己受高拱的指使，并供出高拱在京的家人李宝、高本等人是同谋，而且一搜查，嫌疑犯身上还藏有利刃。这样看来，能将此案办成弄死高拱全家的“铁案”了。
“审讯结果”一传出，朝野议论纷纷，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件案子背后有政治报复的影子。吏部尚书杨博（字维约，山西蒲州人）和左都御史葛守礼（字与立，山东德平人），相约找到张居正，为高拱辩解，杨博说，这件案子关系重大，如果就这样草率的定案，恐怕大臣将人人自危。张居正对二人说，难道二位先生怀疑我要深文周纳，勾连高拱么？杨博回答得很巧妙，说，不敢这样怀疑，但只有先生您才有回天之力，洗刷高拱的冤情。而且更搞笑的是，急着撇清自己的张居正竟然很不谨慎，自摆乌龙。他拿出一份东厂的审讯笔录给杨、葛二人看，意思是此乃嫌疑犯的招供，与自己无关。可里面有四个字“历历有据”，葛守礼不愧是最高监察官员，一眼看出 这是张居正亲自删改的笔迹，张居正连忙解释，审讯的人不通法理，我替他们改了几字。
主管刑部监察的邢科给事中，大多是些依法办事、不畏权势的正人君子，他们商量道，这样的案件审理和刑科相关，如果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案子就这样定了，我等以后还哪有脸见人！于是联合上了奏折，要求这件案子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法司联合审理。
案子一旦公开审理，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冤案，难度就大多了。
张居正和冯保主意早定，硬要搞死高拱，不把此案交给刑部，但迫于舆论压力，命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再去会同冯保审理。朱希孝虽然是张居正的门客，但和高拱关系不错，他对王大臣用刑，要他从实招来，王大臣大叫，你们许诺我的富贵，让我说高阁老指使，凭什么又要拷打我？而且朱接受杨博的建议，将王大臣原来的招供的高府同谋的家人，叫过来混杂在人群中，王大臣竟然辨认不出。显然这是栽赃陷害，事情到这一地步，冯保怕反过来牵连自己，匆匆将王大臣用毒药弄哑，让他说不出话来，然后再草草宣布处决。
也有史家认为置高拱于死地，是冯保一人的主意，张居正并没有参加预谋。但作为首辅，如果他不默许，冯保一人也不敢有这样大的胆子。
冯保、张居正如此追打死老虎，固然阴毒，但在那样的帝制时代，万一高拱重新掌权，他们害怕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政治就是这样残酷。好在当时司法还不算很腐败，一大帮正人在朝，如果像后来魏忠贤那样，可以任意陷害东林党人，估计高拱难逃一劫。
新政之初先自我扩权
在内阁中驱逐了高拱，无人再能对自己掣肘，宫禁内有冯保的密切配合，两宫太后充分信任。皇帝的老师、首辅大臣张居正一人大权独揽，完全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充分展示平生抱负。
当时的大明，已建国二百余年，矛盾百端，尤其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如果要使社会稳定，必须从经济、财政方面进行较大的改革，达到富民强国之目的。我们知道，张居正的改革最有成效的两项措施是“清丈法”和“一条鞭法”。清丈是重新清量全国的田地，再确定应交的赋税，并查处许多隐匿的土地，如此不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兼并，减轻了普通农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则是将原来缴纳实物的赋税和出劳动力的徭役，统一折合成银两，简化了收税方式，稳定了国库收入，也做到了尽量不扰民，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如果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作保障，再好的方案只能是画饼，很可能在实施中无疾而终。而当时明朝的官僚系统已暮气沉沉，推诿、扯皮、低效。
张居正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革僵化日久的政治制度，退而求其次，他选择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必要的行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