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兴到覆亡:晚明七十年 作者: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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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兴到覆亡:晚明七十年 作者:十年砍柴-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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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刑罚,张居正如获至宝呀,派御史去辽东查核,同时派自己的亲信王宗载去刘台老家江西做巡抚,搜集他在老家不法之事。这些人都是张居正授意的,他们要拼命讨好张居正,周纳罗织,何愁没有“证据”?于是刘台以贪污腐败之罪流配广西,他的父亲和弟弟都受到了牵连。刘台后来死在流放的地方,巧合的是,他恰好与张居正死在同一天,这一对冤家师生好像约好似的。张居正一死,便有人上疏替他抱不平,刘台的案件再复查,纯系冤案,当年诬陷他的官员被处分,他得以平反昭雪,赠官荫子,反正是中国传统平反游戏的老一套,没啥新鲜的。
  除了控制朝廷言官外,张居正还想办法控制民间的舆论。最主要的做法是重申明太祖朱元璋的《卧碑文》,即天下百工技艺之人,都可以议论朝政,唯独不许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学生)谈论国事。因为他担心在朝廷对言路的钳制,会引起民间那些还没有出仕的知识分子反弹。并在万历七年,下令毁掉天下书院,首当其冲的是常州府龙城书院。后来举办东林书院的民间士人领袖顾宪成,还没有中举时曾在龙城书院学习过,龙城书院是江南一代士子们相互切磋、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种象征。张居正此举,实际上是和天下士人为敌,自然也引起顾宪成这类要求广开言路的知识分子反感和抵触,也使他死后被万历帝清算、改革人亡政息具有某种群众基础。
  但张居正当权时,可不顾了这么多,他用独断专行的法家手段,短时间内成功地钳制了朝野的言路,使人不能对他的改革说三道四。
  一则鸡蛋里挑骨头的故事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处在不同位置,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人,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这是社会的常态。而以监督、批评各级官员为职业的言官,他们对其他官员的为政提出不同意见,更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能因为彼此有意见的差别,就能分出谁对谁错,谁进步谁守旧。
  比如刘台等人对张居正改革的直言批评,其中也不乏迂腐的意见,今天看来,张的改革是很有成效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台等监察官员批评意见的价值,尽管批评者也可能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想法。但在那样的帝制时代,不同意见之间很难得到平和的交流,而往往演变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激烈斗争,其代价是一方惨败而被淘汰出局,甚至其生命和健康都得不到保障,这是制度的悲哀。
  刘台反对张居正,可以视为因政见不同,都是为了大明江山。而有一些言官的批评,却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沽直求名的嫌疑,放到传媒发达的今天,就是故意骂名人吸引眼球来炒作自己。
  万历朝吏科给事中雒遵弹劾兵部尚书谭伦,就是典型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例子。万历登基之初,这人揣摩当时首辅大臣高拱的心思,上疏弹劾大太监冯保,说冯保在皇帝登基那天接受百官朝拜,而冯宝立于皇帝身边,等于搭了万岁爷的便车,他在疏中说“文武百官果敬皇上耶,抑拜冯保耶?”这种说臣子僭越的指责,在那个时代是很要命的。但当时冯保深得皇帝信任,这一弹劾没起到什么作用。
  一年后,兵部尚书谭伦一个小小的失误,被雒遵抓住了,上升到相当的高度弹劾谭伦。
  先交待一下谭伦这个人的基本情况,他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名臣。《明史》说他“沉毅知兵”,属于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一类的人物,文人带兵而建立功勋。从宋代以来,我国就有文官治军帅兵的传统。嘉靖中期,倭寇在东南横行,他正担任浙江台州知府,和戚继光一起练兵。“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既成精锐。”倭寇进攻台州及周边的县,谭伦亲自带兵迎击,三战三捷,将几乎所有入侵者擒斩,保住了浙江沿海的平安。后来升任福建巡抚,倭寇攻占了政和、寿宁两县,全闽震动。谭伦带领戚继光、刘显、俞大猷等将领先断倭寇退路,然后大破之,光复了一府二县,并请求朝廷蠲免受战火祸害地区的赋税。后又在北部边疆练兵,防备塞外胡骑。万历初升任兵部尚书,已是年迈体衰的老人了。
  万历二年春分(公元1574年),皇帝派成国公朱希忠和谭伦,代表朝廷去日坛祭祀,对为人臣者,这当然是莫大的荣誉。不巧的是那几天老谭感冒了,祭祀时咳嗽不停,这个小辫子被雒尊等几位言官抓住了,上疏弹劾谭伦不胜任兵部尚书的职位,说“岂不能将祀事于一时者,能寄万乘于有事”,意思是他连一时的祭祀都搞不好,怎么能在国家有事时领兵呢?因为这点小毛病被攻击,谭伦上书辞职。明朝的官员特别爱以辞职来表白自己,今天受儒教文化影响很深的韩国,高官受到在野党议员或媒体的攻击,也动不动辞职。一些人认为这是议会政治所固有的现象,其实在东方国家里,文官一直就有此传统。
  这谭伦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据说是内宠过多,这人在战场上比较卖力,在房中和妻妾在一起同样比较卖力。当然,对于这样一位颇有战功的官员来说,在那个时代也许连小节都算不上。据说他有壮阳的秘方,进献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但这种药方为一时快乐而损害整个身体,谭纶死去时年岁并不高,他在病榻上嘱咐过张居正:那样的药方最好不要用。可惜这种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教训,张居正同样未能吸取。
  皇帝烦这些言官的上纲上线,故意将他们一军,批复道,咳嗽这种小病容易治,而兵部尚书很难选到合适的,既然认为谭伦不胜任,你们这几个言官和吏部商量下,看谁更合适。作为干部主管部门的吏部,当然不会像这些言官那样信口开河,他们认认真真回皇上说,兵部尚书是很难选的,若因为谭伦咳嗽的小过失令他退休,不但不近人情,也有失国家礼制。万历帝于是借吏部这份意见,处分了几个言官,让他们各降三级,而对谭伦,仅仅是批评他失仪,罚了一个月的薪水,继续留任,直到万历五年死于任上。尚书全年的俸禄才152两银子,官当到这个级别,哪怕再清廉,也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非小妾)基本不用”,区区一个月工资,可忽略不计。
  张相老爸死得不是时候
  围绕考成法等改革措施,张居正打退了几位言官的进攻,取得了全面胜利,地位更加稳固了。到了万历五年(1577年),高拱被逐、高仪病逝后,吕调阳、张四维等新入内阁的大臣,都是张居正挑选的,犹如他的小跟班,对首辅张先生的主张,惟有点头附和的份,没有了掣肘的张居正,正雷厉风行地推进新政,大明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就在这关键时刻,这年九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张居正的老家——荆州府江陵县传来,他的父亲去世了。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如果不因为他生了个位极人臣、青史留名的儿子,这个一生不得志的湖北乡下老头,名字必定会湮没在无情的历史长河中。他二十岁那年,补了个府学生的资格,可以参加乡试,可连考了七次,整整二十一年,连半个举人都没摸着。这和约300年后湖广大地另一个中兴名臣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的命运相似,曾国藩老爸终其一生也是个乡村老秀才,最后都是父以子荣。
  直到张居正中进士、点翰林以后,张文明才彻底断了科考的梦。如果他继续考,即使幸运地中举人、中进士,按照科场的规矩,他儿子将成为他的“前辈”,因此他只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发达了,自己可以得到封赠。那时候,一个人做了大官,光宗耀祖可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是朝廷实实在在的礼制规定,朝廷给他的祖父、父亲送一个名义上的官衔。《儒林外史》所写的时代背景正和张居正当政时吻合,第十七回有一个叫浦墨卿的名士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官,他还要科举,点名时,监考的不敢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 ——封赠只是名誉上,到底没有实实在在当官管事过瘾。
  不得志的张文明幸有一个好儿子,张居正十二岁中秀才,十三岁去武昌考举人,本来很有中举的希望,当时湖广巡抚顾璘说,这孩子是将相大才,十三岁就中举,容易骄傲自满,应该让他迟几年,得到一番磨练。而且特意留他吃饭,并解下自己的犀牛角装饰的腰带,送给张居正,并说,“君他日当腰玉,犀角不足束君的腰(一品官用用腰带,二品官用犀)。”
  这种因为爱护而故意将青年才俊压一段时间的例子,当时不少。后来因触犯张居正被打屁股的吴中行,是常州武进人,父亲和哥哥都是进士。年青时他成为应天乡试中头名举人解元,参加应天乡试多是南京周围苏州、常州、松江、徽州、安庆等文风鼎盛地区的秀才,第一名的含金量远非别省可比。他的父亲吴性怕儿子得志太早,容易躁进,让他不参加来年会试,凉一凉过了四年再进京赶考。东林士人的领袖顾宪成十八岁中秀才,考了三届二十七岁时成为应天乡试的第一名,他以前落第时他父亲面有喜色,成了第一名父亲反而有愁色,父亲解释说,以前你落第必定知耻而发奋,我很高兴,现在一下子名冠东南士林,大家对你马上态度不一样,我能不忧虑么?对比现在“出名要趁早”,家长和媒体一起吹捧神童的浮躁,令人感慨。
  张文明死时七十四岁,在那时也算是高寿了,看到儿子成为首辅,应当了无遗憾。可在这关键时刻去世,给张居正乃至大明的政局带来了危机。现在有人父母去世,儿女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可能会作为先进事迹宣传的。可那时正相反,父母、祖父母死,官员必须解除公职,回家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如果隐匿不报不回家丁忧的,一律削职为民。
  可在那个改革成败系于张居正一身的人治社会里,张居正离开相位近三年,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私事整成公共事件
  因为儿子位极人臣,湖北一个乡下老头的丧事,演变成1577年度大明帝国最大的公共事件。当然,张居正也不想这样子,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必须面对,谁叫他是全国除皇帝外最大的公众人物。
  张居正嘉靖三十七年回南方出差,顺路省亲,当时他还是个正七品的翰林编修,从此和他爸一别十九年,再也没见面。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说张居正和父亲情感淡薄,我觉得是有点想当然。人伦之情,人皆有之,他未必不愿意回家守墓庐三年,尽孝子之道。杰出的政治人物也有情,但他们经过一番利益考量能战胜个人情感。
  无论从张居正个人抱负的实现,还是大明帝国的整体利益,他此时暂别政坛是很不合适的,改革有可能会因此半途而废。但不回家丁忧守制,在以德治国的明朝,违背了立国的基本原则,这个罪过张居正甚至皇帝都担当不起。
  如何规避这个棘手的道德问题也算是法律问题,是摆在张居正面前最难过的一关。只有一个办法,皇帝出面,以圣旨的名义不让他回去守制,理由是非常时期国家需要。这叫“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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