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油禁运以前，日本政府和企业界的“智多星”们就已经提出要改变日本对中东政策的方向。但他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用外务次官东乡文彦的话来说，其原因是“在1973年以前，只要我们有钱，我们总能买得到石油的”，而且，因为日本主要是从国际石油公司购买石油，不是向中东国家直接购买。在危机开始后，“智多星”们极力加强他们的鼓吹工作。11月14日，就在基辛格在东京劝说日本外务大臣不要与美国发生分歧的同一天，焦虑不安的企业界领导人在私下会见了首相田中角荣，“直接恳求”对政策作出重大改变。几天以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对发表亲阿拉伯声明的欧洲国家进一步免除石油供应的削减量。这是改变政策所得报偿的确实证明。同时，匆忙派遣秘密出访中东的日本非官方使者发回报告说，阿拉伯国家认为“中立”是不够的，因为在实际上，“中立”就是反对它们的事业。11月22日，东京发表了它自己赞同阿拉伯立场的声明。
这一宣告表明，日本在战后年代首次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发生重大分歧。这样的行动是不可能轻易从事的，因为日美同盟是——或者说曾经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在声明发表四天以后，日本得到了自己的报偿，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免除十二月份对它供应量的削减。作为它资源外交的一部分，东京派遣一大群高级代表前往中东，利用在政治上投下的果断的一掷来经营生意——提供经济援助、贷款、新工程项目、合资经营、双边贸易、建造工厂。根据石油分配和削减量的现实情况，实际上，国际大石油公司表示他们不可能按照过去的情况向日本供应石油。因此，日本不能依赖它们，必须自己来做交易，以寻求有保障的供应。但是，不管阿拉伯的不断坚持，日本仍然拒绝和以色列断绝一切外交上的和经济上的关系。外务次官东乡争辩说，力求抛开这些束缚的日本正在患着熟悉的传染病——“石油相思”。
正当传统的盟国给阿拉伯的要求让路的时候，美国设法在工业国家中鼓吹协调一致的反应。华盛顿害怕采取两国互惠主义——国与国的物物交换贸易——可能导致更为僵化的、更带有持久政治色彩的石油市场。但是抢购风已经刮起。1974年1 月，石油杂志《中东经济研究》刊出标题“大家抢做双边贸易”。石油工业界抱着怀疑的态度注视着政治家们为取得国家的石油供应进行的疯狂争抢。一位石油界人士，壳牌公司的弗朗克。麦克法金对两位内阁高级官员为签订一份不到四个星期石油需求量的易货合同，像要解救受围困的堡垒那样飞往他国的情景，禁不住感到惊奇，尽管其中带有某种玩世不恭的味道。代表团、使者、政治家和政治家的朋友，他们大多很少有石油贸易的知识，屈尊就驾来到中东，就像逃避《圣经》所述的世界末日的灾难一样。至于基辛格方面，他害怕这些双边安排会破坏他通过谈判解决阿以战争的努力。假如工业国家继续保持它们采取的那种乱哄哄的做法，基于恐慌和消息不灵的竞相出价、重商主义和利己主义，那么，所有这一切很可能最后以每况愈下而告终。
美国要求在1974年2 月，在华盛顿召开一次能源会议。它想减轻为石油供应竞争的恐惧心理，弥合盟国内部的深刻分歧，保证石油不至于成为在西欧同盟中制造分裂的持久因素。英国已得出结论，尽管列入“友好国家”名单，但不给它们多买石油，它们还必须面对同样的涨价，而且生产国最关心的事则是参与分享。实际上，这时的英国，政治形势已经显著地发生了变化。在英国，煤矿工人与首相希思的对抗不仅已转化为罢工，而且已经转化为全面的经济战，由此，把英国的石油短缺放大了好多倍。没有足够的石油供应来迅速替代发电厂“的用煤，国家的经济陷入了瘫痪，因为打自1974年发生煤炭短缺以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电力供应时断时续，工厂实行了三日制工作周；甚至家庭热水需用的热源也供应不足；一些牧师在英国广播公司严肃地辩论家庭成员分享洗澡热水的道德问题，从而提倡把热水的需要量缩减到一浴缸以作为对国家福利的贡献。结果导致在希思政府的最后几个星期里，英国支持参加华盛顿的能源会议。
日本也表示参加。它们认为工业国家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反应。它们还渴望找到一个准则依据；用一位官员的话来说，按照这一准则来减少它们所认为的“美国政策向对抗性变化的趋向”。德国也渴求讨论多边关系的基础。只有法国表示不同意。它们继续坚持旧的观点。尽管它们勉强出席了华盛顿会议，但在口头上仍是主张对立的观点。极端信奉戴高乐主义的外交部长米歇尔。乔伯特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欧洲共同体与会代表的秘密会议，说了句充满不满情绪的招呼话：“叛徒们，你们好。”
在美国方面，美国的官员明白暗示，在能源争端上的不和可能会危及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整体关系，包括保持在欧洲的美国驻军。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赞成发展共同一致的意见和在国际能源问题上达成某些共同政策的好处，会议结果决定为“下一次”危机制订一项能源紧急分配计划并创建国际能源署负责计划的安排和管理执行，而且，更扩而大之负责协调政策，使西欧各国的能源政策平行不悻。国际能源署将帮助扭转双边互惠主义的竞赛，为共同一致的反应确定准则依据，包括在政治上的和专业上的问题。国际能源署将在1974年以前建立，地址在巴黎第十六区林荫地带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扩建部分的建筑物内。但是，作为主要工业国家的法国拒绝参加。保持旧观点的外交部长乔伯特说，国际能源署是一部“战争机器”，是战争的工具。 石油武器的入鞘
石油禁运会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自行结束呢？没有人能确实地知道，甚至阿拉伯人也说不上。在1973年12月的最后日子里，由于在解决阿以争执上取得某些初步的进展，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在禁运上稍微放松了一点。按照基辛格在一月初嘲笑的说法，石油禁运已变得“愈来愈不适合时宜”。他亲自两次去沙特阿拉伯拜访费萨尔国王。第一次去时，当他走进大厅，见到王国的显要人士穿着黑色长袍，头戴白色头巾在那里靠墙而坐。基辛格作为一个美国的犹太移民，感到“有些意想不到的思想，不可思议的命运转折使一个受纳粹迫害的流亡者成为美国的外交代表在这阿拉伯半岛上往返周旋”。他同时发现讨论的形式也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国王说话的语气总是文文雅雅的，即使作强调说明时也是如此。他爱用可作多种解释的省略语来发表意见。”基辛格坐在房间中央国王的右边。“在和我说话时，他总是朝前直视着，偶尔沿头巾旁边瞥一下，以弄清楚我对有些不好理会的话是否已了解了大意。”遇到这种情况，要不是国王在谈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要接管中东的阴谋，就是在谈论妨碍结束石油禁运的实际政治问题。国王表示抱歉但态度很是坚决。在结束石油禁运上他没有独立行事的自由。行使石油武器是全体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决定，它的撤销也得由联合决定来处置。国王说，“我需要的是要有人去见我的同事们，敦促他们进行考虑。”他还常常坚持他的基本条件，耶路撒冷要成为阿拉伯的伊斯兰城市。当问他，哭墙怎么办呢？他回答说，可在其他地方另造一座哭墙，让犹太人去倚着它痛哭。
由于石油禁运没有解除的迹象，华盛顿现在转向它的新盟友萨达特。石油禁运的建议人和受益人现在变成了撤销禁运的主要拥护人。他说，同战争一样，禁运已达到了使用的目的，现在应该结束了。而且，的确他认为当前禁运再继续下去，将与埃及的利益发生对立。在石油禁运的威胁下，美国本身在朝向中东和平的道路上仅能走到这一地步。再说，禁运毕竟是经济战的一种行动，拖延下去可能长期对美国与其他像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家一系列的全盘关系造成损害，对这些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因为，最后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不论发生水门事件或没有发生水门事件，都是不可能使它长期处于这样的地位的。
但是，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已经成功地打出了它们的王牌，它们不想很快行动把它从桌面上拿走，它们也不想被人认为对美国的甜言蜜语让步得太快。然而，由于拖长禁运，越来越多的石油正在流回到石油市场，削减供应的作用越来越小。沙特人向美国人表明，假如在叙利亚战线上不见有某种动向，至少阿萨德的默许，石油禁运还是不能结束。由于在埃及战线上取得了外交进展，阿萨德对萨达特大发雷霆。事实上，在是否取消禁运这一点上，阿萨德是有否决权的。为帮助结束禁运，沙特人为美叙就戈兰高地的撤军谈判打开了大门。1974年2 月中旬，费萨尔在阿尔及利亚首都会见了萨达特、阿萨德和阿尔及利亚总统。萨达特清楚地说明，他认为石油禁运已超过了它的期限，可能会对阿拉伯的利益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他说，美国人正引着大家走向新的政治现实。费萨尔同意结束禁运，只要美国对叙以撤军作出建设性的努力。但在以后几个星期里，阿萨德坚持强硬路线的立场，阻止其他国家公开赞成结柬石油禁运。但是，它们提出严正的警告，不取消禁运，美国的和平努力就无法进行。在3 月18日，阿拉伯的石油部长们同意结束禁运，只有叙利亚和利比亚没有同意。
在谈了二十多年并且好多次意图都遭到失败以后，石油武器终于被成功地使用了。产生的影响不仅使人信服而且势不可当，甚至比它的建议人敢于指望的还要大得多。它彻底改动了中东和全世界的结盟关系和地理政治因素；它还改变了世界石油和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关系，改造了国际经济。现在，它可以重新入鞘了，但是，它的威胁还继续存在着。
在5 月，亨利。基辛格可能担保达成叙以撤军，和平的进程看来已经开始。在6 月，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了以色列、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石油禁运现在已成过去的历史，尽管是最近刚过去的历史，至少在涉及美国时是如此。（对荷兰的禁运仍未改变。）美国可以正当地宣称在中东外交上开始取得了某些重大成果。然而，水门事件是始终存在的问题。尼克松在旅程中的举止行为给人以不拘小节的印象。在特拉维夫，尼克松与以色列内阁的全体阁员坐在一起。突然他宣布他知道对付恐怖分子的最好办法。他霍地立起身，手里持着假想的冲锋枪，佯装把所有的阁员都扫倒在地，用芝加哥的腔调发着“呵……”的声音，就像真的在打枪似的。以色列人被他弄得莫明其妙，感到有点儿担心。在大马士革，尼克松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应该迫使以色列后退直至落下悬崖。他做着奇怪的砍斩手势以示强调。在这以后，阿萨德在会见其他美国人时常常要重提尼克松当时的说明。
尼克松在埃及出足了风头。他在埃及的日子真可称之为凯旋的日子，成百万热情奔放、如痴如醉的埃及人都出来欢呼。这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