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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听证会上高唱平民主义是势不可挡的，杰克逊会在他的长期生涯中捞到最大的政治资本。七家最大的石油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排队站在一个桌子旁宣誓作证。然后在充满电视灯光的拥挤的听证会会议室中面对杰克逊和他的同事，他们要谈他们公司的经营和利润情况，受到难堪的质询，这些经理人员不论在地质学或化学工程或总的行政管理方面如何本领高超，但涉及到政治领域时，他们绝不是杰克逊等参议员的对手。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无能，孤立咱满和孤陋寡闻。
听证会的时机也极好：石油公司报告他们的利润有了巨额增加，同时阿拉伯的石油禁运还在生效。在一个充满不信任和敌视的气氛中，杰克逊宣布他的小组委员会将调查是否真有石油短缺。“美国人民，”他宣布，“想要知道这个所谓的能源危机是否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幌子；为的是要消除价格竞争的主要来源—一独立经营的石油公司，提高油价，废止环境保护法律以及迫使实行新的税金补贴。……先生们，我希望在我们今天离开这里以前，我们能够得到对这些或那些问题的回答。”他又气势汹汹地补充说，“如果不能，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将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回答。”
杰克逊等参议员接着强烈攻击企图为自己辩护的公司经理人员。“阴谋策划论是绝对的胡扯。”美国海湾石油公司的总经理有气无力地抗议，他说，“我知道人们为美国态势的迅速变化有点困惑不解。”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副总经理宣称，“我们没有诈骗或欺骗任何人，如果小组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对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这种行为持有证据的话，希望向我们提出来。”当埃克森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副总经理记不起他的公司1973年的红利数字时，杰克逊尖刻地说他是“胡闹”。
石油业人士受屈辱，变得镇静起来，他们被激怒了，尤其是因为杰克逊找到一句台词，这句台词也许够不上尤金。奥尼尔的那一句，然而却博得全国人民雷鸣般的掌声，特别是那些在1974年冬天仍然为购汽油在花费时间排队的人。杰克逊说，公司犯了赚取“肮脏利润”的罪。听惯了恭维话的石油业人士对这种攻击没有思想准备。“我们没有还击余地，”海湾石油公司遍体鳞伤的总经理在听证会后抱怨说。但杰克逊知道，他是在代表许多美国人讲话，因为他有他们的感受。这时候，当他回家时，他家附近的两个加油站总是关闭的。“我们得在中午时间派办公室的一个工友想法找到一个开门营业的加油站，”他在听证会后沮丧地说。他对于他认为的石油公司的傲慢和贪婪极为痛恨。他建议公司由联邦政府颁发许可证。杰克逊成功地使“肮脏的利润”一词成为全国风行一时的流行语，时代的标尺。当埃克森石油公司不幸偏巧在听证会的第三天发表它1973年的收入比1972年增加59％时，公司董事长肯尼思。贾米森觉得不得不宣称，“我不感到难堪。”许多人不是那样认为。
奥尼尔在剧本中诅咒的标准石油公司已于1911年解散，但是引用他的话看来仍然恰当，因为约翰。洛克菲勒对勾结、操纵和秘密交易的种种阴险暗示，再一次把他的阴影投在地上。在整个美国，这时最不得人心的机构之一就是石油公司。这在其他工业国家也是如此。一些日本刊物刊登文章谈到美国石油公司如何策划危机，以便增加利润。确实，公众的呐喊和要求作出交代和控制的呼声是如此强烈，以致送到一家最大石油公司董事会去的一份机密规划文件1976年警告说，“私营石油公司的前途未V。石油生产的前期过程的业务转移到政府之手的趋势将继续下去，石油公司将充当承包人的角色，不是形式上就是事实上的这种角色。在消费国中间，政府对于石油生产的后续过程的卷入，无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卷入，预料也将增加。下一年，即1977年，壳牌石油公司在伦敦的一个高级经理人员甚至发表意见说，”对于一个石油公司生存的威胁今天与其说是来自输出国的政府，还不如说是来自输入国的政府。这乍听起来似乎不对，其实是如此。“
他的论点颇有道理。在产油国中，最糟糕的事毕竟已经发生。石油公司被国有化了，它们不再拥有石油，它们不再确定油价和生产数量。就石油输出国来说，石油公司是承包人雇用的帮手，石油公司的经理人员自问，现在是否已轮到消费国政府来收拾他们的石油公司呢？一些工业国家对石油公司的一些做法进行反托拉斯的调查。政治风险，至少从高级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衡量，转到了工业国家，特别是转到美国。减少石油生产税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枯竭津贴大大减少了；外国的税金信贷也有较小幅度下降，而这种信贷，“黄金般的诀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促进在委内瑞拉及中东的石油开发和保护美国人在这两地的地位，曾经发挥作用。这时国会中要把油价压低到原来水平的活动在继续，甚至为了压低天然气的价格施加了更强大的政治压力。争取“脱卸”运动的威胁也同样严重，所谓“脱卸”是指拆散一体化综合性的公司，把它们变成分别负责原油和天然气生产、运输、提炼和销售的完全单独的公司。一个时候，一百名参议员中有四十五名赞成“脱卸”。石油工业界对这个运动的意见可以用它们爱用的一个词儿来归纳——“肢解”。
当时人们对这种“肮脏利润”的抨击连续不断。这个引起很大的争论和愤怒的问题，骨子里的情况究竟怎样呢？直到1972年的五年中，虽然需求大大增长，最大的石油公司的利润几乎完全没有涨落。当时的利润从1972年的六十九亿美元增加到1973年的一百十七亿美元，而到1974年的最佳年景猛增到一百六十四亿美元。原因有几个。即时上涨的大部分为国外的业务，由于输出国抬高油价，石油公司从他们还拥有的非美国的股份油的涨价中也沾了光。他们的美国石油储备的价值和市场价格也上扬了。而且他们在涨价之前以较低的价格，譬如说，2。90美元买了石油，作为存货，然后当他们最后以11。65 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批石油的时候，他们赚了钱。由于美元疲软，他们的化工业务也颇为出色，但接着利润在1975年又回落到一百十五亿美元，比1973年减少了。这也有几个原因。由于经济衰退，总的石油需求下降了，输出国注意到了石油公司是靠股份石油谋利，于是匆匆着手抬高税金和产地使用费，以确保租金进入他们的国库，而不是进入公司的腰包。也是这一年，某些税款上的好处也减少了。以后几年，利润又上升，在1978年达到一百五十亿美元，以实际价格计算，它们刚刚跟得上通货膨胀的上涨率。公司利润以绝对数字来看，是巨额的，但是除1974年以外，它们的利润率多少低于美国工业的平均利润率。
获利情况的另一个特点是意味深长的。利润集中于石油工业的上游部分——原油和天然气生产，石油公司在美国和北海等地所拥有储备的价值随着油价的上涨而增长。而下游——炼油、油轮、加油站等等——是在1973年之前根据石油需求每年平均增长7 ％一8 ％的预计而建立的，而实际需求要低得多，因此下游的生产能力扩大得远远超过了需求，整个油轮队中有1 ／3 油轮过剩。这种过大的生产能力，加上中东股份原油的丧失，使得国际石油公司开始怀疑，他们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为处理中东石油在欧洲建立的大规模的下游系统是否合理和值得——因为中东的石油这时已经从他们那里取走了。 美国的能源政策：“中国人的水刑”
虽然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届政府在国际能源政策的路线上有惊人地强有力的共识和连续性，在国内政治方面却没有类似的一致。与此相反，在能源状况的国内方面，其特点仍是就油价控制以及石油公司的做法和政策进行引起不和和混乱、怒气冲冲、措词激烈的辩论。尼克松在1974年8 月辞职，但是“水门”事件的惨败给人们留下了严重的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以及对能源危机本身的普遍怀疑。
石油和能源已快要成为国家政治中最热气沸腾的大锅，它由于美国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以及在权势和金钱方面涉及的重大利害关系而变得更加难办。早在1971年8 月，在消灭通货膨胀的努力中（当时达到几乎5 ％，这被认为是高得无法接受）。尼克松对整个经济实行了价格管制，大多数管制获准到1974年终止，但对石油的管制照旧不变。与此相反，政治斗争以及时代的强大压力产生了鲁布。戈德伯格关于物价控制、权利和分配的令人惊畏的制度，使得六十年代强制性的石油进口计划相形之下显得像三行的日本无韵诗那样简单。
公众希望华盛顿“有所作为”——而这作为就是要把油价恢复到以往的美好时光，而且同时确保石油足够的供应。市场已被搞得混乱和不正常，每做出一个决定就继续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你每解决一个问题，似乎就又造成两个问题，”政府的一个调度人哀叹道。那些懂得如何使这个体制运转的人能够大有作为。例如，取得对原油供应的权利就成为一宗大生意，于是结果就是重新起用任何能够物色到的“废弃的陈旧炼油设备”——使得根本无效能的“茶壶”炼油厂卷土重来，这种炼油厂是三十年代初期东得克萨斯油田的石油泛滥以来不曾见过的。种种计划产生了很多浪费的动作，国会没完没了的听证会、律师的工作多得需要构成本世纪最大的“律师伸冤”计划。一位学者写道，“对石油工业来说，联邦注册处变得比地质学家的报告更为重要。”无论在股份方面的短期利益如何，在无效率、市场混乱、力量分散以及资源和时间分配不当方面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仅仅是给联邦能源局提出标准报告的需要，就连累石油工业大约二十万人回答问题，一年投入了估计五百万人／时。规章制度的直接代价——只是从政府机构和石油工业主规章问题上所花费的开支来衡量——在七十年代中期共达几十亿美元。整个规章运动与其说是增进了全国人民的福利，还不如说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造成很大部分的慢性周期性偏头痛。可是这就是时代的特征。
与此同时，确实需要有一些重大的作为。1975年1 月福特总统拣起尼克松的独立自主计划的主题，提出一个宏伟的十年计划，要建立二百个核发电厂，二百五十个大型煤矿，一百五十个大型煤火力发电厂，三十个大型炼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