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在光秃秃的原野躲藏起来的廉鹿，我们无法保持低姿态。”仅此一端就将继续限制石油工业巨头的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以后的全盛时期，多国石油公司，如他们的批评者和对手所指责的那样，确实好像具有主权国家的特色：他们自己的贸易条件、众多献身的公民、使多数国家的财富也相形失色的资财、它们自己的对外政策，甚至自己的航空公司。那时，产油国还很最弱，或者仍然处于殖民地状态。而为数不多的石油公司却掌握着技术、后勤、市场、资本的控制权和奥秘，有着放眼世界的眼光。当年这些公司有英国和美国政府为强有力的后盾，或者至少看来有这种后盾。在战后年代，大石油公司所以能支配、控制、拥有权力，还由于美国为首的总的战后国际秩序的性质。
然而，由于新公司——国营的欧洲国家出类拔革的公司和美国的单独经营的公司——进入世界石油工业以及由于非殖民化，到五十年代后期，石油公司的权力已经开始打退堂鼓。英国从一个帝国成为一个为国际收支差额所困扰的贸易国。在法国找到其在欧洲扮演的新角色之前非殖民化的创伤左右着法国的政治。而美国自己的力量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以及为维持这种秩序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削弱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石油生产国不是通过总括的新协议就是通过国有化和断然没收的手段，剥夺了西方石油公司甚至更多的权力。因而到九十年代初，尽管大国际石油公司的商业和政治影响仍然相当大，它们的政治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但是，它们不再反映个别人的意志，也不能把它们同致命的章鱼相比拟。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很大的、官僚作风的公司，在公司结构内部控制风险，开会讨论巨额现金的流动，充当一些国家政府的承包商，为自己的利益在美国、北海和其他地方搞生产，在世界规模的基础上动员技术人材并且拥有一大批炼油厂和加油站。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离开美国的油田，美国的“独立经营的公司”成了多少是一种濒于灭绝的品种，至少在八十年代下半叶是如此。恩里科。马太的“七姊妹”——包括法国出类拔革的公司法国国家石油公司，实际上是八家——不再存在。海湾石油公司已经消失，而其他的公司——不仅是大石油公司，而且是较小然而仍然是国际性的大公司——多半撤出各个地区，经历了一个退出和收缩的过程。上自高级管理人员下至加油站工人，都削减了——今天在美国销售的80％的汽油是由消费者在自助加油站添加的。此外，议程也变更了。整个工业面临的最大的单个挑战也许既不是在供应方面，也不是在需求方面，也不是在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方面，而是在继续完成能源供应的传统工作的同时满足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要求。而这种新现实使整个石油工业处于守势。
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将意味着国际秩序的彻底修正。它看来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坐上主导交椅位置，肯定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私营企业的胜利。然而它并不说明石油公司恢复了昔日权势显赫的地位。由于石油已变得“更像其他的商品”，因此石油工业已变得“更像其他的行业”。
可是，在七十年代石油输出国掌握的似乎注定要改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石油威力今日又如何？自从标准石油托拉斯1911年解体，石油工业的真正财富和威力往往不是来自下游，即炼油和销售，而是来自上游，即所有权和对地下石油的控制。这就是说，石油出口国的国营公司今天有着杰出的地位，它们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一群——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墨西哥的墨西哥石油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至少在1990年以前）、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这里仅列举数家。可是如今石油的威力已不像过去想象的那么大了。虽然，拥有石油在七十年代被视为在全球称雄几乎不可少的条件，但西德和其他环太平洋国家八十年代在经济上的成就证明并非如此。日本这个世界上的新银行家和经济超级大国，其消费的石油99％以上是依靠进口的。石油出口国可能已把它们国境内的美国公司的资产收归国有，可是如今拥有纽约市埃克森石油公司大楼和洛杉矾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大楼的不是石油出口国的地产公司而是日本的地产公司。伊朗国王这个七十年代石油威力的化身的衰亡显示，估计这种威力的程度和寿命比原先想象的要更加复杂。而在九十年代，科威特人以不同的方式懂得了在另一种威力的面前石油威力的局限。
那么，石油威力究竟是一种幻想，还是一连串特殊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情势的产物？它是一时的现象，还是到头来是国际生活一再出现的固定特点？控制大的油源或者至少使用大的油源的可能早就构成一项战略目标。对此是毋庸置疑的。它使国家能够积累财富，为其经济提供燃料，生产和销售商品及劳务，建造、购买、迁移、购置和制造武器，打赢战争。然而它也是可能过高估价的一项目标，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世界的现实正开始受到质疑。 第三次环境保护浪潮
即使世界仍然靠石油而转动，经济靠石油而生存，对碳氢社会的一个新挑战已经出现，这一次，挑战来自内部，预示一个巨大的对抗很可能将影响石油工业以及今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业世界如今正面临环境保护运动的一个新兴浪潮。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第一次浪潮的重点是清洁的空气和水，上面有着“美国制造”的醒目标签。由于它推动从烧煤迅速向燃料油转变，使世界石油市场很快趋紧，从而成为1973年的石油危机准备舞台的主因之一，它对能源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七十年代期间，安全因素突出起来，经济艰难时期促使人们再次强调工作机会和经济成就，环境保护运动失去了部分势头。在第二次浪潮中，着重点比较狭隘，更多集中于放缓或停止发展核力量。它在大多数工业大国中取得了成效，决定性地改变了原先以为是对付石油危机主要途径的策略。
第三次强大浪潮开始于八十年代，并仍在向浪峰挺进。它引起了广泛的支持，径直越过传统的意识形态、人口统计和党派的差别。它是一种国际现象，它关注的问题，包括从热带雨林的枯竭到垃圾的处理的种种环境公害。其总的关切不下于对我们的行星性质的关切。
也许，触发环境保护论新浪潮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始于1986年4 月，当时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一个核反应堆的操作人员失去了控制。反应堆本身在部分核溶化中销毁了，放射性发射物的烟雾喷出，由风带往欧洲大陆辽阔地区。苏联政府的初步反应是否认，并谴责关于核灾难的报道是别有用心的西方新闻媒介的杜撰。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基辅火车站骚乱、大批人撤走、死亡和灾难的流言传到了莫斯科。国际间的批评日增。但是欲盖弥彰，促使人们对于这场可怕的灾难进行更多揣测。最后，事故发生后两个多星期，戈尔巴乔夫上了电视。他的讲话完全没有苏联领导的特征，与克里姆林宫历来同其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沟通思想的方式截然不同。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宣传，没有否认；严肃、忧郁地承认确实发生了严重的事故，正在采取措施控制事故。只是到了那时，苏联人民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才理解头几天的情况是危险得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苏联领导层中有些人后来说，切尔诺贝利事件是苏联国内走向公开性和改革的一个重大政治转折点。以往把环境保护的弊病一股脑儿归罪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有些西欧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思想意识。在东欧以及苏联，环境保护主义成了反共的最重要的团结号召之一，也确有道理。因为随着铁幕的拉开，揭露出来的是共产党可笑的统治所遗留下的主要遗产中就有环境退化和污染灾害这类骇人听闻模式，其中有些也许已无法逆转。环境保护的考虑必将成为东欧国家新的民主议会头等重要的争论议题之一。
切尔诺贝利及其无形但致命的危险威胁和关于技术失控的警告，大大地推动环境保护主义的新浪潮。在美国，另一件大事虽未对人类的健康或生命构成同样的风险，却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发生于1989年3 月24日星期五，午夜过四分，埃克森石油公司的“瓦尔德兹号”超级油轮在阿拉斯加的威廉亲王湾触撞了多岩石的布里暗礁，把二十四万桶石油倾入这一纯洁的水域。清扫工作花了二十多亿美元，也无补于把“瓦尔德兹号”的泄漏石油事故从政治地图上抹掉。油轮事故列在一大堆关注问题之首，加强了许多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愿望，他们宁要环境保护，不要能源生产。1989年的这一事件可能对九十年代后期世界能源平衡产生十分巨大影响，以致转而使人们不主张在美国开发新的石油工业，导致更多的石油进口。
在环境保护意识方面，石油最为重要，因为人们首要的关心问题是碳氢化合物燃烧的后果——烟雾和空气污染、酸雨、地球变暖、臭氧枯竭。有些最激烈争论的问题关系到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新基地的开辟应在沿海，还是在阿拉斯加。激烈争论也围绕新能源设施，特别是发电厂修建地点。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在九十年代在它们的供电系统方面可能经受相当大的压力，不得不对于如何以尽量少破坏环境的代价满足对电力日益增长的需求问题作出困难而有争议的选择。环境保护共识产生的最重要影响之一将是把天然气作为最少引起污染的能源，转而采用天然气，特别在发电方面是如此。对节能也会有新的强调，这不仅是如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那样出于安全和价格考虑，而且也是作为遏制碳氢化合物燃烧——并赢得时间——的途径。
在科学及其预测的准确性、风险的程度、恰当的纠正办法以及费用问题上不经过重大搏斗，新的环境保护议程是不可能得到通过的。虽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改善环境基本上是“不花钱的”，仅仅是一个管理问题，情况很可能并非如此。将会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如果不是容易计算的价格标签。环境保护像国防或医疗或教育一样，是一种社会“公益”，就是说有人要为此付钱；当价钱开出来的时候，各公司、消费者和各国政府之间在应当如何分摊这张帐单问题上的斗争将会越来越激烈。社会还不知道如何在此时此地——例如对发电厂和工厂设置昂贵的污染控制系统——以及未来在农业生产而且甚至在如果发生重大的气候变化造成人类在居住上可能引起的几乎无法理解的代价和破坏之间分摊费用。
然而九十年代并非以演出另一场环境污染的戏，而是以对世界再度变得严重依赖的波斯湾油源的争夺而拉开帷幕的。海湾危机突然给政治议程再次插进能源保障的议题，促使各国政府重新把注意力集中于确保石油供应。它将在世界各地刺激石油的勘探和开发。用一位有见地的观察家约瑟夫。斯坦尼斯芬的话说，“九十年代需求增长和生产能力之间的竞赛规则已经由于海湾危机而发生了变化。如今，保障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