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风俗的摄像机，在它那里，社会的所有丑陋，都被形象地曝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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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家在论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时，把典型性问题看成它对文学的突出贡献。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看法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典型性，即通过人或物，反映了它的本质性的东西。例如写一个农民，那么这个农民就应具有许多农民的特点；写一位金融家，就应把许多金融家的阶级品性、身份特点表现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做到了这一点。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就是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缩影，他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野心，是对法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的主人公，那种贪婪吝啬，是千千万万个守财奴的共性。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市长，那种卑鄙无耻的心理，是俄国农奴制下贪官污吏的代表。这种通过一个人物折身全体阶级特点的手法，就是文学的典型性。
典型性的提出，自然就要求作家塑造形象时，做到一致性和目的性。批评家莱辛说，一致性，就是人物不能自相矛盾。一个人无论怎样变化，他的核心的东西，是稳定的。而目的性，则反映写作时的主观因素。人不能为了摹仿而摹仿，那就成了照相。作家应告诉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做到了这一点，作品才有它的教育意义，才有艺术的深度。罗曼·罗兰在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主人公的个性，一直在符合生活的逻辑前提中发展、变化着。作者在刻画人的命运时，没有忘记生活的规律。主人公的“反抗——失败——妥协”的过程，具有辩证的特征，它是生活的反映，也是生活的概括总结。
典型性的问题，在哲学的意义上，就是个别与一般的问题。普遍性的东西，是从特殊性那里总结而来的。也就是说，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文学创作的典型性，就是要求文学形象表现出该事物的本质。人们说这个人物写得好，是因为他有代表性。果戈理笔下的地主形象许许多多，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是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贵族的典型。他是一个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生活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思想很困惑。他在上层社会环境中长大，但却厌倦那个社会的一切。他眼里缺少崇高，没有神圣，他无聊地欺骗别人，也害了自己。这个“多余人”的形象，是对俄国贵族青年的写真。在他那里，可以看出俄国上流社会一些青年的影子。
普希金在描写奥涅金时，做到了一致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作家在他的身上，表达了一种失望，一种哀叹。读过这部长诗的人，都会被诗人的现实主义精神所震动。普希金像哲学家一样，勾勒了俄国人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认识价值，是毋庸讳言的。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动人的人物典型。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于连、罗亭、聂赫留朵夫、玛斯洛娃……这些人物的命运的思想，记载了西方社会的道德情感、价值信念、人生困境等。
十九世纪的作家们所形成的典型化的原则，具有明显的方法论的价值，在这些作家们看来，这易于更集中刻画人物，表现主题。在巴尔扎克作品中，“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都不是随意安排的。每一个场景，都集中衬托出法国社会某一领域的风貌，是社会风俗的展示。这就是环境的典型性。 《高老头》中的伏盖公寓和鲍赛昂夫人的沙龙，概括了波旁复辟王朝时期法国的氛围。在这两个环境中，展示了不同阶层人的精神状态。如果环境描写没有典型性，人物的形象就会受到影响。在田园牧歌中，不会有奥涅金的产生；在中世纪的神学精神下，不可能出现欧也妮·葛朗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着力突出了时代的特点和人物个性的特点。作家们为了更鲜明地塑造形象，往往精心安排故事情节，渲染背景。巴尔扎克在总结自己的典型化创作方法时说：“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的手，取那个的肩。”中国的文豪鲁迅曾把这种方法称为“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在创作中遵循典型化的原则，是人们对确切性追求的需要。十九世纪的科学已经较为发达了。对事物的认识越来越精确，模棱两可、随意性都受到了反对。文学家也力求像科学家那样，把写作当成认识世界的过程。文学是人学，但人的性格是怎样产生的呢？十九世纪的许多作家认为，人的性格除遗传因素外，主要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所以他们写作时，特别注意社会问题，人物不像浪漫主义作家写得那么传奇，而是受社会的制约。什么样的环境，就产生什么样的人物。许多作家写环境时是十分用心的。 《人间喜剧》中对巴黎社会的精彩描写，就像一幅工笔画一样清晰：阴沉的修道院、窄而曲折的街面、宽大低矮的店堂、黑暗的住所，坍毁的城脚……只有看到这些形象的画面时，你才会理解，十九世纪的欧洲，何以会出现空想社会主义，何以出现马克思主义。这些学说，正是不满于社会黑暗的产物！
由于看重环境对人的制约，“问题小说”在许多作家中，成为普遍的现实。作家首先关心的是社会问题。为什么人变得自私了？战争为什么会产生？贫困的原因是什么？思考这些问题，就必须研究生活的结构。所以，在巴尔扎克等人的创作中，人们形容他们专用解剖刀来解析现实。虽然并不都能得到答案，但作品对生活的挖掘的确是深的。托尔斯泰写《复活》，就是要解决人的灵魂问题；而《安娜·卡列尼娜》，则是他对家庭、道德、信仰等思考的结果。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尽可能概括了社会状况。因为要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所以人物写得很有概括性，心理变化也有代表性。为什么人们一看这些作品就激动呢？因为它唤起了人们的同情，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典型化的结果。
但典型化的原则，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属于认识论范畴，并不能涵盖价值文化等问题。它还囿于一种对事物归类化的认识，显然难以顾及到人的精神的无序性和世界发展过程的超常性。在对现象界的归纳上，典型化原则有着特殊的贡献，但在对人和世界的隐蔽性的把握上，这一原则是无力的。而这一切，已由二十世纪的作家们去探求了。
认真地读这一时期的作品，就像跟随一个思想家旅行一样，不仅领略到历史的真实，也领略到人的思想的真实。文学是一种认识，它形象地把人生告诉给人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真实、最深刻、最生动地映现了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人类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反省过自己。正是在这些作家的启示下，欧美的人道主义精神大大向前迈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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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存在的价值，人的生存的意义，许多年来一直困扰着西方的作家。在这个基础上的人道主义思潮，在历代现实主义者那里，是有广泛的市场的。尽管十九世纪的文学家对人道主义的认识，有时留于表层，没有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那么深刻，但在当时，这是唯一最有诱惑力的武器。每一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差不多都可以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作为一种精神信仰，人道主义在西方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发展过程。在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作为封建社会的否定者，充满了新生的活力。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之口说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们，把爱看成人的天性；把自由当作天经地义的神圣的东西；意大利诗人但丁说：“不论造物主或造物，不能离爱而存在：此爱或为自然的，或为理性的。”由于爱是道德的种子，因此，爱在社会行为上，就应表现出一种自由、公平、合理的事物。薄伽丘在看到这一精神法则后曾表示，人们的爱是由于天性的，让我也利用这短促的人生追求我的乐趣吧。文艺复兴以后，人道主义思想在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那里，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卢梭曾认为，人性的首要法则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因而，卢梭不仅呼吁人为自我立法，同时，强调“返回自然”，摆脱社会生活中私欲的束缚。对人的纯真的追求，使卢梭等人的作品获得了理性的力量。但是，抽象的人道法则，与现存的人生，总是有距离的。到了资产阶级真正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人道的光环开始黯淡了。在满口平等、自由的资产者那里，却出现了亵渎人道的普遍现实。欺诈、压迫、拜金主义，把人抛向物欲的角斗场上。成千上万的工人沦为了贫民，社会的不平等造成了动荡。一方面是金壁辉煌的贵族，一方面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人们为了财富，不惜牺牲一切代价。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暴露了自身致命的弱点。
在十九世纪，有良知的作家们深深地看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英、法、俄等作家的创作，记载了资产者的精神历程。用纯真的人道主义，反对虚伪的人道主义，成为许多作家的使命。这时的文学上的人道精神，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调。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一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畸形的。巴尔扎克把这个社会，看成人类的热情、兽性、思想之间的冲突场所。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形容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到处是昏暗的镜头，人已失去了正常的心理，一直被异己的力量左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白痴》、《罪与罚》、《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虚伪性。在他的心灵絮语里，流露出他痛楚的人道激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对西方上流社会的失望者，资产阶级曾经描绘过的理性蓝图，在他那里彻底瓦解了。
可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并未能找到拯救他的信念的东西。在普希金纪念碑落成揭幕礼上，他曾告诉俄国人：“忍耐吧！”是的，除了忍耐，人们好像看不到彼岸的绿荫。他的小说几乎让人憋得喘不过气来。灰蒙蒙的天、凄惨的人群、破烂的街市……世界彻底变了一个样，生活不再拥有亮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资产阶级虚假理性的抗议者，他把人道精神的内涵扩大了。
在众多的人道主义作家中，托尔斯泰或许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人道精神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惨烈，在这位大师的世界里，人道与宗教式的内省深深联在一起。俄国的苦难，使他流下了无数的泪水；俄国的历史，促使他从理性高度上来审视世界。他痛心于俄国人的灾难生活，但他还是相信，人终究会改变这一切的，而改变这一切的武器是他心目中的博爱精神。
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温和的。他早期创作的《哥萨克》中，情感是平静、田园式的。即使在史诗般的《战争与和平》中，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