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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丹达尔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在政治上，他反对波旁王朝的统治；在文艺上，他蔑视古典主义文学的矫揉造作。他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发表的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被史学界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宣言。这部著作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学创作的原则，认为“文艺应像一面镜子。”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在他看来是脱离现实的。他觉得作家要“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不要去模仿古人。如果作家不去研究生活，体验生活，那他的创作就失去了意义。斯丹达尔是借用浪漫主义的一些观点去反对古典主义的，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所理解的浪漫主义，就是后业人们所说的批判现实主义。《拉辛与莎士比亚》，宣告了一个新美学原则的诞生，它是斯丹达尔后来从事创作的理论基础。
斯丹达尔的文学创作，在数量上远不如巴尔扎克，但他作品的力度是不可小瞧的。他选后写下了《阿尔芒斯》、《红与黑》、《法尼娜·法尼尼》、《吕西安·娄凡》、《一个旅行者的回忆录》、《巴玛修道院》等，给法国文学带来了震动。《红与黑》则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红与黑》被誉为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作者在自序中说，《红与黑》是在描写“1814年至1830年的波旁王朝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脸的法国”，是为了“认真地描写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小说自始至终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意图。作者用精炼的笔法和辛辣的笔调，展示了波旁王朝时期人的精神风貌，为法国人的心灵画了一张栩栩如生的画像。
《红与黑》是一部迷人的长篇作品。它的人物不多，情节没有传奇性，可作品的调子却是特别的。故事发生在法国法朗士——孔德省一个叫维立叶尔的小城市。市长德·瑞那先生的家里，请来了一名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年纪很轻，还不到二十岁。他叫于连·索黑尔，是本市木匠老索黑尔的儿子。于连对自己的出身有一种自卑感，很小就养成了虚荣、清高的个性。他的早年环境十分不幸，对自己的家庭有本能的敌意。但于连十分用功，精通拉丁文，他心目中只有一个英雄，这就是拿破仑。他梦想能像拿破仑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可是这梦想毕竟是梦想，现实给予他的完全是另一种环境。他无法像拿破仑那样驰骋疆场，社会的等级制给他以沉重的打击。当时查理第十登上了王位，教会的特权越来越大，成为社会的特权。他萌生了一种报复、向上爬的心理。并想用恶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进入市长家做家庭教师，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他千方百计地施着手段，想敲开进入上流社会的大门。他很幸运，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与市长的夫人混熟了。德·瑞那夫人十分美丽，大于连将近十岁。她在修道院里长大，思想较为单纯。她拥有一笔可观的产业，很小就成众人娇惯的对象。她并不爱自己的丈夫，她的天性容不得世俗的侵袭，而丈夫身上的市侩气，使她的生活变得黯淡起来。于连的出现就像平静的水面荡起了波纹一样，德·瑞那夫人的心骚动了起来。很快，两人就掉进了情网。
他们的私情很快就败露了。市长十分恼怒，在这种情况下，于连只好出走。
雄心勃勃的于连开始了新的选择，他来到了省城的神学院学习。“在拿破仑的旗子下，我会是一个军官，在这些未来的神甫中，我将是一个主教。”他心中装满了晋升的奇想，想迅速爬到神甫的高位上。可是又一个打击来临了，由于教派间的内部斗争，他又被迫走出了神学院，被介绍去巴黎的大贵族示尔侯爵那里做私人秘书。这次他有了新的机遇，由于出色的工作，他受到了信任。并与侯爵的女儿玛特儿相亲相爱。于连几乎成了腰缠万贯的贵族了。
正当于连青云直上的时候，他收到玛特儿一封信，信中说她父亲接到了德·瑞那夫人的揭发信，他的隐私被发现了。于连恼羞成怒，他差不多丧失了理性，匆匆赶到维立叶尔，向德·瑞那夫人开了枪。
于连被判了死刑。他的野心，他的欲望，像梦一样消失了。他在法庭上说道：“我是一个乡下人，不过对于自己处境的微贱敢作反抗的举动罢了。……我不向你们祈求任何宽恕。因为事实上，审判我的不是和我地位相同的人，……而是清一色令人气愤的有产阶级的人……”
于连的一生是具有悲剧性的一生。在他身上，最典型地反映了查理十世统治法国时期的社会形态。斯丹达尔看到，这个时代是扼杀个性的时代，人没有正常的生活选择，要么沉沦下去，要么依附统治阶级。于连选择了后者。他反贵族的思想是可取的，但他的动机、他的品行，却是十足的可悲。在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愿望发展成了野心，机智演变为阴谋，这正是社会畸形发展的表现。于连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他的不择手段向上爬的行为，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悲剧。作者在主人公的毁灭的道路上，暗示了法国社会的衰败性。
斯丹达尔是位禀赋很高的人。他对人的心理的分析是很高超的。他把人的心里的变化，写得维妙维肖；把社会风情在人的精神上的烙印，写得很深。通过于连一个人，把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图景，都串连了起来。《红与黑》描写了法国社会贵族阶层糜烂的生活，人们的道貌岸然，相互残杀，给人的感觉是阴森的。而教会阶层同样黑暗透顶，贝尚松神学院的互相倾轧，让人意识到天主教统治在当时的虚伪性。于连眼中的世界，充满了铜臭气，充满了冷淡，人与人的关系被等级制、金钱所钳制。在于连的内心独白里，你可以感到，一个稍有思想的人在那时生存得极为艰难。人们几乎得不到友谊，得不到爱。于连顺利时，他的父亲搜刮他；而当他入狱后，其父却没有施舍一点父爱。于连在一片无望的苦海中呻吟着，他的毁灭，可以说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必然归宿。
1838年，斯丹达尔写出又一部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巴玛修道院》。和
《红和黑》一样，《巴玛修道院》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小说以拿破仑时代到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为背景，对整个欧洲的黑暗进行了批判。《巴玛修道院》的基调与《红与黑》是相似的。作者在书中塑造了一个于连式的人物——法布利斯。法布利斯也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他十六岁就去投奔拿破仑，可他从意大利一到法国，就被当成间谍投入监牢。拿破仑失败后，法布利斯返回意大利，却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生活，他的社会理想和个人奋斗的信心，一再遭到打击。法布利斯的心灵冲动，野心和价值观，在当时的社会，是难以实现的。他不得不像于连那样，最后以幻灭而告终。
斯丹达尔是一位思想深刻、笔触细腻的作家。他具有哲学家的气魄，心理学家的天赋，对人与时代的关系，人的心灵变化的过程，理解得很透彻，他从于连、法布利斯等人的命运里，看到社会的不可救药性。《红与黑》等作品，深刻地展示了波旁王朝时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为时代记录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更主要的是记录了法国以及欧洲人的心灵史。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矛盾，看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悲的生活方式。斯丹达尔的出现，为法国文学界立起了一面旗帜，许多作家从他那里吸收了冷静的心灵分析方法和富有道德激情的创作原则。《红与黑》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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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代表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高峰的，是巴尔扎克，他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直到今天仍拥有广泛的读者（由于有专集讨论巴尔扎克的创作，这里不多叙述）。在巴尔扎克的同时代作家中，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爱弥尔·左拉 （1840—1902），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等，也创作了大量的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福楼拜生于法国诺曼底的鲁昂市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家里。家庭的环境，使他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1832年到1839年，他在中学读书时，受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熏染，崇拜那些富有激情的浪漫派诗人。中学毕业后，他在巴黎学习法律。但他却仍深深地钟情于浪漫主义诗歌，并结识了浪漫主义大师维克多·雨果。不过，当福搂拜真正拿起笔进行创作时，他却开始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走上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
他一生写了许多作品，尤以《包法利夫人》最有影响，被人们称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一部力作。
《包法利夫人》成功地塑造了爱玛这一女性形象。爱玛从小失去母爱，早期受到的是贵族思想教育。修道院的启蒙方式是陈旧的，她在教堂中逐渐养成一种虚幻的浪漫精神和不切实际的人生观。她嫁给查理·包法利后，不久就发生了感情危机。她早期对爱的真诚的渴望受到了打击。后来，她爱上了罗道耳弗，但罗道耳弗是个道貌岸然的乡绅，他对包法利夫人，除了占有欲，没有一点爱情。爱玛没有发现罗道耳弗在欺骗自己，她在对方身上似乎找到了自我拯救的光芒，并决定不顾一切抛弃丈夫和孩子，与罗道耳弗私奔。不幸的是，她遭到了拒绝，罗道耳弗抛弃了她。爱玛的精神几乎崩溃了。
第二年，她与三年前认识的赖昂相遇，两人迅速地被爱情之火所征服。爱玛借口去学钢琴，每星期都与赖昂偷偷幽会。爱玛是一个自私的人，她耽于享受和乖异的个性，不久就暴露了出来。赖昂感到，爱玛不会给自己带来幸福，而只能是绊脚石。两个人的感情开始疏远了。
虚荣心强盛的爱玛，后来因大量挥霍钱财而欠账累累。债主放高利贷，使她几乎陷入绝境。她找到了赖昂请求帮忙，但这位情人却置之不理。她又去找本镇的律师居耶曼，这个伪君子却乘人之危，想占有爱玛。爱玛发现她的世界已经瓦解了，于是自杀身亡。
《包法利夫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是体味很深的。爱玛的悲剧是对资产阶级的一个嘲讽，也是对社会的鞭挞。极端利己主义、虚荣心、贪婪，是法国社会的害虫。福楼拜对自己所熟悉的人们和阶层的表现，是没有一点温情的。从他的作品深处，流出的是一股冷气，它使人感受到了法国社会畸形、病态的一面。《包法利夫人》由于人物的典型性和主题的深刻性，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
与福楼拜同期活跃的作家中，左拉也很有影响力。左拉是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在他身上，体现了写实文学的两种趋势。他一方面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