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石头一样默默无言的山民们，从那个书面语的等级框架里走出来，自己讲述自己。这应当是一次对于“高贵者”“在上者”的启蒙。在我的小说里，活人说话，死人说话，在巨人的世界之外矮人说话，在男人的世界之外女人说话，在成人的世界之外孩子说话，风说话，毛驴说话，连白痴的哑巴也会“说话”。这个小说世界是一个“我说”的世界，是一个无数的“我说”互相叠加、渗透，又相互激荡的世界。在这个“我说”世界里惟一使用第三人称说话的“他者”，惟一的外来人，就是掌握了真理，掌握了权力和革命的赵卫国（小名叫苦根）。在我看来，文字是被口语的大海推到海滩上来的贝壳。但是如果没有了大海，贝壳最终只能变成华丽的尸体。对于口语之海忘情的纵身一跃，让我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酣畅和丰富！那既是一个文字的世界，也是一个声音的世界。最近，我在南京的一个中、法作家文学朗诵会上，第一次朗读了《无风之树》中的一个小节，当落在纸面的文字变成声音的时候，那种错综无序，循环往复，丝丝入扣，相互激荡的口语倾诉所产生的近乎音乐的感染力，不仅让听众也让我自己深为震惊。
【第五个问题】
在我的印象，您是一位谦逊、低调、律己甚严却待人温暖的前辈。但不可否认，您已是当代中文小说写作的里程碑人物，您的夫人蒋韵女士亦是创作两百万字以上，质量均极惊人的一流小说家，今年二月，令嫒的小说《告别天堂》也在台湾出版。回到轻松的一面，这样「一家人全在笔耕或在纸面上埋头编织」的场面，台湾这边或只有「文学朱家」可以比拟。能不能请您说说那个光景：孤独、温暖、互避干扰或互为把关人、既是家人又是同行的工作状态？
答：这原本是一个不大想回答的问题。何况我哪里是什么“里程碑”？充其量是一个还没有停下来的行走者。如果一定要说，只能说是巧合吧。文学创作是一种无法遗传，更是父母教不会的东西。我和蒋韵写小说不是父母教的，笛安也不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该做的事情。我们尤其警惕不要因为自己的写作给孩子带来负面的阴影，所以一直低调行事。笛安把她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拿出来的时候，我和蒋韵也深感意外。笛安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收获》投稿的时候，我们曾要求责任编辑严格按照程序送审，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她的父母是谁，这位朋友也正是这样做的。笛安的《告别天堂》在两岸出版，我们都拒绝了出版社为了做宣传而公布我们的家庭关系。对笛安所有的小说，我们基本一字不动，只谈看法。人人都有父母，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谁是他的父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她写了什么。笛安刚刚开始起步，我告诉她，文学是一辈子的马拉松。迄今为止，我们都是各写各的，互不干扰。充其量是相互的第一读者，读了，会毫无避讳地谈谈体会和看法。一家人用不着客套，相互的要求也都比较苛刻。这或许可以算作一种“好处”吧。作为父母，我们现在听别人夸奖孩子比夸奖自己要高兴得多！
骆以军六问（4）
【第六个问题】
您在《寂静的高纬度》中有一篇文章提到「『采风』者的尴尬」，讲几位向往「原汁原味」的民歌爱好者，走入极偏远的黄河边上的河曲县：
「地处三省交界的河曲，得天独厚，把陜北的信天游，蒙古草原的长调，和晋西北的民腔俗曲融为一体，造就出山西民歌的一块发源地，凝练出一种叫做「二人抬」的民间戏曲。由此，〈走西口〉的旋律数百年来在黄土高原传唱不绝。」
结果，这几位音乐工作者，带着录音机，风尘仆仆直奔「原汁原味」之所，找了窑洞里最好的「唱家」，一位姑娘，她却对着录音机唱着当时大街小巷电视机收音机各处播放，走红的流行歌曲。
《农具系列》的〈铁锹〉里，那位随口唱，「原汁原味」将农民生活（某个人的一生？）编进歌词里的小民的父亲，他的形象是这样的：「白羊肚手巾，白坎肩，脚上登一双唱戏才穿的高邦布鞋，太阳底下，被河沙磨亮的铁锹像镜子一样，一闪一闪，这一切原本都是为了给城里人看稀奇准备的，这一切原本都是为了挣钱才装扮出来的，这一切一直都被小民自己看成是在耍猴儿。」
这多么滑稽与悲伤，却又多么庄严与幽默。
您的许多小说段落，都会灵光一现地出现一首朴拙、干涩、开阔、哀矜的民歌，那往往让人为故事中人的命运落泪。可以看出您对这些「正在灭绝的原汁原味，人们正一天天无『风』可采」，被现代文明覆盖和抹杀的民歌的情感。也许岔题了，但您亦不只一次在讲演中呼吁「方言」文学在铺天盖地、日益苍白贫薄的「现代」语言中，贫临消灭的危机，及其独特的珍贵性。
您说起许多年前，与蒋韵女士轻装步行「走西口」的故事时，那种热情与高亢，总是令听者为之神往。就当是闲聊，可否请您谈谈在那样的旅途中，「在大历史之外」的，小说家眼中所见？
答：1985年前后，中国大陆掀起一股文化热、寻根热。那是大陆文学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的文学自觉。读书、讨论、一次次地参加文化讲座，甚至跑到北京去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参加什么文化研讨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年春天，我们决定徒步走西口，去到实地看看山西农民当年走西口的路线。就像所有的年轻人都有股冲劲一样，带着地图，打起背包就出发了。白天走路，晚上睡在农民家。饿了就在路边任何一个村子里找饭吃。晋西北的大风飞沙走石，亲眼看见大风刮倒了房顶砖砌的烟筒。休息的时候，就拿出录音机听老大爷、老大娘讲古话儿，或者和路边遇上的放羊娃闲扯。朔县，平鲁，右玉，一直走到杀虎口古长城的城头。出了山西就没法再走了，因为地广人稀，村子太少，只靠两条腿走路，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就改坐汽车。因为等不上长途汽车，我们就坐了一辆大卡车到了内蒙。坐在敞棚的车厢里视野开阔，大风如歌，一路下山，回望山脊上起伏蜿蜒的古长城，威严高耸，荡气回肠。忽然就觉得书本上的“历史”和“文化”还是太少活气。坐汽车到了内蒙古察右中旗，广昌隆乡，然后，再走到黄羊沟村，在村里住了两三天。当初决定徒步出发的时候，对走西口的全部“知识”仅仅是一首《走西口》的民歌。既然是歌，就难免浪漫多余实际，想象大于真实。两个城里的“文化猎奇者”，最后是满心愧疚地走上返程的路。走西口的哥哥，不是为了爱情去流浪，而是为了活命去讨生活。走西口的动力，不是因为农民们热爱劳动，而是因为山西商人不断地买地西进，所以才有广昌隆、广益隆这样的商号成为了地名。商号买了地，同时就把山西内地的劳动力和农耕技术带到了黄羊沟、后大滩这样的地方。就像我在《采风者的尴尬》里说的：“在黄土高原世世代代的生死煎熬中压榨出来的民歌，是为了安慰生命而叹息，不是为了取悦耳朵而哗众的。”老大爷、老大娘们泪流满面讲出的身世，和我们这两个城里人压根儿就没有关系，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去搅动别人的生活。如果说，走西口有什么获得，除了把想象和浪漫落到实处之外，真正的获得，就是得到一点比较深刻的人格教育，得到一种比较切实的对“人”的理解。此后不久，《厚土》问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