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杂志的老板，在她为他工作时，他俩进入了罗曼史关系。她称自己与索林森的关系是个“错误”，与尼斯的恋情更绝妙：“我误将他的才智作为心声”；至于金斯伯格，她说：“我想他喜欢书；”而赫伯·沙琴特：“我们停止一起长大”。前老板哈维·库兹曼罗曼蒂克地描绘斯坦内姆：“从性方面而言，她绝对有魅力”。这是与她长期有关系的男士对她魅力的最好表述。所有这些男人都成为她的老朋友，即使在恋情终断后也如此。
在70年代时，斯坦内姆变得更加玩世不恭：“婚姻在法律上使你成为半个人，什么男人愿意与半个人共同生活”。她的朋友珍妮·奥莱利说：“我想她不相信与一个人有永恒的爱情，她终结爱情关系，将这演变为朋友关系”。斯坦列·博丁格是70年代中期司法部民权处的法官，在那些为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激烈斗争的年月中，成为她的朋友、知己和情人。在随后几年还有一系列与权势人物和成功名流的恋情，但没引发成婚姻和家庭的固定关系。纽约专栏作家丽兹·史密斯也是她的朋友，认为她对于婚姻和家庭何以不能有效起作用的哲学思考太多了，她的理智成为她的报应，史密斯这样描述斯坦内姆的方法：“如果告诉她一个爱情故事悲惨，她会告诉我使之破裂的文化、社会因素”。看来斯坦内姆对于婚姻关系何以不起作用知道得太多，这一点成为许多类型的尝试没有成功的原因。
在七、八十年代，斯坦内姆有几次较重视的关系，但她总是忙于新事业和政治结果，阻碍罗曼史的发展。戴维·舒斯金德在70年代说：“格洛丽亚所需要的是个男人，这是对她不断热衷于传播宣传，缺乏正式的家庭生活的反应。”斯坦内姆以自己将事业优于家庭的选择理论化、合法化地解释为这种“自我发现”是生活的终极目的，这从书面意义看总是绝对正确的。在《来自内源的革命》一书中，斯坦内姆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内在观点：“我认为真理是挖掘自己更多的兴奋点和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这比罗曼史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来得多”，这看来是对她事业高于“个人生活”的解释，事业总比个人生活更安全，但并不能带来所有满足。在年轻时，斯坦内姆觉得应该结婚，完成生活中的使命以使生活变得完整，这也是妇女生存需要的实现。她回忆自己说过：“我肯定会结婚”，随后又说：“我正在考虑，但不会马上，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先做好”。然后女权主义运动出现，她热衷于带领姐妹们争取更美好的未来，同志间姐妹深情成为她替代家庭，也是她得以避免致命的男女固定关系的方法。
许多妇女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往往在这过程中会有所牺牲，最近的研究显示，即使妇女成功地担当起这双重角色，也会有精神压力的代价。看来一向理智的斯坦内姆可能考虑采取事业唯一的生活方法，她很多次临近结婚，但她强烈地顾及同伴妇女（她的姐妹们）的需要，阻碍她母性愿望的实现。斯坦内姆和第一位室友，纽约画家芭芭拉·内西姆说：一我总是谈论结婚问题，格洛丽亚从来不。嗅，她约会很多，男人总是爱上她，但我认为格洛丽亚更爱人性而不是人物，她对世界之爱的兴趣胜于人间恋情”。斯坦内姆1988年在报纸上说过的话最明显地表达了事业优于家庭的哲学：“我不能以魅力得到配偶”。这一结论再清楚不过了，这不可能与一位有明确目的的伴侣达成一种和谐的关系。
生活危机
在格洛丽亚出生前，她母亲鲁斯经受过几次精神打击，斯坦内姆将母亲神经紊乱归罪于男上司的恶劣态度。无人知道真正的缘由，然而这种情形无疑是斯坦内姆童年生活危机不断的原因。在斯坦内姆小时候大多数时间里，母亲卧床不起，格洛丽亚不得不充当护士、陪伴和看护人，这一经历在60年后还深深铭刻在她脑海，她仍然在书中和文章里谈论这件事。斯坦内姆母亲丧失自理能力，给她带来许多怨恨，她不得不牺牲青春时光充当生活料理人。
斯坦内姆所受的磨难可能正是培植她成为创造者的因素，创伤能给那些经受住这一打击的人孕育伟大的创造力。荣格主义心理学家琳达·里尔纳德说：“源自内心混乱和情感跌荡会产生创造力，产生给个人和文化带来新景观的场景”。这看来正是影响斯坦内姆的激励因素，她一直承认早年在俄亥俄特拉多时期的内心紊乱。
不快活的童年也是影响创造、革新个性的共同因素，精神病学家安托尼·斯托“天赐的不满”理论，正好能说明斯坦内姆的事例。她童年时极不快活，总是幻想自己是被领养的，希望能被真正的父母救出，带回到“正常的”家庭环境中。这一生活中的不快活，可能正是她对写作、女权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作出伟大贡献的关键因素，早年的创伤可能正是导致她幻想有个自己是女皇的幸福、逼真的世界之原因。这种超越生活的幻想正是驱动创造者模仿乌托邦世界，让她们挖掘自己的潜意识来达到她们创造出的生活。
年轻时的创伤和危机，还能为她们提供一种处置最糟场景而绝不惊慌失措的能力，培养吸取实际经验，使她们对企图拼命维持现状的阴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斯坦内姆的叛逆天性正是在早年与危机搏斗中强化的，她在《出格行为和每天叛逆》一书中所说的“24小时内为简单的正义事业做一件蛮横出格的事情”，便是斯坦内姆热衷于冲击现有制度的最好说明。大多数人早就学会不与现有制度抗争，因为这会理葬自己，而像斯坦内姆那样经历过重大危机的人，已从痛苦深渊中懂得这伤害不了自己，他们已学会毫不畏惧地行进在未知世界，因为他们已处置过未知的创伤，他们已习惯于在不友善的环境中处事。
在特拉多，斯坦内姆通过书籍和白日梦的奇思幻想来求得解脱，随后她又决定跳舞逃离此地，这是创造革新者用于度过早年生活危机惯用的技巧。斯坦内姆显然已将潜意识编制成乌托邦世界的想像景像，然后变成自己的天赐能力，这种创伤经历也决定她在21岁时只身到陌生、落后的印度，生活得自如而适应；这同样也赋予她胆量，能在20多岁时在纽约大都市中采访显贵名流；最后又使她能在三、四十岁时面对男性权贵们，进行妇女权益的斗争。斯坦内姆坚强的自我形象和自信正是源自于早年的创伤。
女性人物：反叛性的社会良知者
当斯坦内姆谈到妇女问题并将此归罪于男人时，她的声音还是中听的，因为她是这一城镇（曼哈顿）的女性人物，与她所谴责的这类男人约会。70年代许多女首领也反对制度中的男女不平等，归罪于掌权的男人，而她们常常又是同性恋者，这种改变现状的方法无异于一位神父指导未婚少妇计划生育，从对事态的关注着眼这绝没错，但缺乏真实的可信度。斯坦内姆却具备可信度，这使得她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女性领导精华人物，为《纽约时代》、《麦考尔》和许多全国性刊物写文章，这种对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广泛涉足帮助她影响那些她所交往的人物。
斯坦内姆的“反叛性社会良知”，使她改变了男女有别的世界，将它变成更少地以头发长短论英雄。她对社会的影响使《麦考尔》杂志评她为1977“年度妇女”，说她成为回妇女运动最有成就的代言人和像征”，斯坦内姆已成为《纽约周刊》的封面人物，而一年前又以潇洒的模特形象出现在《魅力》杂志封面上。她在70年代中期达到了影响和权力的顶峰。当时，《女士杂志》已羽毛丰满，流产和平等权益修正案事件已出现阳光。她的社会良知和反叛性一直是她最醒目的行为品格，这同时成为她最大的力量，也是她最大的弱点。这对所有个性特点都不例外，外向型往往被认为太嘈杂，而直觉者又在公众感觉中太缺乏。
斯坦内姆的影响力和成功，使她在1983年被《哈普斯·贝察》杂志选为美国最有影响的妇女，这一奖赏是由于她在自己所谓的“粉领聚集区”的工作所带来的。斯坦内姆说：“妇女成为决策委员会成员、宇航员和监察员诚然很重要，但这并不影响那些在女性占主导职位工作的人”。斯坦内姆具有非几的能力，起着不同的角色作用、她强硬但不刺耳，有知识而又顾及劳动阶层，吸引人但又是个“正常的”采取习以为常方式的人。斯坦内姆的幽默感往往给那些情绪紧张的观众，无论是追随者还是异己分子，带来轻松气氛，所有这些品格使她成为在政治选举，立法制度的歧视问题方面有影响作用的女性。
斯坦内姆作为政治行动家，还对最近涌现的女领袖如黛安妮·法因斯坦，芭芭拉·鲍克塞，佩特·斯奇劳德，基姆·凯帕贝尔，安妮·理查德，凯·贝莱·哈切森，伊丽莎白·多尔和吉妮特·雷诺等都起着关键作用。她总是争议的中心——有事业者的共同命运——但她从不在敌手和权力面前退缩，这证明了她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斯坦内姆是个完美的激进、反叛个性者，她运用自己非凡的女性才智和魅力，融合社会良知来达到自己高尚的目标。
小结
在《妇女大趋势》（1992）一书中，阿拉迪思和内斯比特谈到妇女自我完善来克眼制度的不公平，他们所论述的就像是针对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的情形，“隐喻中，女神已苏醒…妇女力量才智焕发，美貌、创造力、久被埋葬或被遗忘的一切，从没像现在这样达到如此普及的程度”。他们预测妇女从政治生活决策层开始，将改变当代生活的每个领域，并预测2004年会出现美国女总统，妇女最终统治体育界和科学界。如果这些有可能发生，格洛丽亚至少应被作为使之发生的超级催化剂，最高的评价是，她是这些实现最关键部件的领袖。
在激进的70年代，有位女权主义者描述斯坦内姆是集中体现了“永恒的女性魅力…被所有男人和女人所追逐的性目标”。她与许多激进左派不同，她与周围的普通妇女有认同感，与那些运动中常加申斥的权贵精英们约会交往，斯坦内姆的人格脱离于运动之外。大多数人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在成为制度内基本一分子的同时，试图激进地改变制度，换言之，那些被剥削者不可能同时加入剥削者行列，有些人甚至要求斯坦内姆不要这么成为性像征，不要这么时髦，因为这种形象被认为违背她们准备摧毁的欣赏这些旧制度的事业，斯坦内姆言简意概风度优雅的反应是“我将穿军靴漫步，剃光头发”。
斯坦内姆在七、八十年代，以时髦优雅的演说风度吸引着新闻界和追随者。她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什么职业，但她却选择女性权益事业，并为此牺牲了家庭、金钱和地位。她取得了重大成就，可能已驱逐了童年不快活的魔影，以及成年服务于女权主义权力机构的不安全感。她个人力量是智力、吸引力、文字表达力、公众演讲口才，这些使她达到自己领域的顶峰，斯坦内姆的领袖魅力使她能与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权势精英接近，使立法迅速实现生效，没有她的贡献这些根本不可能发生。许多在妇女工资、职位提升和政治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