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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尧姆瞥见自己的妻子正等在一边。尽管此前两人的婚姻已近破裂，而且很快再次陷入危机，两人同时扑向对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们给他俩安排了一处舒适的住宅，让他们独处几天，处理好自己的关系。克里斯特尔已经告诉过我，她不想再回到纪尧姆的身边。纪尧姆知道后深受刺激。在狱中度过的漫漫长夜里，他曾满怀希望能与克里斯特尔破镜重圆。
虽然纪尧姆情绪低落，身体欠佳，他的期望却很高。他可能觉得自己会被任命为我的副手，时不时地从走廊对面的办公室到我屋里小坐，为指挥潜伏在西德的间谍出谋划策。可他脱离这一行时间太久了。我记得问过给他治过多种疾病的医生，应该怎么安排他才好。这位医生曾给国家领导人中的几个老人看过病，对他们的能力有清楚的认识。他是个相当幽默的人。当我叹口气说，惟一能让纪尧姆满意的是安排他进政治局时，他回答说：“多一个少一个反正都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身边有个女伴很有帮助。我们于是给纪尧姆派了一名讨人喜欢的中年护士，表面理由是随时观察他的肾和心血管系统是否正常，其实也是想试试他俩是否能产生感情。这一着还真灵。两人很快结了婚，在东柏林郊外的一所舒适房子里安了家。这所房子是为了奖励他为祖国作出的贡献提供给他的。
研究纪尧姆的西德人士认为，他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人们似乎很难理解，像纪尧姆这样的人居然可以同时为两个如此水火不容的主人服务，而心理上又悠然自得。为了完成赋予他的使命，一名间谍改头换面后必须牢记当初引导他投身这一行的信念。纪尧姆成功地潜伏到勃兰特的身边，完成了我们交给他的任务。但这并不妨碍他尊敬勃兰特的为人以及他的领导才干和成就。在制定东方政策过程中，纪尧姆坚信他在这一位置上为加深两个德国之间的理解做出了贡献。
纪尧姆被捕后不久，勃兰特于1974年5月4日宣布辞职。我始终认为，纪尧姆事件不是他辞职的原因，而只是一个借口。勃兰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身边亲信里混入一个敌方间谍本不应成为他辞职的主要因素。依我个人之见，导致勃兰特下台的根源是社会民主党的内部矛盾以及该党领导层面临的信任危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民党内的三足鼎立的尴尬局面。勃兰特是一足；当时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的赫伯特·魏纳是另一足；财政部长、后来接替勃兰特任总理的施密特是第三足。纪尧姆提供的情报清楚地表明，勃兰特内阁内的政敌已经对他虎视眈眈，用心之险丝毫不亚于我们从东柏林派去的间谍。其中最大的敌手无疑首推魏纳。
魏纳长得其貌不扬，说话尖刻。他是仍然在世的战前德国左派的几个元老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左派分裂成彼此势不两立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魏纳还是一名年轻共产党员时曾为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做过秘密情报工作。30年代，他曾在共产国际担任过领导职务。后来才知道，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曾向人民内务委员会出卖过身边的一些同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瑞典被捕，随即把他所知道的德国国内的共产党及其成员的情况一股脑告诉了瑞典警方。由于他的叛变行为，德共1942年将他开除出党。战后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党。西德高层政治家中，惟有他一人战前就认识东德领导人，包括昂纳克。然而悠悠岁月里，他与昂纳克天各一方。分别身为东德与西德的政要又使他们身不由己。对德国的分裂，两人互相指责，尽管如此，往昔共同的信仰仿佛一条特殊纽带，把两人连在一起。借助这条纽带，他俩克服了冷战造成的隔阂。
尽管魏纳举止吓人（据有人半真半假地说，每次电视荧光屏上出现他的镜头时，家养的小猫小狗都被吓得钻到沙发底下），他却十分同情德国分裂给人民带来的家庭不幸。1973年5月，魏纳通过一次与昂纳克面对面的会晤，简化了双方交换被俘人员的手续。战时在苏联度过的岁月使他患上了恐苏症。一次他坦承，第一次动身去莫斯科前，他吓得浑身发抖。然而他和昂纳克都发现，年轻时同为共产党员的经历缩短了他俩的距离。两人很快建立了一种近乎于朋友的关系。甚至可以说，魏纳从共产主义转向社会民主的心路历程使他晚年时更接近东德，虽然意识形态上他一直与东德相左。原因是他觉得，昂纳克领导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他的党更亲切。
从一开始，勃兰特对魏纳与我们接触就疑心重重，认定这位同事正在背着他跟我们谈判。我猜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从50年代起对这类秘密接触已有所闻。至于勃兰特到底了解多少，我无从知晓。勃兰特怀疑魏纳在联邦议会的心腹维南德是克格勃或我们情报局的间谍。他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德国统一后，检察机关对曾在西德议会里任社会民主党秘书的魏纳提出起诉，说他是东德的间谍。他的审判于1996年夏结束。受审期间，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政治家均出庭作证，证实他们知道魏纳通过维南德与我们有来往。然而他们中间谁也不知道这类接触的详情。
实际上魏纳和昂纳克并没有策划于密室。魏纳与苏联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尽管如此，勃兰特仍感觉受到背叛，疑心越来越重，几近于妄想狂。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说的那样，精神病人也有敌人。魏纳知道西德刑警对勃兰特的私生活暗中监视这一不同寻常而且违反宪法的情况。毫无疑问，纪尧姆一案曝光后，魏纳出于政治目的就此大做文章。纪尧姆暴露后，联邦刑警厅厅长黑罗尔德根据对勃兰特身边保卫人员的调查，提出一份关于勃兰特私生活的报告，里面列举了他与多位女记者、萍水相逢的女郎和妓女之间的风流韵事。这份报告指控纪尧姆帮勃兰特找女人。
不用说，我们经常从纪尧姆那儿听到勃兰特的艳史，因而有可能借此对他进行讹诈。可我们从来没打算这样做。我们深知，在波恩这个盘根错节、利害交错的政治环境里，报界避讳这类新闻。再者，这样做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我们并不想毁掉他，尤其是我们对他已相当了解，学会了与他打交道。所有的情报机构均信奉一条：与其重新熟悉一个新魔鬼，不如与已知的魔鬼打交道。我们也不例外。
平时生活犹如清教徒的魏纳首先意识到勃兰特桃色事件的意义，开始趁火打劫。他找到勃兰特提醒他，倘若纪尧姆在法院上公开总理性生活的富于刺激的细节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魏纳还警告勃兰特，东德现在讹诈他易如反掌。其实魏纳本人未必真的认为勃兰特会受到讹诈。要挟勃兰特对我们没什么好处。魏纳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昂纳克，知道讹诈勃兰特不符合这位东德领导人处世谨慎的作风。勃兰特身边早已觊觎总理宝座的施密特在这件事上不像魏纳那样咄咄逼人，但也没怎么帮勃兰特。在国际社会上享有盛名的勃兰特在党内结果落了个四面楚歌的境地。他意识到，不仅他上台后身边一直潜伏着一名敌国间谍，而且本国的警察和情报机构还对他乱搞女人的事了如指掌。他的政敌随时可以利用这批材料来反他。勃兰特已陷入穷途末路。惟一的选择就是辞职。
我事先估计到东欧集团和莫斯科可能会对我们在勃兰特身边安插间谍一事作出不利于我们的政治反应，于是起草了一份题为《联合政府危机的事态发展及勃兰特的辞职》的报告，呈送给了昂纳克。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当时声称，他对纪尧姆一事感到不快，还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更不要说他从事的间谍活动了。昂纳克后来也这样讲。也许他们讲的是实话。然而勃兰特辞职仅一个月，米尔克告诉我，莫斯科同意我的观点，即这一丑闻的根子在西德的国内政治。勃兰特在东德的普通老百姓中有大批的拥护者，因为东方政策意味着他们可以与西德的亲人团聚。勃兰特的下台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在新施特雷利茨市，有人在街头交通标志牌上涂写了勃兰特街几个大字。勃兰特1970年首次踏上东德土地的爱尔福特市内出现了匿名大字报，谴责在他背后拆台的行径。北部城市居斯特罗的邮局截获了一封三位年轻姑娘试图发给勃兰特的慰问电报。上面说：“我们希望你的继任人有勇气完成你开创的事业。”无论东德还是西德，皆把勃兰特的下台看做是一场灾难。我主管的情报局成了众矢之的。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纪尧姆打入西德总理办公室是我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成就。勃兰特的崇拜者们前东德不乏其人不能原谅我在他下台一事上起的作用。为了以正视听，我必须在此特别说明，我把纪尧姆一案视为当时我们遭受的最大的失败。我们在勃兰特倒台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好比是将足球踢进自己的大门。我们既不希望，也没有策划勃兰特下台。然而一旦事态发展起了连锁反应，就难以再制止。我又该在哪个节骨眼上喝令停止呢？
政治与情报工作之间的关系常常别别扭扭。从安德罗波夫上台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我们遵循的一项基本方针是：间谍活动不应妨害缓和。与此同时，我们又面临搞到北约秘密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正应了一句古老的俄罗斯成语：既要给熊洗澡，又不能弄湿了它的皮毛。在此情况下，明哲保身的最佳办法就是无所事事。我的一些同事很了不起，一生成绩平平，风平浪静。成功者既会得到奖励，也会受到惩罚。
勃兰特辞职两周后，我试图振作起来，在日记上写了下面一段话：
勃兰特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一生硕果累累。现实政治的弊端更衬托出他人格的可爱。而我们无意之中却扮演了复仇女神的角色。
人们现在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问，让纪尧姆留在勃兰特的办公室难道不是代价太高，风险太大了吗？凡事自然要从最坏的角度考虑，从一开始就应想到一旦失败，会付出什么代价。但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吗？走到哪一步应该罢手不干？照此推论下去，所有国家的情报机构都得关门。可我并没有看到有哪个国家这样做，至少是现在还没有。
多年后，我还将有机会亲自感受到勃兰特的宽宏大量。1993年他去世前不久，在一次宣布出版他1991年撰写的回忆录的法文版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反对对我进行刑事起诉。我本来希望有机会亲自向他道歉，但他不想见到我或是纪尧姆，回函说：“那样会使我太痛苦。”
1995年夏，纪尧姆久病不愈后去世。我在柏林新建的马察恩墓地参加了他的葬礼。墓地周围是一群高层建筑，如今成了昂纳克梦想中的工人共和国的混凝土遗迹。简短的葬礼就要开始了。这时，大门被砰然撞开，一个人旋风般地走了进来。我转过身，希望进来的是克里斯特尔或皮埃尔，那个早熟的孩子。他所了解的父亲只是个假象。真正的父亲却是一个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