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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尼拉，日本人来到菲律宾上层和中产阶级的住宅区，抓走长得漂亮的妇女和少女，然后用卡车和公共汽车将她们运往旅馆，为高级陆军和海军军官服务。与此同时，宪兵返回到这些被抓走的人家，以放人为条件，要她们的家人交出收藏起来的财宝或证券，说出关于邻居和亲戚的情况。医院也是目标，护士被强迫给日本军官在占领期间当情妇。穷人家的妻女被押往妓院，充当“慰安妇”，为下级军官和士兵服务。就在日本入侵苏门答腊和爪哇岛的前夕，许多荷属殖民地的荷兰人将他们的房屋匆忙出售，取走银行的钱，用它们来购买便于携带的小金块和便于隐藏的钻石、红宝石或是蓝宝石。许多人将这些财宝埋在他们的花园，或藏在其他地方。一些留神的佣人偷偷把这些宝石弄出来。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它们最终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日本人经常为了这一目的来搜查。几乎没有幸存者再活着看到他们的珍贵财宝。
日本人并非都是利用枪口的威逼才得到所有东南亚财富的。如果可能，用军票购买黄金更为简便。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已是正常时期的7倍。但这种军票毫无价值，谁也骗不了。可日本人坚持要玩这种游戏。先是日本陆军和海军在每一个占领国家发行自己的军票，汇率是1元军票兑换1元本地货币。一夜间就将其理论上的价值翻了1倍，这种类似的升值发生在所有的被占领国家。由于军票印刷的质量很差，没有连续号码，很容易伪造。日本陆军和海军过量发行军票，而且越过量越没有价值。具有日本特色的是，日本人马上以过分假装的真诚，采取所谓紧急行动来修正无法修正的东西。南方发展银行发行了新的白条来取代旧的军票。每一张白条上都印有这样的字样：“面值有保证”和“有巨大的储备为后盾”。日本占领香港后，没收了有钱人家的房屋、旅馆、生意、房地产和私人财产，包括艺术品、古董。作为补偿，给他们军票或是银行发行的白条。半个世纪后，这些家庭正在通过司法诉讼，要日本兑现价值数以百万计的白条。荒唐的是，日本称这些白条是前政府发行的，因此目前的政府没有责任来兑换。香港的这些家庭要求日本政府或银行兑现这些白条，或归还用这些白条“购买”的实物，这一努力的实现到目前仍是遥遥无期。这些受害者等于又一次遭劫——第一次是被迫接受这些白条；第二次是战后东京政府拒绝兑现这些白条。
所有没收来的财富都上交给金百合组织，金砖、白金、宝石和艺术品被装箱先运往马尼拉，然后到东京。
第五章 藏宝
第一节
到1942年5月，在马尼拉的15个码头上，日本抢劫而来的财物已经堆积如山，这里也是整个东南亚的最后转运站。战争无论以何种谈判结果来结束，日本仍希望保住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但是这一希望在1个月后，即1942年6月，完全破灭，这也是珍珠港事件的6个月和新加坡沦陷的3个月后的事。当时日本在中途岛战役中失利，而且再也没有重新占据上风。秩父宫和他的兄弟高松宫、三笠宫已经意识到，日本最终将输掉这场战争，如果他们在军事上失败，那么，他们一定不能在经济上输掉。①从东南亚抢劫来的财富必须走海路运回日本，到1944年，日本才控制了从东南亚经中国到日本的陆路交通线。②由于马尼拉成为这些赃物的集结地，这些珍宝在此分类、登记，然后装上货船，或者是装上需要开回日本进行修理的军舰运回日本。由于这时美国潜艇装备的鱼雷有缺陷，不是打偏就是在碰到船舷后弹走，因此日本有可能完成这一任务，而不至于中途遭到损失。
美国潜艇装置的技术缺陷实际上直到1943年才得到改观。为了保护这些珍贵货物免遭盟国飞机和军舰的攻击，开始时，裕仁调拨给秩父宫4艘1万吨位的高速客船，将它们重新油漆为白色，还有一个巨大的“绿十字”，表明它们是救护船（日本拒绝使用国际红十字标记）。为了掩盖真实身份，船的外形被改装，船的上部结构是假的，并多安了一些烟囱。为了进一步混淆视觉，每只船还有一个正式的日本救护船的名字。这些假冒的救护船在新加坡或巴达维亚（印尼首都和最大商港雅加达的旧名———译者）装上货，再带上数百名重要的乘客：日本的外交官、高级军官和其家人。他们以为乘坐救护船更加安全，因为它们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免受攻击。③许多人都可以证明，日本在轰炸扫射其他国家的医院和救护船方面从未犹豫过，他们的理由是日本从未参加日内瓦战争公约，但他们却肯定盟国的飞行员和潜艇不会故意攻击日本的救护船。航行时，这些假救护船避开主要的航线，通过爪哇海向东到西里伯斯岛（印尼苏拉威西岛之旧称———译者），再沿婆罗洲（一半属马来西亚，一半属印尼———译者）的东海岸向北到棉兰老岛（菲律宾东南部），然后穿过菲律宾众多的岛屿到马尼拉湾。
外国船只被俘获后，合适的也被编入这一队伍。一个例子是荷兰客轮“奥普顿。诺特号”（OptenNoort），它是以汽船时代一著名开拓者的名字命名的。该船于1942年2月在爪哇附近的水面被日本截获，之后就开始了其非同寻常的经历。这艘船多次在菲律宾和日本之间运送这些财物。战争快要结束时，它满载金块后被沉入舞鹤海军基地附近的水域，直到1990年，日本人才将它打捞上来。我们从一名参与此事的人那里得到打捞这艘船只的彩色照片，这些照片揭示的是政府高级官员和大日本公司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继续参与金百合行动并从战争掠夺物中获利（见书前面的照片）。④
“奥普顿。诺特号”于1927年在阿姆斯特丹建造，是荷属东印度的皇家联运航运公司的客轮。⑤以爪哇为起点站，定期来往于泗水、三宝垄、巴达维亚和勿拉湾港口，被称作“特快航线”。该船造型很优美，船首垂直，只有一个高烟囱和优雅的船尾，群岛的荷兰殖民地居民很喜欢它。⑥它的排水量为6000多吨，巡航速度为15节，一二等舱能容纳200名乘客，下舱还能装载1200名乘客。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船被改造成荷兰海军的救护船，清楚地标上“红十字”和船的编号，并通过外交渠道，通报了日本。日本也正式回函，承认它的救护船的身份。但是1942年2月21日，当该船在泗水入口处，为免遭磁性水雷的袭击，进行消磁处理时，遭到了两架日本飞机的攻击。船体被炸坏，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被炸死。G。托辛加（G。Tuizinga）船长将它慢慢地驶进泗水码头进行修理。6天后，爪哇海的战斗开始，与其说它是战斗，倒不如说是屠杀。日本舰队装备了新式鱼雷，射程达3万码，带有氧气推进系统，不会留下气泡的痕迹。英国巡洋舰“埃克塞特号”（Exeter）被这种形式的鱼雷击伤，荷兰的两艘巡洋舰“德鲁伊特号”（DeRuyter音译）和“爪哇号”（Java）以及另外3艘驱逐舰被击沉，盟国的舰队遭到重创。⑧
得知这一消息后，“奥普顿。诺特号”赶忙从泗水修船场驶往战斗发生地救援幸存者，遭两艘日本驱逐舰拦截。日本海军登上船，破坏了船上的无线电设备，⑨并禁止该船援救幸存者，要求停在原地。⑩第二天中午，托辛加船长决定逃往澳大利亚，于是沿着爪哇岛海岸高速行驶。3小时后，他们被一架日本飞机拦截。该飞机投了炸弹，命令船掉头。该船被迫驶往马辰（印度尼西亚中部港市———译者），在那，有970名盟国战俘登船，其中有800名“埃克塞特号”上的幸存者，许多人裸露着身体。随后，该船在日本卫兵的监视下驶向望加锡，在那里，它充当战俘医院，停泊了8个月。一次，一位医疗工作人员S。J。威曼斯（S。J。Wiemans）试图阻止一名日本卫兵污染已消过毒的医疗器具时，那个卫兵当着全体船上的人殴打他。1942年10月16日，“奥普顿。诺特号”驶往横滨，挂的是日本国旗。1942年12月5日，到达横滨后，托辛加船长要求与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接触，但遭到拒绝。全体船员和医务人员———29名男子和15名护士被关在离广岛75公里的三次市战俘营里，这座战俘营原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他们（作为国际红十字会成员）所受到的待遇比战俘要好些。｛11｝
第二节
与此同时，在横滨，“奥普顿。诺特号”被改装，油漆成白色，增加了一个烟囱，还有一个巨大的“绿十字”，更名为“天野丸号”。3个月后，即1943年，它又被更名，冒名为“日川丸号”。真正的“日川丸”是一艘吨位为1。1万吨的快速客轮，1929年建造，并正式注册为医疗船。真正的“日川丸号”停泊在横滨，被作为旅馆和旅游景点。冒名的“日川丸号”也就是“奥普顿。诺特号”被驶往新加坡载运武器和重要人物的家庭成员。之后的战争岁月中，它行驶于新加坡和马尼拉之间，运送金百合行动的财宝。1944年10月7日，荷兰潜艇“剑鱼号”看到它在爪哇海航行，但潜艇的船长让它过去，把它当做了一艘日本医疗船。同年11月1日，该船的名字又被改为“天野丸号”。就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星期，它满载财宝，又来到横滨。这次没卸货，而是被带到位于日本西海岸的舞鹤海军基地，在那里又装上了更多的黄金和白金，还有大量的钻石和红宝石。据日本资料估计，这批货价值为3兆日元。｛12｝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两天，在夜里，该船被带进舞鹤湾，日本船长和船员被枪杀，通海阀被打开，该船沉没海底。日本政府给荷兰政府的通知中称“奥普顿。诺特号”在战争期间触雷沉没（在第十三章，我们将讲述打捞它的故事）。
金百合计划搞来的、由这些冒名的医疗船运回的财宝，其下落是一个复杂的谜，直到今天还是秘密。这个谜的一些线索散落在环太平洋地区，要把这些线索拼凑在一起，需要极大的耐心。下面是我们所拼凑的一些线索：一旦这些货物运到日本，战略物资如矾土、钨等被送到军工厂，或藏到军事地堡，几年后，这些战略物资再被取出。在舞鹤海军基地，有许多这样的地堡。对于从这么多国家抢来的硬币，日本还有一个技术上如何处理的问题。金币、银币保留下来，青铜和紫铜货币熔化用于军工生产。在荷属东印度群岛，｛13｝日本后来承认其得到价值为1。96亿荷兰盾的硬币，它们之中有许多是刚刚在美国铸造的。1940年，当荷兰被纳粹占领时，在爪哇的荷兰殖民地政府无法从荷兰得到硬币，不得不让位于旧金山、丹佛和华盛顿特区的造币厂制造新的硬币。日本入侵时，这些硬币刚好在这些岛屿上发行，结果全部落到日本人手里。
1946年，美国方面告诉荷兰军事代表团，这些硬币有110箱被从横须贺的海军基地运到了日本银行。1947年9月，荷兰驻东京代表团的席林（Schilling）中将向其政府报告有30吨荷兰的银子（5637块）在东京湾被打捞出来。这些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