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从这些措施，我们可发现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十九世纪才兴起的社会主义，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王莽的社会改革是伟大的措施，但他彻底失败，他的生命和他的王朝也跟着一齐丧失。我们可为他归纳出下列五项使他失败的原因：
第一 王莽是忠实的儒家学派之徒，而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是崇古。所以王莽的眼光不是向前看，却是向后看。他对他诊断出来的社会病态的治疗，认为只要吃下古老儒书上所用的那些古药，就可痊愈。像土地重新分配，固然很好，可是王莽坚持恢复井田，却根本做不到。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仅这一点，就注定他必然跌倒。
第二 那个时代还没有推动这么庞大改革的技术能力，像贷款利息和所得税，都是“纯利”的十分之一，这涉及到复杂的成本会计，当时恐怕很少有人可以胜任。同时，即令有此人才，王莽更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干部集团去执行。但他仰仗的却只是行政命令，把所有责任都加到行政官员身上，而行政官员大多数又都腐败无耻（注意。这是中国传统的严重病态，直到二十世纪，才获得改善）。于是善政的蓝图反而变成暴政的行为，民变因之燎原般爆发。
第三 王莽没有办法控制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土地国有使地主怨恨，禁止奴隶买卖使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怨恨，强迫劳动使贵族和一些地痞流氓寄生虫怨恨，禁止铸钱使富豪怨恨。这些怨恨容易掩盖因改革而受益者的欢呼和感谢。一遇机会，就向改革反击。
第四 王莽机械的迷信制度万能，他认为“制度确立之后，天下自然太平”。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改革制度上，更糟的是他用儒家学派所特有的繁文缛节，不惮其烦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现代”的全都取消，一律恢复“古代”原名。改的太多，以致没有人能够记得住。这种改革应该是不必要的，但王莽懔遵儒家“正名”学说，却特别认真，而也就在这些小事件上，按下大失败连锁反应的电钮。西汉政府对西南夷诸部落酋长，大都用王爵羁縻，这不过是不费一文的虚名，王莽却改封他们侯爵。句町王拒不接受（句町国，云南广南），首先起兵叛变。王莽又把西汉政府颁发给匈奴汗国单于的金印（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皇帝的印称“玺”，“章”只是普通人的印，乌珠留若囗单于气冲牛斗，遂跟中国断绝关系。南北两边大规模讨伐战事，征兵征粮，引起骚动与饥馑，骚动与饥馑引起遍地陈胜、吴广式的暴动。
第五 王莽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经济思想家，但不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永不会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王莽却恰恰认为自己如此，因之他不能容纳与他意见相异的建议，而固执的坚持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见解。所以他对句町国和匈奴汗国的反抗，采取迎头痛击政策。对因饥饿而抢掠的变民，采取高压政策，遂使形势更加恶化。
本来已经被王莽避免了的改朝换代的大混战，在他上台之后，仍然出现。这一长期的流血，自纪元一七年吕母——吕家老太太起兵开始，到纪元三七年短命的割据政权——汉帝卢芳逃入匈奴，东汉王朝再度统一中国为止，前后继续二十一年。 我们中国人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有两个让人费解的习惯性思维。
其一，脸谱化的思维来看历史人物。
在传统的戏台上，白脸是奸臣贼子（曹操），红脸是忠义之士（关羽），花脸是鲁汉莽夫（张飞），羽扇纶巾是智慧的象征。才子总是风流倜傥的，佳人一定是知书达理的。皇帝一般是昏庸的，奸臣都是坏得流油的。这种标签化的写照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将我们带进了一个误读的世界。
让我们感到汗颜的是，不仅戏剧上这样标签化历史人物，在我们正史的记载中也不能幸免。这就不能怨中国人民对历史人物误读了。翻开浩瀚的正史史集，我们会看到在《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的外表写是“塌鼻梁、鸡胸、气管炎、身患软骨病。”一代枭雄竟然如此？我想即使始皇帝不是什么帅哥；也不至于长得这么有特色吧。
记得小时候在我门那个年代看电影，银幕上的好人总是器宇轩昂高大全的形象，而什么叛徒、伪军、汉奸一类人物要么面貌狰狞，要么猥亵不堪，甚至是缺胳膊少腿。这样的观点让我门自然的把坏和丑联系了起来。
其实说到底，这都是政治观点和个人情感的外延无限扩大化的结果。
我门今天读到的历史典籍，一般来讲都是后世的儒家学者所作，在他们眼中，好犯上就是大逆不道。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了，所以他就是坏人，既然他是坏人那就不能让他长的太好看，这样一来史记里的描述也就顺理成章了，才能合符大众的审美逻辑。在往下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他是坏人，那什么坏事他都会干，或者说他干的事都是见不得人，被后人所唾弃的事。
除了上面我们所看见的始皇帝外，象武则天、曹操、司马昭、秦侩等都是这样被误读的一群难兄难弟。
就象最近国内经常出现于报端的国人误读外部世界一样，在这种脸谱化思维惯性的驱使下，我们也在一次一次的误读着历史人物，曲解着历史事件。
其二，成王败寇的思维来看历史人物。
成者王侯败者寇，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语言。也应该是从几千年来流传下来，在我门中国人的思维中根深蒂固的观点。
这种思维方式和很多国家的思维都不太一样。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李世民是一代英豪，开创了大唐的贞观盛世，时至今日还让我们有的人，一说起历史就唾沫星乱飞的说：“想当年我门唐朝时怎么样怎么样。。。。。”，颇有点象电影《红日》里那被俘虏后参加革命的老兄说的：“想当年老子在国军那边的时候。。。。。。”
但就是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用他那有突蕨血统的射术，用评书里说的那样：“一拉弓弦，对着迎面而来者一箭嗖得射了过去，只听见对方哎呀一声跌下马来。。。。。。”从后来的实事上，我门知道民哥把自己的同父同母的大哥射死了，射死了就射死了吧，谁叫你和我争大唐董事长的位置呢，但民哥还是觉得不够爽，随后又把李建成的七大姑八大姨统统一起杀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李建成一党的他三弟李元吉的妃子杨氏据为己有。似乎事情就这样介绍了，不，还有呢，最后有把他老爸给收拾了，说好听了是当太上皇，类似今天的名誉懂事，准确说是软禁了起来。就这样一个人，后世是怎么评论他的呢，当然是歌功颂德。我想应该是有大唐公司在民哥做了董事长后，产值利润成快速增长，成了一个跨国的脱拉思的原因。公司的利润掩盖了民哥初期的残忍和不孝不悌。同样是后世儒家所写的史籍，用了儒家门少有的宽容胸怀包容了他。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仁兄，说到这位仁兄，在我以前所读过的教科书里，他的形象应该是头顶生疮，脚下流脓，缺钱就扒别人祖坟，没事就欺负寡妇一类的角色。好象在历史上他就没干过什么正经的好事，自然而然伪君子、小人、衣冠禽兽等污名秽语很适合他。
他就是王莽。
事实真的想我们的历史那样写的吗，是不是他就是那样一个很卑鄙的人呢？
近读《剑桥中国秦汉史》有关王莽的章节，让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王莽。这里面有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话题，先不说王莽在生前做的事是对是错，有这样一个细节，当更始军快到长安时，很多人开设自发的起来抗击王莽的政权。形势颇有点类似于墙倒众人推的感觉，积压以久对王莽改革方案的不满，让很多人在此时用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一种宣泄，照理来说，按我门今天的逻辑来讲，此时的王莽应该是一个孤家寡人了。但事实和人们的习惯认知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此时的王莽身边依然有几千人自愿留下来，愿意和他一起共进退，后来这些人都为“新”政权殉葬，不，准确的说是为了王莽而殉葬。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万恶不涉的主儿，会有这么多的人为他而视死如归吗？王莽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很多历史学家的观点都认为他是一个篡权夺位的野心家，一个伪善的小人。这里面有很大的成分是受了《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影响。
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能知道为什么在《汉书》中王莽形象的由来。东汉政权一直都是认为自己是继承西汉的正统，因此，连国号也是沿用“汉”而不是其他。只是后人为了将二者区分才在起前面根据长安和洛阳的不同方向，冠之以“东”和 “西”。既然西汉是被王莽的“新”所取代，作为正统的国家史集《汉书》的作者班固，自然而然的会带着感情色彩和政治义务，对王莽进行口诛笔伐一番。同时，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对篡位夺权者从来都报之以仇视的态度。记得在汉景帝时代，朝堂上曾有过这么一次激烈的争论，后来因为涉及到高祖刘邦夺取秦政权是否正当的话题，自然无法再讨论下去，最后不了了之。中国的历朝历代的历史都是后由一个朝代来书写，由于出发点不同，所站的角度不同，很难对前朝之事有一个公平的评价；其二，中国的文人在汉武帝之后，一般都是以儒学为主导，在孔子所遵从的周礼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价值体系左右了中国近两千多年的历史，王莽这样的人很自然的被冠之以十恶不赦的骂名。
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胡适曾对王莽做出了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评价，他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当我看看王莽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胡适的评价有他一定的合理性。
在王莽的政策中，我门能看到很多跨越他那个时代的进步性，他的出发点应该是很善意的，只是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状态，其结果是否极泰来，走向了初衷的反面。我门不能因为结果的不好，就完全对他进行全面的否定，在中国的思维体系中看重结果而轻视过程，这和西方认知事物发展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
真实的王莽倒底是怎么样的人呢？
拨开历史上儒家学者观点的迷雾，依照他的所作为，尝试着对他进行简单的勾画。
他，曾是一个上进有为的青年，虽然家庭中有高干背景，但他并不因此而飞扬跋扈，做一个纨绔子弟。
他，无不良嗜好，伺奉老母和寡嫂，抚养年幼的侄儿，病塌前尽心照顾年老的叔叔，三月也没洗漱，以至于蓬头垢面。
他，博览群书，兴趣爱好广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人体解剖是在他的主导下进行的；
他，提倡人与人平等，坚决禁止奴隶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