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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仅靠官僚生活，状况将怎样？我们可以拿开元时代一个九品官和一普通纸商的生活作一对照。当时，一个名叫陈泰的纸商，供养家人共二十口，一年约一百缗就够用了，每人每年的生活费大约为五千文。而一个九品官如仅凭官俸生活，年收入仅三万五千八百文左右，就是供养一个十口之家，每人平均还不到五千文。如果他家象陈泰那样有二十四，那生活就相当清苦了。即使象宠妃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权高势重，不可一世，如果他仅靠其司空俸收入生活，每月只能拿到几十贯钱，相当于一百六十石大米。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在淳安任知县时，一天忽然买了两斤肉，同僚们甚为奇怪。原来，海瑞是为母亲过生日才买肉吃的。海瑞死于任所时，甚至贫穷到不能治棺槨，由同僚们相与捐金治具。
与低薪制并行不悖的是封建特权。特权又与品级高低直接相关。唐代，只要是最低品官就可以成为不课户，免纳赋税。高级官员特权更为明显。根据《唐律疏义》，六品官以下者原则上免本人课役，五品官以上的连同居者也能沾光免课役。他们有机会朝见皇帝，向皇帝推荐用人，住房可以“得制乌头门”。各级官员子弟能上何类学校也有规定。另外，三品官可以荫曾孙，五品荫孙。宋代特权更为严重，只要当官，除优厚的俸禄之外，还有职钱、禄粟、仆人衣粮（宰相可领七十个仆人的衣粮）、茶酒厨料、炭薪、盐、马匹的刍粟、添给钱、职田等等名目，此外还有相当高的办公费。当时，节度使月俸四百贯，公用钱竟达三千至一万贯。而一亩地仅一、二贯至二、三贯钱。这简直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清代八旗中的宗室，均为世职，世代享用，并在法律上享有宽刑、免刑等特权。中国老百姓有两句俗话，一为“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二为“朝中有人好办事”，就是指的封建官僚的特权和权势。
吏员虽不算国家官僚机器的正式编制，有的连薪金也拿不到。按规定来说，他们不享有任何特权。但他们是封建政府的办事人员。催租催赋，摊派摇役，捕人缉拿，及处理各种民事，管理市场、关卡，都是吏员的事务。于是他们也有了相应的权力。而且吏员不受官僚那种回避乡里，几年一调转的限制，形成“为吏者传袭及子孙”，进而造成“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现象。北宋初年、全国吏员例不给禄食，但允许他们接受贿赂。熙宁三年（1O71年）开始走吏禄，当时京师诸司，每年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五年后，熙宁八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十倍，达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但吏员们受贿贪污依然如故。宋代有“吏强官弱”、“公人世界”的说法。吏员往往是地方基层的土皇帝、地头蛇。杜甫在著名的《石壕吏》一诗中，刻划了一个黄昏闯入农家、吓得老翁窬墙而逃的唐代恶吏的形象。这些人打着为国家办事的招牌，欺压百姓，揩足了油水。
这样，一方面是封建特权，有权就有一切，另一方面是表面的低薪制，就造成一个使官僚机构趋于腐化的巨大势垒。封建特权的存在，使官僚地位成为儒生刻意追逐的目标。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儒生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件大事。低薪制使得官僚机构有可能吸收更多的人当官。他们一旦当官，便攀就高门，扶植亲信，联络裙带，结成广泛而又牢固的有权有势的社会关系网。然后，它便开始放胆地侵吞社会财富。汉哀帝幸臣董贤，唐代名将郭子仪，北宋末年的六贼，都是家财成万上亿，奴婢成千的大富豪。清代的和坤，占地八千顷，有当铺、银号、古玩铺一百三十座，私自藏金三万余两、银三百余万两，据估计财产总值折银二万二千三百万两，相当于乾隆56年（1791年）国家财政总收入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的五倍！而他的一个家奴刘全的家产也达二十万之多。能做到况钟在《示子诗》中所说的“虽无经济才，尚守清白节”的官僚，不过是儒臣的理想主义者。象海瑞、况钟这样的清廉有为的官僚，是极为罕见的，而贪官酷吏则比比皆是。
尤其是官僚的荫补特权，它涉及官僚后代的利益，更是加速腐朽的催化剂。一个高官，凭借这种特权可以荫补多人，“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不限才愚，尽居禄位，未立襁褓，已列簪绅”。苗补特权使得那些只知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身居高位。这种人当官后，不会也不去过问政事，因此造成很多人支俸而不理事的腐败局面。清代鸦片战争时，依靠满族贵族身份当上官僚的奕山、奕经，被派到南方当靖逆将军。奕山到广东后只知收刮宝货，被称作“翡翠将军”。奕经到浙江，只以酒色为事，妓不离营，被称为“琵琶将军”（抱“肉琵琶”）。由这样的将军指挥作战，有何战斗力可言！
中国封建社会要实现一体化结构，国家必须依靠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同时也就把管理土地及其他事务的权力赋予他们。而这些官员们本身又是封建剥削阶级分子，是土地的兼并者，私利的谋取者。他们获得权力，如虎添翼，可以更加便利和放肆地掠夺土地与财富。封建国家不能再造一架控制官僚机构的机器，这样，官僚机构这架调节器本身就成为造成危机的根源之一。事实上，每当出现社会问题时，封建国家总是用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办法加强控制。其后果往往适得其反，机构与人员的膨胀又加速了腐化过程，带来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恶性循环，正如利用天女去战胜水灾，却又带来了旱灾那样，一体化在调节过程中，不断发生异化，从而使自身的调节能力逐步丧失。
3。3皇帝的调节作用与权力金字塔
人们自然地会想到：既然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化是使一体化调节能力一点一点丧失的慢性病，那么为什么不设立一种对官僚机构控制和调节的机制呢？
为了自身的存在，统治阶级总是竭尽自身的一切能力，来保持固有的社会结构。宗法一体化结构确立以后，无论在官僚机构内部还是之外，都有一套企图遏制其膨胀和腐化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皇帝的调节作用，这一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的演化不断强化。
为了对皇帝的调节作用加以说明，我们可以对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作一简明的分析。官僚机构权力金字塔机构，如图6所示。其中坚部分是儒臣——一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僚。它的下面是办事机构和人数众多的吏员。它的上面是皇帝。此外，皇帝还带来两个旁支系统：皇室贵族和宦官。皇室贵族包括皇室宗族和外戚，宦官是内廷服务人员。这两部分人并不是一体化的国家机器的职能部分，但由于他们是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人，所以他们也能干预、参加国家大事。
皇帝居于金字塔之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据君权神授的信条，这一权力来自天，因而皇帝又称为天子。皇帝的调节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维持官僚机构的统一性和流动性；二是遏制官僚机构的腐化。皇帝的这两种职能，是克服官僚机构门阀贵族化，保持其调节作用的必要机制。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官僚机构的统一性和流动性，是依靠一整套选拔制度以及中央对官僚的调配、任免来实现的。如果选拔和考核儒生、任免官员完全由官僚机构内部的有关部门来完成的话，那就很容易形成固化的权力中心。在小农社会中，官僚机构一旦失去流动性，官僚的选拔成为表面手续的话，各级官僚就会门阀化，演变为世袭贵族，出现象日本大化改新后官僚向领主演变的过程，从而导致一体化的瓦解。因此，必须要有一种外在的、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的权力，来维系官僚机构的统一性和流动性。
皇权正是这样一种权力。历史上有为的皇帝大都充分意识到和实行着这一调节职能。他们任用贤相和有识之上，常常把一些资历甚浅而有抱负的官员提拔到高位上，使官员常处于循环流动之中。对选拔官员这一重要环节，皇帝更是不能忽略。 明代洪武时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公元1397年（洪武30年），儒生应试揭榜时发现考中的全部是南方人。举人们议论纷纷，向朱元璋告状，说这是因为主考人刘三吾是南方人，偏袒南方人。朱元璋大怒，把主考官白信蹈杀了，团刘三吾年已八十五岁，太老了，免死充军边境。朱元璋亲自出题重考。这件事非常典型地反映出皇权是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的调节器，在维护一体化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遏制腐化方面，虽然官僚机构内部有相应的监察、考核官员行为的部门。但是，与上一个问题一样，因为监察、考核机构也是官僚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官员也是封建知识分子，它对自身的腐化是无能为力的。例如，清初曾“大计天下”，考核地方官和京官，决定升迁去留。考核需通过官僚来实行，于是就出现了“各堂官考核司属，朝夕同事，孰肯破情面、秉至公？其中钻营奔竞，弊不胜言”的现象。而皇权正是在官僚机构之上的监察考核的权力。
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皇帝都在整肃吏治，遏制贵族豪强、打击贪污腐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明初朱元璋就颁布了惩治贪污的条令，凡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即行枭首，甚至处以剥皮之刑。据说，有的衙门正厅，就摆着贪官污吏的臭皮统，以示警戒。对官员们调动时所允许带的辎重份量，都有严格规定。1384年，户部侍郎郭桓与中央六部以及地方官勾结，大肆贪污，赃款达七百万。朱元璋严加惩处，因这一案致死者达数万人。
正因为皇权在一体化政治结构中起着上述两种重要作用，所以自秦汉帝国确立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体之后，随着一体化结构的不断完善，皇权一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这是宗法一体化结构逐步稳固的表现。历代官制的演变有这样一个规律：一些原属于为皇帝私人办事或服务的机构，常常发展成国家官僚机构中最重要的权力部门。汉代的内朝（皇帝的办事和服务机构）官员都属少府，尚书是内朝官员的头领。尚书官职不大，秩不过千石。国家大政由号称三公的丞相、御史大夫、大尉掌管。但到西汉末年，内朝权力已很大。到东汉时大权已集中在尚书手中，相权低落，三公成为空洞而无实权的了，尚书成为朝廷主要命官。自明代以后，皇权更以绝对专制的形式出现。朱元璋废中书省和丞相制，又取消总揽兵权的大都督府，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周围的办事机构不断扩大，权力不断加强，都反映了皇权的放大。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必要调节力量，是官僚机构的核心。
但是，能否说由于有了皇权的调节作用，就可以有效地遏制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以保证官僚机构长期有效地运转下去呢？事实并非如此。历史规律告诉我们，人类任何控制方法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