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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宗法家族结构，也是保家产续祖业的强有力的控制手段。尤其自宋代以后，宗法家族制日益完善，出现了不能买卖的族田，对稳固宗法家族内部的等级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宋人就说过：族田“百亩之田或传十数世而不失一”。 虽然国家和一体化宗法结构对土地兼并进行控制，但是土地兼并的自发和受控阶段并不能长久持续下去。经济在发展着，特别是商业的发展，会使兼并的自发倾向加速。而国家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对经济的控制并不是随之而加强，相反，这种控制是处于不断减弱之中的。在封建国家中，实现这种控制主要是靠各级封建官僚吏员，而他们本身往往就是土地兼并者，封建国家所代表的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公”，与一己一家利益的“私”根本不能维持平衡，执法者对抑兼并政策的破坏就意味着封建国家对经济结构控制力量的削弱。这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必然会使土地兼并的潜流，突然冲决国家控制的堤坝，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于是土地兼并进入加剧、爆发危机的阶段。
3。8 危机爆发的突然性
历史上土地兼并所引起的社会危机的爆发，大多具有突然性。在王朝前期，这一问题并不很突出，但到了某一转折点，这个问题就突然爆发出来。如汉代，是在汉武帝统治时突然爆发的，当时出现了二百万流民。唐代均田制保持到代宗大历年间，但玄宗时土地兼并问题就爆发了。据史载，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超过西汉末年成帝、哀帝时期。当时，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明代土地兼并加剧的突然性也十分明显。明代流民问题是于十五世纪三十年代爆发的，高峰期约持续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六千万在籍人口中，至少约有六百万流民，流民占百分之十。为什么说流民的突然出现能表明土地兼并速度的骤然加剧呢？最近，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中指出，变为流民的绝大多数是自耕农，而不是佃农。显然这是由于土地兼并突然加剧，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这些失地农民又不可能立即转化为佃农而被社会吸收，农民破产速度大大高于转变为佃农速度。这就造成了流民问题以爆发的形式出现。这说明了土地兼并爆发决不仅仅是单纯的自发趋向发展。仅就自发兼并而言，因土地卖买是一个连续的经济过程，自耕农一破产往往就转为佃农，不致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
土地兼并的骤然加剧，可以从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互作用得到说明，见图7。
封建国家运用政权力量对土地兼并实行控制，即实行抑兼劳保护自耕农的负反馈调节。但是，封建官吏同时又进行土地兼并，即有正反馈加剧作用。在王朝初期，官僚较廉洁，法令尚能贯彻，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抑制还占上风。但一旦官吏兼并加剧作用大于一体化的抑制作用，就到了一个转折点。一过这一转折点，就象缰绳断裂、野马失去控制，土地兼并问题便突然爆发了。“
控制论以数学的形式证明，某一系统内子系统之间互相抑制的负反馈调节逐渐减弱，变为互相促进放大的正反馈，都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即突变的关节点。
历史上，一个王朝到达鼎盛时期，往往就是土地兼并爆发的前夜，它是王朝由上升阶段转入维持和下降阶段的转折点。太平盛世的繁荣同时意味着大大小小的封建剥削者侵吞挥霍财富，无法餍足的胃口使他们进一步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勒索。尤其封建社会里有政治势力的那一部分剥削者，他们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有可能在集中和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中捞取大量油水。他们不仅凭借经济力量兼并土地，而且依仗政治势力强占土地。一旦这股社会势力张开了血盆大口，那就很难再有什么力量阻止他们的活动了。这部分人就是官僚地主阶级和与之有勾结的商业高利贷地主、恶霸地主。官僚地主是指在朝廷当官的士大夫地主，恶霸地主是官僚的走狗，其政治身份是吏或地头蛇的那一部分地主。这两种类型的地主，在各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如豪强、衣冠户、形势户或不课户等等。
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加剧，表明中国封建社会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一个重要规律：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与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只要各自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越出自己存在的子系统的范围，相互加剧，对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影响。这就好比癌一样，只要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向其他系统和器官转移，摧残整个机体。
3。9无组织力量的汇流
从封建国家的长久之计来说，官僚凭借政权力量兼并立地谋取私利的行为是应受到限制的、汉代匡衡就曾利用封建特权，冒领扩大私有土地，犯了“专地盗土”之罪，被罢了相。唐代天宝年间，也曾禁止官员和私人侵占荒地，“并潜停客户”，“如辄有违反，无官者决杖四十，有官者录奏处分。”自宋代以后还有不许地方官在当地买置田产的规定。宋仁宗时，曾公亮曾因其父在其辖境内买田，受到了“滴监湖州酒”的贬职处分。清代对州县官中隐瞒土地者，十顷以上罚俸三个月，五十顷以上罚俸九个月，至百顷者降一级调用。但是，封建官僚的阶级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他们一定会利用获取的政治权力，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侵占土地。
这一现象，历代王朝都很严重。汉代时，张禹就买田达四百顷之多。这些田“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之地。成帝时，有一个被称为“宿儒”的丞相翟方进，在侵占汝南鸿隙陂下良田不遂时，竟然利用职权破坏水利建设，致使田地枯旱，没有收成。东汉末期，更是豪绅、富商、世族、官僚、贵族横行的时代。老百姓有谚语道：“县官漫漫，怨者死半”。
唐宋时，那些被称为衣冠户、官户的官僚地主分子，“既恃其不差不科”的特权，“恣其无畏无忌”：“不推自置在田”，横行乡里，并利用权势包庇笼络富户，使他们“永绝差料”。宋代官户虽然只占总户数的百分之零点一至零点二，但他们是主要兼并力量之一。当时，一些上户有势力的人家，已享受免差役的特权，还要偷偷地把田产托于官户。这只是地方官和当地家强富户勾结，广占田地，欺压百姓的一种办法。
地方官除了和地方豪强勾结，利用权力购置田产以外，有的还利用职权明目张胆地搜刮土地。唐初，。名担任过深州刺史的张长贵、赵士达，离职后在深州境内部占有膏腴之田数十顷。唐代许州长葛令严郜罢任以后，便在县西“置别业，良田万项”。宋人曾说，士大夫们“宦游而归，鲜不买田”，真是“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
明代的诸王、勋戚、宦官以及官僚们兼并土地的情况更为惊人：曾任内阁首辅的徐阶，罢官回乡，在苏松地区占夺土地达二十四万亩，佃户数万人。他每年仅在华亭一地就收租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明代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户部对各地藩王的刍牧地作了一次调查，发现仅这一项土地里就有三千余须是强占农民的田产。景泰二年（1451年），贵戚汪泉一人占有土地达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余顷，即近二百万亩。景泰五年，权贵黄宏泰以奏讨方式兼并侵吞了相当于四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代是皇权高度集中的王朝，所以皇族、勋戚以及宦官宠臣在土地兼并过程中是特别突出的。根据嘉靖、万历，天启三朝一百年间《明实录》中有关王公勋戚文武大官兼并土地万亩以上的记载，我们将他们八十八人的占田累计起来，就会画出一条急骤上升的曲线（图8）。这条曲线还不包括万亩以下但为数更多的官僚地主在内。到1628年，这八十八个达官贵人占地累加数已达到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一十四项，和明初全国耕地八百五十万顷相比，占百分之二点六，和万历年间耕地面积七百零一万顷相比，占百分之三。八十八个人占地达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三。这充分表明了明朝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
除官僚地主外，还有大量为政府办事的吏员，他们的人数是官僚人数的十数倍左右。这么大量的封建官僚爪牙，他们在本乡政府机构中服务，其中很多人成为地方豪强。中唐时，吏员已达三十五万人。而宋代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役人达五十三万六千余人。这数十万吏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形势户，但其上层是形势户，他们凭借着官府的力量对百姓敲榨勒索，无恶不作。唐代自穆家以至武宗以后，形势户在地方已成为一股相当嚣张的恶势力。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所发的一道诏书可以看出，当时形势户竟敢以坏地调换国家配给官员的职田，而政府亦长期不明真相，还强迫原来耕种职田的佃客纳税。形势户连官员职田都敢于变相地兼并，对农民的土地就更是明目张胆地强占了。五代十国的史籍中称形势户为“有力户”。他们“私事寄禁”囚犯，无视国法，还敢于不向封建国家交纳两税。在吏强官弱的宋代，形势户更是肆无忌惮地作恶。南宋房州房陵人李政在农村当保正，为人顽滑健讼，侵田占地，夺人牛马，连官府也管治不了他。《来会要》中还记载着，有不少百姓因为逃避寇盗而离乡背井，回家后“形势户侵夺地界，不许耕凿” 。根据《宋史》卷173《食贷志》可算出，形势户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此外，宦官攫取土地也是穷凶极恶的。明代皇室有大量皇庄。宦官在为皇室经管皇庄的同时，也向皇帝讨赏，趁机侵占大量民田。刘瑾弄权时，他手下一个叫谷大用的太监就强占民田达万顷之多。宪宗时（148O年）还出过这么一回事：一个管皇太子庄田的太监占了大量民田，引起老百姓向朝廷告状。户都一个员外郎前往调查，这个太监就对他说：如果你能把这些民田断给我们，我们保证让你升官！
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与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汇合，互相促进，恶性发展。这污秽的浊流很快就冲刷掉封建大国的繁荣的外壳，使社会危机日益暴露出来。最后，不仅广大农民破产，无法生存，就是小地主、一般下层上大夫也处于朝不保夕、穷困潦倒的境地。明代的皇庄占地相当多，末期更是惊人。如在成都周围的十一个州县，王府占去了百分之七十的田地，军屯又占百分之二十，民间（包括农民及小地主）占田不过百分之十。农民的构成也起了极大的变化，初期自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