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资本主义在以特别绝望、残酷和聪明的方式进行反抗，在想尽一切办法损害苏
联，从内部破坏这个国家。
我像信赖自己一样，信赖这些朋友，一旦他们遭受到这个时代的结果时，我便
感到深深的震惊。我坚信他们是共产党人，不是敌人，当然，他们可能犯错误，结
果受到怀疑。我自己在一个军事机构从事地下工作，这个机构犯一个错误，可能危
及许多同伴，而犯错的人则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审判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法制，分辨清楚这件事情
并不那么容易。
卡洛什也是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在告别时说：“唉，索尼娅，至少我在你这里
还能有个好心情。”后来我再未见过他。
这期间我有一段时光是在安德列同志和他的家庭里度过的，和他在一起我享受
到了聪明的交谈。后来我在一栋军队公寓里得到一个居室，住在那里时，我进了一
个情报员学校，学会了组装一种复杂的发报机，这种发报机叫推拉式发报机，我记
得德文叫反节奏发报机。一个名叫乔治的和蔼的美国同志给我上课，他是一个好教
师和好同伴。后来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莫斯科，1938年我第二次在莫斯科逗留
时，常去拜访他们。
在莫斯科我又遇到了来自上海的格里沙，我们经常见面。通往伏尔加的联系渠
道就是借他设在莫斯科郊区西米基的电台刚刚开通的。格里沙要做点令我高兴的事
情，于是便请我出去旅行了几天。他觉得我获得红旗勋章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并请
求我在秘密工作允许的条件下告诉他怎样才能获得勋章。由于我无法向他讲述什么
英雄业绩，使我感到颇为难为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什么也未跟他讲。他始终不知
道我曾在波兰，在他的故乡生活过。
我还记得，我们在电影院里时，他是怎样讥笑我的。一艘船遇到海难，通信兵
设法发出呼救信号，但发报机出了毛病。水浸入船舱，而且越涨越高。通信兵抓起
机器，在死亡的恐怖中激烈地摇来摇去。我悄悄对格里沙说：“我的发报机发生故
障时，我也总是这样做。”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格里沙。每当我到外国去时，总是与最好的朋友中断联系。
战争爆发以后，条件更困难了。
格里沙若是还活着，他一定会设法找到我，他一定会成功的。他知道我娘家的
姓氏。找到我父亲和哥哥是完全可能的，他们的书籍在同志们当中是出名的。其他
人利用过这些书籍。
又见到伊萨，令我特别高兴。我们立即又成了最要好的老朋友。伊萨与弗莉达
·鲁必纳也很熟悉。当我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便永远地告别了伊萨。50年代她曾
经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给于尔根写过一封信。
非常尊敬的教授！
不久前我买到您的书《德国帝国主义史》，从书（俄文版）的前言中我得知，
您在柏林大学任职。我给您写信提出下述请求：请您转告我您妹妹的地址。我们是
多年最要好的朋友，但是由于不幸的战争和战后岁月，我们失掉了联系。若能仍与
昔日的朋友再建立起联系，我会感到非常幸福的。
数周以后我才得以给伊萨写信，但未收到回信。那以后我去拜访过弗莉达·鲁
必纳同志，她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后给我写过信，她住在克兰马赫诺夫，她对
我的拜访感到非常高兴。她听说过伊萨的情况，但没有她的地址。
关于莉萨的家庭情况，我同样什么都不知道。1959年我去莫斯科为写作关于奥
尔嘉·贝纳里奥这本书搜集资料时，我曾经去过索科尔尼基公园。那些老住房尚在，
但我已经不记得她住在哪栋房子里。在这样长时间之后，若想找到这一家人，几乎
是没有希望的。
1938年我在苏联也见到了情报员学校时的凯泰，还结识了她的丈夫。每次与这
些有经验的同志和著名学者聚会都是一种收获。凯泰第二次怀孕了。我很高兴她生
活得很好。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上级领导和朋友安德列得到另外一种我不熟的工作，
我为此而感到惋惜。接替他的工作的是哈奇同志，一个奥塞特人。他参加过西班牙
内战，娶了一个外国女人。哈奇是个结结实实的人，有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一双黑
眼睛和一张圆圆的，常常显得狡猾的面孔。
非常能干的情报员伊万·维纳罗夫在他那本《无形战线上的战士》一书中关于
他的描写，比我的描述好得多，这本书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出版社出版的，
在181页以后有这样的描写：
乌马尔·奇奥洛维奇·马姆苏洛夫，即哈奇，当年在高加索反对白色近卫军匪
徒的革命斗争中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乌马尔是被米哈依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发
现的。1922年，加里宁在一次穿过当时尚不安定的国家的旅行中，在高加索一个村
庄里遭到一股匪徒的袭击。当时乌马尔就在这些抗击匪徒的红军当中。在返回莫斯
科的途中，加里宁带上了这位年轻的，尚不满20岁的受伤的共产党人，并把他推荐
给别尔辛 ＇注＇ 。这位令人注目的苏联情报员的生活道路，就是这样开始的。
维纳洛夫在205页以后，描写了一段有趣的插曲。他曾经在西班牙遇见自己的朋
友哈奇，当时他正在那里与游击队员们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后来又成了诚实的战
斗的无政府主义者杜鲁提的顾问。那时作家、新闻记者海明威正想结识一位游击队
领导人，于是便找上他来，可哈奇却总是避而不见。
海明威的朋友米哈依尔·柯尔左夫和伊利亚·爱伦堡为他们促成了第一次会面。
哈奇拒绝讲话。“他酒喝得太多，我不信赖这种人，”哈奇说。“况且，他在什么
时间写作？”他问柯尔左夫，后者恳求他，让他当一次外交官，至少把他的经历的
一部分讲给海明威听。“海明威写的好，他那些关于西班牙的报道，是西方报纸上
发表的最真实、最优秀的作品，你们不能伤害这样一个人。”
哈奇是尊敬柯尔左夫的，经过一番劝说，他表示同意并耐心地回答了海明威提
出的关于游击队的斗争、炸毁桥梁、拆毁铁路等许多问题。
我要补充一句：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海明威关于西班牙的那本书《警钟为谁
长鸣》会获得成功。
我与哈奇的关系不像与安德列那样密切，但是我也很尊敬他。他和安德列都是
能干的上级领导，在那个并不轻松的时代，他们都是好伙伴，正派而勇敢的同志，
我相信，他们都亲自保护过我。
多年来，我一直在怀着美好的感情想念这两位同志，关于他们的遭遇我一无所
知。后来我听说，哈奇在第二次大战当中，曾经作为将军在俄罗斯西部战线参加过
战斗，几年之前才去世。安德列在战争当中也当上了将军，他逝世于1972年。我多
么想再一次见到他们呀。
1937年或者1938年，我在莫斯科逗留时，当时的军事情报局长唤我到他那里去。
他询问了我在波兰的经历，他对我们为取得居留许可证所做的努力特别感兴趣，例
如提了些什么问题，我们如何回答的，我们以什么身份在官员机构中谈判的，在波
兰有什么样取得合法身份的可能性，地下工作者怎样以最合适的方式出现，人们相
信你们什么样的经历。我回答的时候，局长手里拿着我那本盖着许多延长居留期限
公章的护照说：“索尼娅，我知道单单是在这里就包含了一种什么样的斗争，使你
们在那里坚持下来。”
我怀着高兴的心情，就这个话题指出罗尔夫的功劳。这位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可是我再也不曾见到他。处于领导地位的同志们在当时是经常变换的。
我要进莫斯科附近的一所学校，在这里除了训练情报员之外，也训练游击队员。
我在那里开始上课之前，哈奇同志来找我，他通知我说：“你的一个好朋友在莫斯
科，他想见你，条件是，要取得你的同意。”
这个朋友就是恩斯特。
哈奇把他带到我这里。这位职业革命家的第一句话便是：“多么漂亮呀，你还
像从前那样苗条。”我搂住他的脖子，什么话都未说。
恩斯特在同一所学校里学习，我们在一起的这三个月里，又恢复了我们的老关
系，既没有矛盾，也不去思考未来的事情。只有一次，恩斯特给我讲述了这中间所
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生活。
他的容易激动，他的严厉和不宽容，即使它们是一个品质高尚的人的特点，也
比从前变得更严重了；尽管我在苏联期间并未亲身体验过这些特点，我还是给了他
一个否定的回答。
恩斯特与我在同一个班里学习。我保留了在莫斯科的住房，在学校里我有一张
弹簧床，工作时间久了我可以住在外面。所有其他的学生，包括恩斯特，都住在学
校里。除了我和恩斯特，那里还有5位同志，都是从前的西班牙战士。
其中有一位我记得最清楚，他是一个高大而健壮的同志，名叫费利克斯。他是
个波兰人，会讲德语，在西班牙受了伤，一只胳膊不能活动，尽管经过医生治疗，
仍然不能弯曲。他勇敢而聪明。第二个西班牙战士，他的好脾气和迟钝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
我们的教师是个苏联上尉，他训练我们如何从事游击队活动。他参加过西班牙
内战，红旗勋章获得者。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住在学校里。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游击
队员在敌国必须知道的事情，特别是如何利用炸药。我的化学基础比无线电理论好
得多，也许是由于我在奉天接触过的缘故。我学习了用所谓的安全炸药硝酸铵、氯
化钾以及各种添加物如食糖、高锰酸盐、铝粉和氧化铁所进行的一切混合。大多数
我今天都忘记了，我在这里所重复的可能都是错误的。我们用大炒勺在火上把潮湿
的硝酸铵烘干，我们摆弄这些化学原料的态度是相当轻率的。我们用丙酮、硫磺和
盐酸制造了一种爆炸性的，异常敏感的混合物（我的配方可能是错误的），还制造
了具有腐蚀性的危险气体。每一次我们都迅速离开教室，待气体散尽，我们便把剩
下的刺激性固体并不十分谨慎地装入雷管。事先我们已经把空雷管和电动点火器焊
接在一起。我们在外面露天里把炸药放在一截钢轨旁边，我学习正确地切割和点燃
起爆线。除了电动点火器之外，我们还制作导火索点火器。我们及时跑开，并卧倒
在地上。
我们用燃烧剂点燃炸药，燃烧剂是通过一条橡胶装置传过去的。
我们把一只表装在炸药箱上充当定时炸弹，把炸药箱装上压力点火器，爆炸行
驶中的火车。我们采用木箱，是为了使炸药保持防磁功能。所有这一切都是1939年
以前的东西，与今日的技术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很愿意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令我不快的只是，恩斯特对我们的教师评价不高。
并对他表示蔑视、恩斯特已经是第二次学习这门技术了，他以自己那顽强认真的精
神学到了许多东西。也许他真的一比我们的教师知道得多、总而言之，他们之间的
关系颇为紧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