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叙述这些并不是把它当做一段伤感的故事，我讲述这段故事，是因为他再未
见过面的这位母亲的行为方式，对伦对待周围世界的关系在他的一生中产生了不良
影响。过分敏感和性格内向，在那些令人沮丧的时间里，他感到自己被一切人抛弃
了。
从14岁开始他便参加劳动，最初是干农活，后来在采石场干活，当卡车司机，
最后成了汽车修理工人。
在英吉利海峡杰兹岛上的采石场工作着一个从前的海员，他曾经驾驶帆船周游
过世界，他的原籍是爱尔兰，姓莫利埃蒂，70岁，宽肩膀，2米高。他曾经在美国海
港城市西雅图居住过十几年，这座城市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所起的作用大约相当于
我国的汉堡。莫利埃蒂在那里参加了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工业工人协会。伦可
以当他的孙子，他向伦讲述了捕鲸船上海员的起义，海港工人的罢工，讲述了被敌
人谋杀的革命者焦·希尔，讲述了西雅图的游行，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发表演
说的杰克·伦敦，他的作品是伦最喜欢的读物。这位老人的阶级意识，他的革命激
情，他关于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和罗曼蒂克的叙述，都对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库克斯的时候，我从秋天到春天都滑雪。早在波兰时我就多次练习过，在瑞
士时我经常与维尔纳进山区去。我们从1000米的高度直达超过2000米的高度，几乎
到达纳耶的罗歇尔山峰，再从那里风驰电掣一般冲下陡峭的山坡。我是有把握的，
伦同样对此也很感兴趣。可跟着我做这样长途滑行，对于他来说是过早的考验。他
那无所畏惧的精神这一次得到一个坏的结果。他从陡峭的山坡上飞驰而下，冲到一
个大冰块上，他受了伤，还折断了雪橇。没有任何人在我们附近。我们在严寒当中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下山来，而在这里步行是很危险的。在这次滑雪旅游当中我
才意识到，我是多么喜欢伦。
作为一个年事已高的女人，我现在（1974年2月）要从当前的角度补充几句话。
几天之前我把几页稿子又看了一遍，于是我产生了一些怀疑，在这篇报告里，个人
的东西是否讲得太多了。有谁会对喜欢滑雪，或者我与伦的关系是怎样发展的感兴
趣呢？
我放下稿子，像每天晚上一样，我要读两三个钟头的书。这一次读的是《在索
伦特过圣诞节》。玛莉埃塔·沙吉娘描写了列宁与高尔基之间的友谊和争执。我怀
着巨大的兴趣读这本书，因为像许多其他同志一样，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过高尔
基的重要影响。在我15岁的时候，高尔基的小说就激起过我的热情，使我成了一名
共产党员，两年以后，列宁的著作以其对理性的召唤巩固了我的感情。在我生活的
一切纷乱中，我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这一点我要感谢列宁。
八十多岁高龄的沙吉娘同志，在她的书中回顾自己青年时代时写道：
夏天（1906年——著者注）在瑞士，我和当时尚年轻的母亲一起从蒙特吕斯或
者格里翁出发……攀登纳耶的罗歇尔山峰，我们漫游了一整天……纳耶的罗歇尔！
10年以后，1916年12月，列宁在给伊内斯·阿尔曼德的信中写道：“您滑雪吗？您
一定要做这件事！您学习吧，您为自己弄一副雪橇，您一定要到山里去。”
读到这里，我停下来。
每个人都知道，列宁的工作非常多和紧张，但是多么精彩啊，他也滑雪，给一
个年轻女人的信里还写上：您要去山里，您一定要滑雪。
我几乎要从手稿里删掉，我是多么想这样做啊！
不只是列宁，列宁夫人也加强了我的信念。沙吉娘同志描绘说，据她所知“纳
捷日达·克鲁普斯卡妮很生气”，因为她与“列宁在舒申斯科伊的时间总是这样安
排，仿佛他们“无别的事情可做，除了翻译维布 ＇注＇ 著作。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
年轻并且互相爱着对方。”
我仿佛看见玛丽埃塔·沙吉娘于1906年在太阳光底下沿着“我们的道路”在攀
登纳耶的罗歇尔，我随着她的描写仿佛看见列宁十年之后在瑞士生活、工作并为他
的国家准备革命。
我不再继续讲述我的过去，但是我很想告诉这位老同志，23年以后，我在纳耶
的罗歇尔山峰下一栋瑞土农民房屋里，坐在我的发报机前为遭到威胁的列宁的故乡
发电报。
1939年底，中央问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性，给罗莎·台尔曼转送一笔钱去。
这时我才弄明白，不但她，就是恩斯特·台尔曼与红军都丝毫没有关系。从询
问的方式也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次援助和支持行动，我们有这种可能性，应该充分
利用。
于是我想到派奥罗去。她在德国有一个弟弟，可以到他那里去度假。德国人可
以来往旅行。奥罗不到60岁，矮小，灰白头发，不显眼。不但瑞士人，连德国人也
不会注意她。她表示愿意去。
我们有一把衣服刷子，木柄上有一个空洞，我经常用它运送钱。奥罗携带着刷
子毫未受干扰地到了德国。罗莎·台尔曼深受感动。在德国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
任何人都不准接近她，而现在却从苏联来了这种支援的信号。罗莎说，花这些钱是
很难的，因为人家知道她到底有多少钱，她的每一张钞票的号码都记录在案。不过，
单是居住在苏联的德国同志发动了这次捐赠这个事实，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
道德胜利，它比这个可观的数目具有更大的分量。
1939年冬天我从中央得到一个新的任务：让我去会见一位同志。当我把密码译
出来以后，我猜想，这个陌生人要么立即离开瑞士，要么进行一种密切合作，否则
不会把这种细节告诉我。我乘车到日内瓦，找到洛桑大街13号，投了一封信进去，
几天以后，我第二次去日内瓦拜访那位同志。
中央向我交待了一系列问题：他的机构是否还在工作，他的财政状况如何，有
无向中央传达关于意大利消息的可能性，或者他是否需要通讯联系，他能否用自己
的力量建立这种联系？
当我去拜访他的时候，这位同志言行颇为谨慎。他似乎不太喜欢什么人径直闯
进他的家里来，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问。
一阵停顿之后，我们沉默地观察着对方。“阿尔伯特”生得矮小结实，倾向于
丰满，他的动作给人以迟钝的印象。他有一头黑色头发，一双黑色的眼睛带有忧郁
的表情。我喜欢他的办公室，里面摆满书籍和地图，桌上堆满杂志和纸条。阿尔伯
特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于巴巴的学者。他想从我这里知道，他的回答能否迅速传
达过去，什么时能再收到中央的答复。
我迟疑起来。尽管中央请求我帮助他，但并未提起我的发报机。另外，阿尔伯
特一个问题还未回答。
当我告诉他，一切都会进行得很快时，他才开始描述自己的处境。通过意大利
的路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他还是迫切需要与中央取得联系。自从战争爆发以来，
他就没有了联系，许多重要消息放在那里毫无用处。中央中断这种联系肯定是有原
因的，可这对于他来说太可怕了。他的发报机坏了，而他又没有报务员。
我明确回答他说，发电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将向中央建议，在找到别的道
路之前，向他提供这种可能性。
我就是以这种方式认识了山道尔·拉多同志，19岁时他就成了匈牙利红军的政
治委员，他的一生充满了两种热情：一是积极的共产党人的热情，一是在制图学领
域博学的科学家热情。他在日内瓦开设的“地图新闻社”是一个极好的合法身份。
拉多同志在他那本名叫《朵拉来电》的书中，把这一切都描写得十分精彩，这本书
在匈牙利、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出版过。
第二次拜访时，我同样也遇见了阿尔伯特的妻子，这是一个德国女同志，我立
即与她建立了联系。莱内与阿尔伯特不一样，她生性活泼，机智，爱说话，当然是
在秘密工作允许的范围内。他的孩子一个10岁，一个14岁，还有莱内的母亲，这是
一个完美的家庭。
对于我来说，结识莱内这样一位女同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可以时常到她家
里来，在一位科学家及其精力充沛的妻子的和谐婚姻生活的气氛中，我感到十分幸
福。
只要一想到莱内，眼前便浮现出我们共同回忆早年作为共产党员的情景，我们
讨论各种书籍，但更经常的是我看见我们在大笑。我们开许多荒唐的玩笑，阿尔伯
特却以不赞成的目光看着我们，因为他不是个无忧无虑和轻浮的人。这反到刺激我
们闹得更欢。
莱内对文学感兴趣，有写作才能。她出身自工人阶级家庭，青年时代生活并不
宽裕，她必须亲自学习各种知识。
1959年，当莱内已经不在的时候，我在我的那本《奥尔迦·贝纳里奥》里写到
过她。莱内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同志曾经在柏林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里做过办公室
工作。有一次萨宝，共产党帝国议会代表阿图尔·埃沃尔兹的妻子，在那里看见她
在哭。莱内啜泣得十分可怜，因为一个同志口述了一篇糟糕的德文稿，而她的知识
又不足以修改这篇口述记录。萨宝设法让她进一所夜校正式学习德文。莱内于1936
年在法国解救奥尔迦和萨宝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她们被一只德国船从巴西运回
来，要交给盖世太保。解救未成功，因为这只船并未停在预定的海港 ＇注＇ 。这些细
节是米娜·埃沃尔兹，阿图尔·埃沃尔兹的妹妹，萨宝的亲密朋友在1959年告诉我
的。她当时也参加了解救活动。米娜·埃沃尔兹曾经生活在波茨坦一所名叫“奥尔
迦·贝纳里奥”的养老院里。
中央交给我发阿尔伯特的消息的任务以后，我非常高兴，现在我的发报机可以
充分发挥作用。在最初的三个月阿尔伯特总是把他的无线电报稿抄得清清楚楚地交
给我，而我则勤勤恳恳地工作。除了我的消息之外，我还去取阿尔伯特的稿子，把
它们译成密码，夜间用我的发报机发出去，我还要破译中央给他或者给我的回答。
我把这些回答带给阿尔伯特，再取回新的消息。从库克斯到日内瓦的路途大约花费
了3个钟头。伦和吉姆的训练也在继续进行。
伦想出一个主意，准备一只手电筒，用它来运输阿尔伯特的稿子。他把一只电
池掏空，在它的底部装上一些铅，以保持它的正常重量。我们把写在薄纸上的稿子
卷起来，塞进剩余的空洞里，然后再把电池塞好，表面上与别的电池没有区别。我
们采用了一个少耗费电量的灯泡，但却有正常的亮度。
通向我们那栋房子的路上没有路灯，我们晚上回来时，一定要随身携带一把手
电筒。后来，当瑞士人也必须实行灯火管制的时候，手电筒便成了所有人不可缺少
的陪伴物。
纳粹德国要求中立的瑞土实行灯火管制，因为城市灯火能给英国轰炸机指示去
德国和意大利的道路。瑞士是言听计从的，它同样也给德国制造大量的武器，德国
的战争物资大部分都是通过瑞士运到意大利去。为了不造成错误印象，应该说瑞士
人民中的绝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