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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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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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小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主体的,无疑是汉族了。汉族的由来,在从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这是因为从前人地理知识的浅薄,不知道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地方之故。至于邃古时代的记载,自然是没有的。后来虽然有了,然距邃古的时代业已很远;又为神话的外衣所蒙蔽。一个民族不能自知其最古的历史,正和一个人不能自知其极小时候的情形一样。如其开化较晚,而其邻近有先进的民族,这一个民族的古史,原可藉那一个民族而流传,中国却又无有。那么,中国民族最古的情形,自然无从知道了。直至最近,中国民族的由来,才有人加以考究,而其初还是西人,到后来,中国人才渐加注意。从前最占势力的是“西来说”,即说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其中尤被人相信的,为中国民族来自黄河上源昆仑山之说。此所谓黄河上源,乃指今新疆省的于阗河;所谓昆仑山,即指于阗河上源之山。这是因为:(一)中国的开化,起于黄河流域。(二)汉武帝时,汉使穷河源,说河源出于于阗。《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案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后人因汉代去古未远,相信武帝所案,必非无据之故。其实黄河上源,明明不出于阗,若说于阗河伏流地下南出而为黄河上源,则为地势所不容,明明是个曲说。而昆仑的地名,在古书里也是很神秘的,并不能实指其处,这只要看《楚辞》的《招魂》、《淮南子》的《地形训》和《山海经》便知。所以以汉族开化起于黄河流域,而疑其来自黄河上源,因此而信今新疆西南部的山为汉族发祥之地,根据实在很薄弱。这一说,在旧时诸说中,是最有故书雅记做根据的,而犹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
  茫昧的古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是远后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考古学在中国,是到最近才略见曙光的。其所发见的人类,最古的是1903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所发见的北京人。Peking Man。案此名为安特生所名,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名之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叶为耽名之曰震旦人,见所著《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本。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其时约距今40万年。其和中国人有无关系,殊不可知,不过因此而知东方亦是很古的人类起源之地罢了。其和历史时代可以连接的,则为民国十年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及十二、三年甘肃临夏、宁定、民勤,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所发见的采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单所发见的酷相似。考古家安特生J。G。Andersson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新疆,甘肃而来。但采陶起自巴比仑,事在公元前3500年,传至小亚细亚、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传至希腊,则在前2000年至前1000年,俄属土耳其斯单早有铜器,河南、甘肃、青海之初期则无之,其时必在公元2500年之前,何以传播能如是之速?制铜之术,又何以不与制陶并传?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在新疆考古,所得汉、唐遗物极多,而先秦之物,则绝无所得,可见中国文化在先秦世实尚未行于西北,安特生之说,似不足信了。此说据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期。民国十九年以后,山东历城的城子崖,滕县的安上村,都发现了黑色陶器。江苏武进的奄城,金山的戚家墩,吴县的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的古荡、良渚,吴兴的钱山漾,嘉兴的双栖,平湖的乍浦,海盐的澉浦,亦得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其中杭县的黑陶,颇与山东相类。又河域所得陶器,皆为条文及席文,南京、江、浙和山东邹县,福建武平,辽宁金县貔子窝及香港的陶器,则其文理为几何形。又山东、辽宁有有孔石斧,朝鲜、日本有有孔石厨刀,福建厦门、武平有有沟石锛,南洋群岛有有沟石斧,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有的和中国铜器上的动物相像,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器,也有和中国相像的。然则中国沿海一带,实自有其文化。据民国十七年以后中央研究院在河南所发掘,安阳的侯家庄,濬县的大赉店,兼有采色黑色两种陶器,而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1898、1899年发见甲骨文字之处,世人称为殷墟的,亦有几何文的陶器。又江、浙石器中,有戈、矛及钺,河域惟殷墟有之。鬲为中国所独有,为鼎之前身,辽东最多,仰韶亦有之,甘肃,青海,则至后期才有,然则中国文化,在有史以前,似分东西两系。东系以黑陶为代表,西系以采陶为代表,而河南为其交会之地。采陶为西方文化东渐的,代表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实为黑陶。试以古代文化现象证之:(一)“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鱼鳖则为常食。(二)衣服材料以麻、丝为主,裁制极其宽博。(三)古代的人民,是巢居或湖居的。(四)其货币多用贝。(五)在宗教上又颇敬畏龙蛇。皆足证其文化起于东南沿海之处;采陶文化之为外铄,似无疑义了。在古代,亚洲东方的民族,似可分为三系,而其处置头发的方法,恰可为其代表,这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即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尔雅·释言》说:“齐,中也。”《释地》说:“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齐”即今之“脐”字,本有中央之义。古代的民族,总是以自己所居之地为中心的,齐州为汉族发祥之地,可无疑义了。然则齐州究在何处呢?我们固不敢断言其即后来的齐国,然亦必与之相近。又《尔雅·释地》说“中有岱岳”,而泰山为古代祭天之处,亦必和我民族起源之地有关。文化的发展,总是起于大河下流的,埃及和小亚细亚即其明证。与其说中国文化起于黄河上流,不如说其起于黄河下流的切于事情了。近来有些人,窥见此中消息,却又不知中国和南族之别,甚有以为中国人即是南族的,这个也不对。南族的特征是断发文身,断发即我国古代的黥刑,文身则是古代的黥刑,以南族的装饰为刑,可见其曾与南族相争斗,而以其俘虏为奴隶。近代的考古学证明长城以北的古物,可分为三类:(一)打制石器,其遗迹西起新疆,东至东三省,而限于西辽河、松花江以北,环绕著沙漠。(二)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与之相伴的遗物,有类似北欧及西伯利亚的,亦有类似中欧及西南亚的,两者均系狩猎或畜牧民族所为。(三)磨制石器,北至黑龙江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则系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所为,其遗物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的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的土器极相似。可见我国民族,自古即介居南北两民族之间,而为东方文化的主干了。步达生言仰韶村、沙锅屯的遗骸,与今华北人同,日本清野谦次亦谓貔子窝遗骸,与仰韶村遗骸极相似。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讲历史要知道年代,正和讲地理要知道经纬线一般。有了经纬线,才知道某一地方在地球面上的某一点,和其余的地方距离如何,关系如何。有了年代,才知道某一件事发生在悠远年代中的某一时,当时各方面的情形如何和其前后诸事件的关系如何。不然,就毫无意义了。
  正确的年代,原于(一)正确,(二)不断的记载。中国正确而又不断的记载,起于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周朝厉、宣两王间的共和元年。下距民国纪元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公历纪元841年,在世界各国中,要算是很早的了。但是比之于人类的历史,还如小巫之见大巫。世界之有人类,其正确的年代虽不可知,总得在四五十万年左右。历史确实的纪年,只有二千余年,正像人活了一百岁,只记得一年不到的事情,要做正确的年谱,就很难了。虽然历史无完整的记载,历史学家仍有推求之法。那便是据断片的记载,涉及天地现象的,用历法推算。中国用这方法的也很多。其中较为通行的,一为《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之所推算,一为宋朝邵雍之所推算。刘歆所推算:周朝867年,殷朝629年,夏朝432年,虞舜在位50年,唐尧在位70年。周朝的灭亡,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六十七年,公历纪元前256年,则唐尧的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二百十五年,公历纪元前2305年。据邵雍所推算,则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二百六十八年,公历纪元前2357年。据历法推算,本是极可信据的,但前人的记载,未必尽确,后人的推算,也不能无误,所以也不可尽信。不过这所谓不可信,仅系不密合,论其大概,还是不误的。《孟子·公孙丑下篇》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颂昭王破齐之功,说他“收八百岁之蓄积”。《韩非子·显学篇》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此700余岁但指周岁。都和刘歆、邵雍所推算,相去不远。古人大略的记忆,十口相传,是不会大错的。然则我国历史上可知而不甚确实的年代,大约在4000年以上了。
  自此以上,连断片的记录,也都没有,则只能据发掘所得,推测其大略,是为先史时期。人类学家把人类所用的工具,分别他进化的阶段,最早的为旧石器时期,次之为新石器时期,都在有史以前,更次之为青铜器时期,更次之为铁器时期,就在有史以后了。我国近代发掘所得,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周口店的遗迹,约在旧石器前期之末,距今2万5千年至7万年。甘、青、河南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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