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候，天气变了，遇到了暴风雨，风卷着雨打在飞机上，但是飞机仍继续爬高。
能见度等于零。机员脸上都露出了不安的神色。我们很快就明白机翼上开始……结
冰了。空气变得稀薄起来。我们没有氧气面罩，逐渐感到手脚麻木起来。驾驶员们
不停地呼喝着，竭力保持清醒。飞机继续攀高，大难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心里想，
真荒唐，太不值得了，象我那样打了半辈子仗的人，却找到这个机舱做坟墓！
飞机终于不再攀高了，并且开始下降。我们一层一层地降落，重新回到了通常
的高度。我们抵达德黑兰的时候，飞行员告诉我们说：天气不好，飞机偏离了航线。
由于盲目飞行，一点东西也看不见，他们一直害怕发生最糟糕的情况。
命里注定，我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天气条件耽误了我们从德黑兰起飞的时间。富特和我被邀请到苏联武官家里去。
他告诉我，关于拉多失踪的事，莫斯科已经知道了。他认为我们也许可以告诉他点
什么情况。
富特很着急，大家都很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从目前情况是很容易想到他同自己
的上司串通的，有些人是会毫不犹疑地这样想的。富特对苏联武官声称：“发生了
这种事情，怎能叫我到莫斯科去报告我们在瑞士的活动呢？ 我一定会受到嫌疑的，
无论我说什么，人家都不会相信的。”
我飞往莫斯科途中，心里老惦记着拉多潜逃这件事。就我而论，我知道他完成
了任务，成绩之佳是当初想都不敢想的。他是问心无愧的。拉多长期参加斗争，很
年青时就参加了匈牙利贝拉·库恩的革命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在瑞士，他对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正因为他十分熟悉情况，具有科
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才认为：尽管胜利了，但苏联国家保安部的统治并没有
发生任何变化；他预料到在莫斯科等侯着他的是什么命运。他不愿意在斯大林的监
狱里了结他的一生，因而在开罗潜逃了，事先还作了安排，保证他妻子和孩子们在
巴黎的安全。
这个事实，我得承认我是后来才完全看清楚的。我当时很天真，相信战争结束
了，恐怖政策也会随之而告终，制度就会有所改进。一个经历过战前清洗的人竟然
表现得那么轻信，确实叫人吃惊。但是，无论如何，当时我还是决定回到苏联，这
里有个决定性的原因：我一家人都在那里啊！ 我不象拉多那样，能够心安理得，确
实知道自己的家庭在巴黎安全无恙。我很清楚，如果我半途跑了，一家人势必要承
担后果。
莫斯科愈来愈近了……矛盾复杂的心情使我十分激动。
我特别记得的是那压倒一切的欢乐情绪，因为分别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同亲
人团聚了。飞机的轮子一擦到跑道，我觉得自己是个心满意足的人，因为我完成了
任务，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感到自豪，渴望得到我辛苦挣来的休息。我怀念着我的
同志，牺牲的烈土和惨遭折磨的人。
已经入夜了，我走下飞机的梯子，试图去辨认我的亲人。
真是枉费心机，没有人来接我，也没有人来接我的旅伴。一队军官组成了我们
的接待委员会。军人来迎接战士，不错，勉强也说得通嘛。
一批高级军官——一些上校——向我走过来，十分热烈地欢迎我，请我上车。
突然之间，我心里一亮，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1937年的时候，他是个上尉，他大
概是飞黄腾达了！我一到达，就有一个问题急于想提出来，于是， 我问道：“我
的妻子和孩子呢？ ”
“请不要担心，”我的一个向导对我说，“他们都很好，你的妻子在一个疗养
院里疗养。我们投有时间通知他们，因为不知道你们确切什么时候到达。总之，情
报中心领导考虑让你到一个地方住两三个星期，安安静静准备你的报告。我们就是
来把你带到那里去的。”
在一个出差的上校家里，给我安排了两个房间。上校的妻子和女儿出来招待我
们。在离开之前，我的护从人员——两个上校——对我指着一个年青的上尉说；
“这就是你的副官。你需要什么，都由他安排……”
把我隔离开来，好让我安静地写报告。还有个副官，好象我需要个什么副官似
的！ 这两个上校半真半假的态度，特别是我的妻子人面不见，所有这些因素，说实
在的，在我心里造成一种奇怪的感觉，甚至使我产生怀疑。
我在新居安顿下来，至少要比蒙帕纳斯潮湿的街道要舒服一些，那个时候，我
离开了白宫养老院，就象个孤魂那样，徘徊街头。
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有客人来访了……他们一共三个人，两个穿军装，一个穿
便服。我认出后面一个是1938年在情报中心负责政治工作的。这个官衔掩盖着一个
事实：他是内政部的一名将军。
他们带来了一顿豪华的晚餐，但是我打断了口福的享受，提出我所关心的一个
问题。
“你们及时收到了1943年1 月我写给党领导的报告吗？ ”
“收到了，收到了。我们收到了并且考虑到了你的报告。”
然后是一阵静默。接着那位将军改变了话题。他问我：“这么说，你对未来有
些什么打算呢？ ”
我心里想：就看你们如何决定了。但是我回答说：“我已经结束情报工作了。
我生活的这一章已告一段落。
但是，在回到波兰退休前，我希望能同情报中心说明一下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
些事情……”
我还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说：“我打算搞清楚情报中心领导方面所犯的一些严
重错误！”
这个“宗教裁判所”的将军脸色阴沉下来。
“是吗？ 你所关心的就是这一些！ ”
“难道你就不关心吗？ ……首先，我想对‘红色乐队’的最后一次行动提出建
议……”
“好吧，”那位将军打断我的话说，“我们明天就研究你的意见……”
第二天，有两个上校来访，我马上发现他们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档案材料。
“我确信，”我开始说，“格罗斯沃格尔，马卡罗夫，罗宾逊，苏科洛夫，马
克西莫维茨都还活着。可以而且应该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关键在于你们是否同潘
维茨还有联系……”
“他躲到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里去了。我们是从可靠方面知道的……”
于是，我建议派两个熟悉“红色乐队”历史的军官到潘维茨那里去，告诉他：
从1943年2 月以来，情报中心通过我的报告，已经知道“大赌博”的真相。他必须
采取必要的措施挽救“红色乐队”被囚的战士。这样，战后处理他的时候，可以把
这一点考虑进去，否则，就马上把底细通知希姆莱和包尔曼。如果他们知道了原来
那么长时间都是莫斯科领导在那里牵线的话，就一定会追究潘维茨的责任，势必使
他大吃苦头，因为他们仍然有能力给他算账的。
在我看来，这个建议是完全正当的，合乎逻辑的。我的两位对话人郑重地答应
向领导上转达我的意见。
我在莫斯科用了头一周的时间去写报告，有一个女打字员协助我。但是一天一
天过去，我发现我头上的阴云愈积愈多。除非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看不见，不然
的话就一定会明白我的苦难还远远没有到头。显然，我并不是受到欢迎的战士，起
码人家并不认为我立了什么功。
我在给我安排的住宅里过了三天，内政部的两名军官才把我的行李箱带回来给
我。原来，我在离开机场时，错拿了查里亚普涅科夫的行李箱，他的箱子同我的一
模一样，到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查里亚普涅科夫也发觉他弄错了。内政部的那两
个军官是负责把箱子换回来的。
这两位使者的“身份”是很说明问题的：显然，查里亚普涅科夫也落在他们手
里了。这样我就明白了：莫洛托夫当时给他写过这样热情的信，邀请他回国，现在
是如何接待他这个“亲爱的同志”的。真是阴险透顶了。我心里十分难受，感到无
限痛心和厌恶，想到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多么不幸！ 本来，他是那么高兴地重新回到
社会主义祖国，准备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却发现自己落在怎样的一个圈套里！ 他
在等候莫洛托夫的汽车，人家却给他派来了保安部的汽车，把他笔直拉到卢比昂卡
！我的“副官”唯一的职责就是用他那双黄鼠狼般警觉的眼睛监视我。除了同我在一
起的时间外，其余的他都用在房东的女儿身上……一天下午，他外出了，我走进他
的房间，我发现的东西使我恍然大悟：这混蛋把一份报告落在桌子上了。报告精确
地记录下我的一举一动，我在那上面看到了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更不用说那些栽在
我头上的假话和无中生有的东西了。暗探加伪造犯，真是个理想的伴侣……于是我
决定批改这个模范告密者的作业，在所有不正确的地方下面，用红笔划上杠扛，并
在页边批上“撒谎”二字。
我的护法神这一天回来得很晚，第二天就人面不见了……无疑地，他宁愿抢在
我前面向他的上司报告。
我回来以后的情况是不难作出总结的：几乎毫不掩饰，我成了个十足的囚犯。
人家又给我凋来个新副官，比以前那一个年青。他采用献殷勤的办法。他请我
去看电影，我接受了……画面在我眼前一幕一幕掠过，但只能引起我注意几秒钟。
我脑子里只翻滚着一个问题：他们要把我怎么办？ 过了十天，那三个人又来吃晚饭
了。象头一次那样，我一点也用不着操心，因为他们带来了丰盛的肴馔。
尽管佳肴美酒，任你享用，但是气氛缺乏热情。毫无疑问，他们是负责来盘问
我的。我们先前的聚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佳，他们希望这一次，我的情绪会好
一些。内政部的将军打破冷场：“那么说，”他问我道，“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回到我的故乡波兰去，但是首先我想同领导上谈谈！ ”
他摇摇头，显然，我是个无可救药的顽固不化的人。他的回答是干巴巴的：
“要是你那么迷恋过去，奥托，那么同你谈这问题的就不是我们了。这要在别处谈
了（ 他很强调最后四个字） ，你明白了吗？ ”
“我很明白，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我根本不想知道谁管这件事！ ”
这太过分了。那将军站起身来，也不同我告辞，便和他的同伴一起走了。我可
以倾家荡产地打赌，他们一定马上去报告了。我的态度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竟敢痴
心妄想要情报中心作出解释，梦想回到我亲爱的波兰去，真是荒唐，不知天高地厚，
不可饶恕的野心啊……我发现，我们几乎没有触动桌子上的菜，这些菜却都是十分
美味的。
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准备对付最糟糕的情况。反正我听天由命。
一个上校来了，是另外的一个。我差一点没对他说：“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
他对我说：“你得换个住处。”
我咬住舌头才不致于问他：那个地方生火不生火，铁窗有多厚。我收拾了东西，
就跟他走。我们上了一辆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