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回答，看着我这个冒失鬼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在内政部的一个官僚的脑袋里，一个人被囚禁在“疯人的监狱”里是必定要发
疯的。这是不可辩驳的逻辑！但是，人们只能压垮那些再也没有力量，再也没有意
志去斗争的人。只要我有一天觉得还有这种意志，我就要斗争下去。这种鼓舞着我
活下去的狂热是任何威胁，任何压力，任何无声的墙都扼杀不了的，他们觉得出来
吗？ 几天之后，我又重新被送回卢比昂卡去，我预感到我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审讯停止了。人家让我安静地呆在那里。只有一次，我有幸再次给叫到部里去。经
过长长的走廊时，我的目光给一张通告吸引住了，在这种地方，这样的通告确实不
无幽默之处，它宣布在军官俱乐部举行盛大晚会，有列宁格勒的一个演员雷金参加。
晚会的主题是： “请来参加友好的交谈”。
我走进阿巴库莫夫将军的办公室，从我们上次谈话后，他当了内政部长。我一
边走一边还想着通告上的邀请而发笑阿巴库莫夫还是结着一根十分漂亮的领带，对
我喝道：“为什么你那么高兴？ ”
“对于一个囚犯来说，看到一张请他参加‘友好谈话’的通告，确实会产生古
怪的感觉。通常，你是习惯于同囚犯进行另一类的讨论的……”
他没有回答这个评论，但是……
“告诉我，为什么在你的情报网中有那么多犹太人？ ”
“将军公民，我的情报网包括有十三个民族的战士，犹太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批
准才能参加，也没有什么‘限额条款’限制他们。唯一的选拔标准就是对纳粹主义
斗争到底的意志。比利时人、法国人、俄国人、乌克兰人、德国人、犹太人、西班
牙人、荷兰人、瑞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兄弟般团结在一起，我绝对信任我的犹太
朋友，因为我认识他们已经很久了，我知道他们是永远不会背叛的。将军公民，犹
太人进行着一场双重的斗争，既反对纳粹主义，又反对消灭他们的民族。对于他们
来说，即使背叛也没有活路，这就同艾弗雷莫夫或苏科洛夫之流大不相同，他们为
了救自己的狗命，就把灵魂出卖了。”
阿巴库莫夫不答腔，但是他又提出了我们在第一次谈话中谈到过的话题。
“请看，对一个情报人员表示感谢有两种方式：或者在他的胸前挂满勋章，或
者砍掉他的脑袋……”
他接着说，一面流露出遗憾的口气；“如果你以前不是同图卡捷夫斯基——柏
尔青反革命策团一道工作的话，你今天就会成为一个富贵荣华的人了。可是你搞到
这种田地，就只配进监牢……你知道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和加拿大的特务
机关都在找你。我们在加拿大的一个情报网给破获了。有几份北美的报纸说，有些
专家们从我们的作风，看到了‘大首长’的手法。”
这个老差骨自鸣得意，对自己开的玩笑十分满意。阿巴库莫夫又说，“你觉察
到了吗，如果你是个自由人，你会冒多大的风险啊？ 在这里，你可以安安静静，十
分安全！”
我摆出一个内政部官员的面孔，显得很严肃，很认真，然后回答他说：“部长
先生，我谢谢您关心我的安全。”
“没什么，没什么……唉！ 我很清楚，给你的待遇也许不够理想……可惜我们
没有能力象英王陛下那样接待他的特工人员，封给他们爵位，赏给他们豪华的财产
；我们穷，你是知道的，我们只能有什么给什么……我们有的，嘿嘿，就是监狱…
…监狱也不太坏嘛，你不这样认为码？ ”
他一点头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回到我的牢房。现在可以深信不疑了：我在“红色乐队”的活动与这一切都
无关。他们不能饶恕我的，就是我曾经被柏尔青将军选中；那个有勇气放弃办理我
案子的侦审官说了真话，从1938年起，我就受到嫌疑了。
第五章 历史的教训
对我这个“案子”的侦讯结束了。但是我知道：甚至在听我申辩之前，我就已
经被宣判有罪了。1947年6 月19日，一个三人委员会，由内政部一名代表，一名检
察官和一名法官组成，判处隔离我十五年的重刑。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根据斯大
林的执行人的决定，被认为有嫌疑和有罪。我对这种专断独行提出了上诉。不久，
我受到检察官的助手传讯。
我对他说：“这个决定是完全不公正的，所以我向你声明不予承认，你不会觉
得奇怪吧……”
“你知道，在苏联，叛徒和间谍是适用死刑的，对于你来说，国家的利益要求
隔离处理。”
“可是这简直叫人相信你不知道我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事！”
“这么办吧，你写信给检察官。”
在愚民主义的制度下，被判刑的人就只有一点点机会了，那就是每两个月一次，
他可以向检察官、内政部、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本人提出书面申诉。因此，我也得
利用这个可能性。于是我用很小的字写下了“红色乐队”的历史。我一面写，一面
陆续寄给苏联总检察官。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或者在地牢的阴影下，千百万囚犯变
得无影无踪。但是，我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官僚机构对文牍的爱好上。人失
踪了，但文件却留存下来，档案堆积如山，因此，在文件档案里留下点痕迹并不是
没有用处的。
1952年1 月9 日，“三驾马车”把我的十五年监禁改为十年，但是我对这个消
息漠不关心。因为，如果制度不变，我对我的命运是不抱幻想的。到拘禁期满，我
就会被送到西伯利亚某个偏僻的角落去。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我的报告并不是没有用处的。1961年，我已经在波兰生活
好几年了，我接到《新闻》周刊一个记者的电话。
“你应该还记得我吧？ ”他对我说，“我同另外两个作家负责写‘红色乐队’
的历史。我们缺少一些材料，就是关于你在巴勒斯坦所领导的那个‘团结’小组的。”
“关于其余的活动呢，”我惊奇地问道，“你知道吗？ ”
“知道的。我希望不久以后我们能有机会谈谈。”
几个月过去了。到了1965年4 月，那位记者到华沙来，同来的还有一个代表团，
是来参加犹太隔离区起义二十二周年纪念活动的。他告诉我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得悉
“红色乐队”的历史的……
“1964年，我去见苏联副总检察官，谈谈我要给《新闻》周刊写的关于理查德
．索尔格的文章。当时他是个新闻人物……他听我说明了来意，站了起来，走到一
个保险柜前面。
他对我说，‘理查德·索尔格的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份
记载，是关于一个情报网的历史的．这个情报网也曾作出很大贡献……’副总检察
官打开了保险柜，拿出一个卷宗，里面有一叠纸……‘这就是笔记，’他接着说，
‘但是我得事先对你声明，没有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是不能发表的。’我问他这个
情报网的领导人是谁，他回答道：‘特雷伯。’你想想我当时是多么吃惊啊……我
很感兴趣，便给中央委员会打了报告。中央委员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由三名作家
组成，其中有我在内，负责准备一份关于‘红色乐队’的材料。可惜这个材料没有
能够发表，因为东德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谈论柏林组的事情还为时过早。”
这样，我当时寄给检察官的小纸头并没有丢失。在苏联，文件档案是永存的，
要是有一天把它们都打开的话……
我还没有到获得释放的时候。斯大林监狱的生活开始了……我住过好几个。但
在所有监狱中，给我印象最不坏的是布蒂尔基监狱——这是卡特莲娜二世时代的一
座兵营改建的，房间很大，空气流通，明亮。卢比昂卡地方不够住，我们就给迁到
那里去。这是个很明白的迹象，说明镇压正在加紧进行。斯大林身体力行俄罗斯的
这句老谚语： “圣地是永远不会空着的”……内政部根据斯塔汉诺夫的定额来工
作。在高墙和铁丝网后面，关着国家的优秀人材。镇压浪潮一浪接一浪，把工程师，
军官、作家，教授都冲进了监狱。 从冷战初期——1947年——斯大林便打击他认为过于温和的人，因为一旦新的
世界大战爆发，他们不能适应情况．在暴君眼里，少数民族就是那出名的“薄弱环
节’，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军队再一次遭到清洗。
事实上，斯大林大元帅——阿历山大一世以来最有天才的战略家——越来越难
以容忍“柏林的胜利者”朱可夫将星的光芒。他认为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时邀请
朱可夫元帅访美是对他不可容忍的侮辱。朱可夫成了对手，竞争者，总之成了一种
威胁。于是这位功名显赫的将军便被任命为……敖德萨驻军司令。他左右的所有军
官都走进了监狱。“薄弱环节”
中最受嫌疑的犹太人，1948年遭到了镇压。被清洗的人的队伍扩大了，席卷了
那些“累犯”，也就是那些在世界大战初期从集中营放出来从事军火工业的工程师
和科学家。然后，然后还有所有其他的人，他们犯了清白无辜的罪！
当然，也有一些确实犯了罪的囚犯，但只是一小部分，有弗拉索夫和他的参谋
人员。他们投到了德国人一边去，组织了一支所谓“解放军”，有盖世太保分子，
他们在苏联领土上犯下了累累罪行；有白俄，他们拿起了武器反对红军。
所有这些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投敌分子。这些喽罗就在他们犯罪的地方遭到了审
判。
除了这些人以外，我所遇到的囚犯都是绝对无辜的公民。关于他们中间的每一
个人，都可以写一整本一整本书来叙述这些年来，他们对党和对苏联所作出的牺牲，
以及忠心耿耿的贡献，他们得到的奖赏都是十年，十五年或二十五年的监禁。每一
个人的历史，对于亲身经历的人来说都是典型的。
但在清洗的大旋风里，这些人的命运又多么相似啊。
我感谢“各族人民的好爸爸”使我能够同苏联优秀的知识界来往。在卢比昂卡，
勒福托沃，布蒂尔基，大多数时候我都遇到了这样的人，他们模范的，吸引人的一
生，使我对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添了不少见识。
我现在想回忆一下在斯大林监狱里会见过一些怎样的特殊的人物。
第六章 斯大林监狱中的意外相逢
战争初期红军节节溃退，我在监狱里跟在一起的高级军官谈话，知道了不少关
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苏联军人都起过誓永远不活着落在敌人手里，都应该把最后
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但是作战并不是靠起誓就行的。攻势一开始，德国国防军就包
围了整师整师的苏军。许多土兵能够逃了出来，但是也有很多被俘虏了。这些人就
犯了罪，因为他们没有自杀。另外一些人穿过敌人的战线回到红军方面来，但却受
到了指责，说他们是间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要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我曾经同三个将军‘在一个牢房里度过了好几个月。其中的一个从内战时期就
参加了红军，那个时候他还很年青，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指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