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中的利润开始攀升。对于N种物品的一种，它有了剩余，且该剩余远超过了它先前消耗的总量。比如说，单位Ｆ1选择对活动X1做最小专业化生产，把2／N或两倍于2／N的工作时间专门用于X1。这样，它就生产了三个单位的产品，而在自足的制度安排下，他仅能生产出一个单位的产品。在这最小专业化阶段，经济单位，很可能，会继续为满足自身消费，生产所有的N种物品；专门用于生产X1的额外时间，有时，可能会被用以生产全部的其他物品。
因提高利润之开发行为生出的某种物品的剩余部分，将被带到“市场”上，剩余物品的所有人期望，别的经济单位也相应地把其他物品的剩余部分带到市场上，以便于促进互利的贸易。他们期待的有利结果是，与自足条件下达到的标准相比，个人或家庭单位都能不用更多劳作，就达到更高的消费标准，这种标准是按照每种物品的更多数量来衡量的。
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描述市场出现的猜想的历史。细究中世纪的集市和市场时代的资料，是历史学家的事。我只想考察，对交换关系的最小进入给财产权带来的影响。我将假定，法律制度的内容也得到扩展，它包括了个人间自愿契约的实施，和对交换中的欺诈行为的有效禁止。
经济单位专门期待，用超出自用的剩余物品，交换他所需要的其他物品，就此而言，这单位必然受制于“市场的盲目力量”，或受制于其他人的选择结果，而对这其他人，该单位并不可以对它们作直接的控制。与自足情境（在这里，孤立的单位只遵循自然秩序之力、依赖自己的选择）相比，现在，必然存在对其他经济单位之行为的依赖。这其他人的行为，并不在财产法和契约法之内，不受主权者的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境里，进入专业化——交换关系，仍然是自愿的；个人或者家庭单位进入“市场”，只是为了追求最终消费品的预期的更高价值。自主的自足存在，即自己生产所有物品，仍然是可后退的背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虽然进入专业化一交换关系增加了对其他人的依赖，但自由并没有任何损失，尤其是当自由被严格消极地界定为他人强制之缺席时。在此情境里，进入交换经济的前景，似乎是选择范围的扩展。
然而，在选择范围的扩展部分，个人的地位仅是预期的，它们必然是不确定的。在选择进入市场关系时，个人不能像在自足条件下的内在经济界限内所做的那样，在变量已界定了的菜单中选择。个人或家庭不能单方面地选择；剩余物品之交换发生的条件，因为这一点，他们也就不能确定地选择由专业化带来的最终增加的价值。
正如我的讨论所表明的，在自足的条件下（如果必要）存在且生存下来的地域固定的单位，并不会丧失任何东西，相反，他们能从对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有限进入中，看到收益的希望。我怀疑，这个模型仍然是经济学家们想象的基础，它直接导致对“从交换中获取的利益”和利益相互性的强调。或许；在对财产权制度的看法上，就强调土地的重要意义而言，这个模型也是极端重要的。如果，当我们由此模型出发，自足对个人或家庭单位来讲，不再是可行的选择，那么，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就必须依不同的视角得到考察。
《财产权是自由的守护者》
J。M。布坎南著
第五章 交换中的市场依赖、剥削和正义
正如第四章提到的，专业化的优势产生了剩余物品，进入剩余物品的交换关系的个人，是自愿这样做的，其目的是增强对任何希望得到的最终物品的支配，即使这个人充分认识到，这么做会牺牲或损失自己的独立。这就是说，进入交换关系，必然导致对他人行为的依赖。即便不存在强制，个人的福利仍将因他人的行为而改变。受到影响的人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多变的。因此，他人的行为至少在批评范围之内，即使不在控制和操纵范围之内。个人对他人的行为“感兴趣”，因为这行为经市场关系影响到了他的功利，而且这里的兴趣与他对（比如说天气）最终自然力的兴趣不同。单个交换参与者的这种态度，即使在找不到任何可被认定为施加了此种市场力的“他人”的情形下，也在发挥作用。但是，任何卖者都必然与单独的买者交换物品，反之亦然，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能使参与者把市场力归到他人头上，即使这种力量可能很小，或根本就不存在。
因此，我们就不会奇怪，几乎从分析一开始的时候，交换的条件就已被区分为正义的或不正义的，这种分类暗含的意思是，一些参与者，即使在完全自愿的交换之中，也可能被他人剥削。似乎正是这种依赖关系，使剥削成为可能：粗略地讲，这种剥削就是，对交换可能产生的收益的某种不平等或不平衡的分配。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从自足经济到相互依赖的交换的最初转化。比如说，一个农民生产了多余的鸡蛋余，他希望用这多余部分交换一些土豆，因为他把资源集中在鸡蛋的生产上了，所以自己的土豆产量减少了。交换的条件取决于，在相关的市场上，鸡蛋和土豆之生产都有剩余的其他人的数量，和这些剩余的相对规模。如果这位农民偶然发现，有剩余鸡蛋的交换者有很多，而有剩余的土豆的交换者只有一人，那么，交换的条件就非常不利。他肯定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不正义的对待，或者说，受到了垄断者的剥削。
在进入市场交换之前，个人当然会认识到，此种进入可能会使自己变得脆弱，他会保留退出市场依赖的机会，放弃一些专业化带来的利益。在我的例子中，农民对他的劳动力和土地的财产权，限制了他可能因不利的交换条件而受到的剥削。如果在他控制下的所有资源，都投到鸡蛋生产上了，那么，在上述的市场环境中，这位农民会发现，他在市场依赖中的处境，比他本来在完全自足的处境，要差得多。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糟糕的情形，这位农民可能会把他的一部分资源用来自己生产土豆或某种合适的替代品。然而，为了采取这些措施，个人就必须保留对生产资料的处分权的私人控制权。他必须能“自由地”以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使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私人财产所有权，容许专业化和交换，从而容许人们获得有效收益，但是，同样重要的是，私有财产权，也为人们提供了某种保护和绝缘手段，以使个人免遭市场“盲目力量”的伤害，不管这些“盲目力量”最终来自何处。
我强调的私有财产权的第二个作用经常被忽略了，也许尤其是被经济学家忽略了，因为他们只关心效率；而且，这个作用也被发达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忽略了：在这里，这种退出的选择权，对大多数参与者而言，并不存在。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市场网络（包括期货市场）以及其相伴的法律——制度结构的发展，还有与之联系的对这种结构的理解的发展，容许个体参与者有限地获得专业化带来的充分好处，与此同时，还容许个体参与者享有相应的无成本的退出选择权。当然，这种奇妙的结果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充分竞争经济的存在和运行：这种完全竞争经济的明确特征是，存在对所有的价值生产活动的进入和退出权，这种经济还必须存于规模足够大的市场关系中，该规模应确保市场在买方和卖方两边都有许多经济单位。正如在经济学家模型中所描述的，在有限的意义上，每个人，作为承担代价的买方和／或买者，都面临着一套“客观的”选择权，这些选择权容许人们这般或那般行为，就“好像”相互的依赖并不存在。
《财产权是自由的守护者》
J。M。布坎南著
第六章 分析的图例
第五章的论述，可藉图例得到明确的阐释，这图例，如果经济学家愿意，可以略过去。
我们再来考虑下述情形：一个理想的充分自足的家庭农业单位，只有两种稀缺价值的物品；鸡蛋和土豆。我假定，这两种物品在家庭预算中，或者从技术上讲，作为效用函数的变量，具有大致相等的意义。我再进一步假定，每种物品的生产都依据投入单位的递增利润律，在这个例子中，投入单位是以时间计算的劳动单位，而且假定，这两种物品是充分对称的，也就是说，其生产函数是相同的。当经济单位孤立存在时，它就面对着由图6．1中的曲线
PP所描绘的生产的可能边界，如果我们假定投入量是确定的。既然；根据假定，土豆和鸡蛋都被界定为物品，具有大致相同的意义，那么，在E点上；该单位的效用是最大的，即生产和消费这两种物品的量是相同的。尽管存在利润递增，该单位的最优状态，即E点所表示的均衡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就达到E点所表示的效用水平而言，该家庭完全依赖它自己的选择，和作为限制条件而运作的自然力。其他人的活动依然是完全无关的；这里不存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图6．1 家庭在有和无交换的情境里的均衡
我们现在可以引进第二个经济单位，即第二个农业家庭，来改变这个图例，我们假定这第二个家庭与第一个农业家庭在一切方面都完全相同。这第二个单位，与第一个家庭一样，面对着相同的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在这种情境里，专业化和交换当然能够带来的明显的收益。现在，假定这两个单位的每一个，都在这两种物品中的某一种的生产上实现了充分的专业化；一个家庭将其全部投入用于生产土豆，而另一个家庭将其全部投入用于生产鸡蛋，每一个家庭对经济生产的投入的数量都是相同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的总产量在图6．1中的
M点，而非H点，H衡量的是当两个单位孤立地和无交换地生产时经济的总产量。如果这两个经济单位都实施专业化生产和依统一的（标准化的）交换率交换，那么每个单位都能达到E’点的效用水平，它明显高于E点的效用水平。
在这里，我强调的；是常为经济学家忽视的初级经济学中的这种训练。每个从事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单位，与其自足条件下的状态相比，确实获得了效用收益，但是，在这过程中，它变得脆弱，易受超出自己控制范围的他人行为的伤害。在自足的条件下，单个单位，在这图例中，面对的是可能边界是曲线PP，在这里，它可同时选择这两种物品的生产——消费比率，得到自己更偏好的状态。在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下，就能同时选择这两种物品的最终数量的比较意义而言，单个单位面对的并不是直线PP代表的交换可能边界。比如说，一旦专业化的生产鸡蛋，处于这家庭控制范围的仅是一定数量的这一种物品；他的最终的效用收益，取决于专业化的生产土豆的其他家庭的行为。
当仅有两个经济单位时，正如该图例表明的，每个单位，当然，都将发现自己处于双边垄断者的地位，它的最终的效用收益取决于它相应的谈判技巧。在这谈判“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