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家务事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及《答读者问》读后
? 李冰封
一
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发表于《书屋》杂志后,经过好些报刊的转载,在广大读者中引发了一阵“冲击波”。据我所知,大多数人对此文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人不大赞成写这样的文章,或怀疑此文的真实性。一篇世间少有的非难自己母亲的文章,在各种各样的读者中,引发各种各样的评论,这自是必然的现象,不过有些问题确也需要解释清楚。针对读者的看法,李南央又写了一篇《答读者问》,发表于二○○○年十一月《书屋》杂志上。《书屋》主编周实想找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士,就这两篇文章写些读后感,编出一本书,约稿于我。我答应了。其实,说我了解情况,也并不全面。我只比较了解李锐的情况。因为我年轻时,就在李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后来,除去那二十多年极不正常的岁月外,也一直有些来往。几十年来,我对他的人品、学识、才干、胸襟、抱负、道德、文章,都十分敬重,一直尊之为师表。对范元甄则并不了解。一九四八年,我调到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社时,听说范早在一九四六年去了东北;李则刚刚离开报社,也去了东北。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湖南后,我们同范不在一个单位工作。虽然见过面,但好像没有说过几句话。她给我的印象是:十分精明能干,却也有点高傲,不大爱搭理我们这些小青年。而李锐对我们则又从来不提他的家事。所以,对李南央写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九十年代初,记者宋晓梦要写李锐的传记,到长沙采访时住在我家。她要了解李锐的家庭情况,是我两次陪她去访问李婉华大姐的。在大姐的谈话中,我听到一些情况,当时思想上颇为震动,不过事隔数年,有些细节也记不大清楚了。这一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地去访问了大姐,她虽已八十七岁高龄,但思维清晰,记忆准确,她提供的一些情况,有助于我写成这篇文章。
二
由于熟知李锐,这篇文章还是要先从李锐写起。
我以为,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个毕生追求民主和科学的老一辈高级知识分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学者,在李锐身上,铭刻着四个最重要的特征:
一、他一生的言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不论自己处境如何,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同范仲淹所写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颇为相似。更可贵的,表达这种责任感的内容,又是不断地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而前进;表达的方式,往往又是同他敢讲真话、不计个人得失的可贵品格结合在一起。这种品格同极权体制是相矛盾的。远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遭遇,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以及以后一系列的灾难性遭遇,似乎都可以从这个根源中找到原因。在开放、改革的二十多年来,他对某些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仍然发表并坚持自己的看法从而遇到麻烦,似乎也可以从这个根源中找到原因。
以天下为己任,始终随着时代潮流前进而前进,敢讲真话且不计较个人的祸福得失,从理论上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具备这种品格(这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共产党员应当六不怕),但是真正具备这种品格的,能有几多?因此李锐身上铭刻着的这一特征(他的“八十自寿”诗有句“六不怕唯头尚在”),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个特征,使他赢得包括老、中、青三代许多人的尊敬。
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主要的、根深蒂固的危险来自“左”。所以,几十年来他一直奋力反“左”。“曾探骊珠沦厄运,仍骑虎背进诤言。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这是他的六首“八十自寿”七律第一首中的两联。的确如此,几十年来,尽管在惊涛骇浪中饱经风云变幻,他没有“左”过,有的只是对“左”的抵制和反击。
一九四八年,我进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社时,他已离开那里,还是经常听到同志们在平常言谈中,流露出对他的怀念。怀念的内容之一,就是他最反对“左”。开始,我分在新闻部,部领导是已故去的黄华。黄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当时,在解放区流行一种说法是:“宁左勿右”,“左总比右好,因为左只是方法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而这种说法,在《群众日报》却没有市场。黄华说:“这是因为李锐同志最反对‘宁左勿右’。他说过,怎么能说‘左’只是方法问题呢?‘左’还有严重的个人思想品质方面的问题呢!搞‘左’的人,往往动机不纯。如今,‘左’对革命的危害,比什么都大!”
那时,为了配合土改,根据中央和冀察热辽分局的指示,都开展“三查三整”运动。有些单位很激烈,“搬石头”,批斗,打人。干部中自杀事件也时有所闻。但报社的运动却进行得平和,只过过“民主生活”,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行,同志之间也用不着彼此戒备。当年《群众日报》社工作出色,不搞“左”的那一套,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群众日报》社的老同志还告诉我,在“三查三整”刚刚开始时,报社发生过一起自杀事件。电务科一个新参加工作的报务员名叫韩志新,因土改时和地主的女儿谈恋爱,在电务科的会上,有人上纲上线,批他“包庇地主”、“接受贿赂”,很是激烈,韩思想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了。四十多年后,李锐在写《群众日报》的报史回忆录时,还作为一个重要教训重提此事。宋晓梦写《李锐其人》一书前,看到了李当时的日记,其中他还提到立即去现场时,“哀恸之至”,并自责“关心同志不够”。
南下到湖南后,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一年初,李锐主管《新湖南报》。这一段时间,虽然在干部中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但“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小运动”,还是连续不断。那时,在报社内部,都只是学习学习文件、谈谈自己的看法就行了。那些年,《新湖南报》办得较好,在全国省报中名列前茅,原因自然同领导得力,上下左右紧密团结,大家在和谐相处中能把潜力充分发挥分不开。
在《新湖南报》社时,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大约是一九五○年上半年,我编副刊,工作上的事要经常请示他,有时也闲谈一些事。那时有一种“和平土改”的主张。李锐明确地说过:“依我看,在目前条件下,用和平方法去改变旧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这没有什么不好嘛。全国政权都在我们手上,怕什么。‘和平土改’可以避免过去在北方土改时出现的‘左’的弊端。”现在看来,当时能这样思考,实在很不容易。当年土改还是北方老一套,搞“复查”、“纠偏”,到处是杀气腾腾。
三、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待人真诚,讲情义,且心地善良。凡是同他较长期接近的人,都可以品味到他性格上这些突出的特点。早几天,访问婉华大姐时,我们谈到他的这个特点,大姐说:“他从小就是这样。据母亲说,这种性格,很像父亲。”
他不满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李积芳一九○五年公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袁世凯称帝解散国会后,李积芳到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支持护法讨袁。李锐是母亲抚养成人的,没有当年那样开明的母亲,三个子女不可能在长沙读书。后来李的夫妻生活中,在如何对待他的母亲问题上,可能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分歧。范元甄在这件事上的一些做法,使他母亲伤心,也不免使全家人伤心,当然也使他本人伤心。所以,在这里,要约略介绍母亲和儿子间的一些情况。
母亲李张淑,出身贫苦,由于父亲的支持,得以进一九○七年创办的平江启明女校读书。那时,大家庭里不给她读书的费用,是丈夫从留学的公费中省下一些钱,支持她读到简易师范毕业,并以第一名考取当时著名的长沙稻田女师。考取后未入学,民国二年即随丈夫来到北京。三个子女都是在北京生的。一九二二年,在长沙,李积芳患心肌梗塞突然去世,李张淑刚三十岁出头。丈夫去世时,她跪在灵堂,剪去满头长发,发誓要继承夫志,克服万难,把几个儿女抚养成人(三女一男,小妹妹随即夭折)。安排好丈夫的丧葬后,李张淑向平江老家的婆母提出分家,好不容易分到每年约可收百担租谷的田产和街镇上一间铺面,委托老家亲属代为收租。
由于战争年代,收入的租金有限,母亲带着三个子女在省城读书,主要靠举债度日,很是艰难。李锐有五篇《童年琐忆》(刊于1988年1期《随笔》杂志),具体描述他童年生活——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坠入困顿后,看到的世间面目,如何度过那些艰辛、清贫的日子。如全家一星期才吃一次肉,且只买四两(老秤十六两为一斤)。母亲家教极严,规定两个姐姐必须争取读公费学校,好让弟弟读办得好的私立学校。经过母亲的筹划,大姐在上海两江女子体专插班,一年毕业,一九三四年后就在长沙的女子中学教体育,得以支持弟弟上大学读书。
这样一位母亲,在旧社会年轻守寡,忍辱负重,克勤克俭,把儿子抚养成人,真是大大不易。更为可贵的是,她还受丈夫的影响,同情共产党,支持儿女参加革命。李锐又重情义,重感情,对这样的母亲表示敬重,也是完全正常的。如果不敬重,那倒是不正常的了。而媳妇却处处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左”的教条对待婆婆,婆媳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自然就很难避免了。
四、在革命和建设的每一阶段,李锐都重视知识分子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对于有才干、有见解、有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的知识分子,尤为重视。这就是许多人都说的,他“爱才”。他把知识分子称之为“社会的头脑”,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这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作了深刻的阐述。但他对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也毫不迁就、迎合。九十年代初,他曾给我写信,提到应该有些创作,鞭挞现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谄、软(软弱)、卑(卑下)、丑(丑恶)、贱”等性格上的缺点。
如果我没有理解、概括错的话,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就构成了李锐生命历程中熠熠发光的亮点。沿着这四个亮点,去观察、理解、思索,人们就懂得了他生命的火炬能不断熊熊燃烧着的原因。
三
现在,就要谈到范元甄了。前面提到,我对范的情况并不了解,以下写的一些零星情况,来源有三:一、某些了解情况的老同志早年的判断;二、婉华大姐提供的情况;三、李南央文章中提到的思考线索。这些零星情况,我无法进一步归纳整理成为系统的看法,只按上列来源次序叙述如下:
一、八十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开会时,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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