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戍司令部，她被审问过两次。第一次是照例的过堂，问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以及是不是共产党员；第二次，把从她家里搜去的信件、日记、文稿等等摘录出来，详细讯问。他们并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因为她只是同情共产党，不满国民党而已，并不存在什么他们要找的证据。
陈铭德设法来探过监，告诉她，正在设法营救，但事情并不容易。她很安详地对陈铭德说：“这次我大概难逃敌人的毒手了。”神态自若，显出了慷慨赴死的决心。
十二月初，浦熙修被转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秘密监狱里。这里的情况就比卫戍司令部更坏许多了。两个人一间小黑牢，上下铺。牢房顶上一个小小的天窗可以透入一点光线。晚上大铁门一关，更是阴气森森，听见的只有从别的牢房传来的脚镣声。这里也不让同外边来探监的人见面。
狱中的情况，当年关押在一起的青年医生陈德蕙回忆说：“到了宪兵司令部监狱，浦大姐和我同关押在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女牢里，她睡下铺我在上铺。牢房的顶全部用铁栅栏密封，四周都有荷枪的看守严密监视。早晨大家被赶到号子里端的小屋里用刺骨的冰水洗漱，倒便桶。每日三餐牢饭是由看守从牢门上一个只能看到一半面庞的小门洞里送进来。浦大姐胃不好，常咳嗽，她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摧残。加上国民党特务对外界消息的封锁，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给她送东西进来，生活异常清苦，咳嗽一天一天加重。”
在这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里，跟浦熙修同时关在这里的，还有《文萃》周刊的编辑陈子涛、骆何民和经理吴承德（又名吴二南），还有卢志英，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位负责同志，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一天，浦熙修听到了卢志英的声音：“浦熙修，我知道你。”尽管不能见面，他还是从男牢给她传过来许多字条，还有他写的许多诗。他要大家坚定信心，革命就要胜利。在共产党难友的鼓舞之下，浦熙修情绪更振作起来。这些政治犯们时常在谈论中设想解放军前来打开牢门的时候大家欢乐庆祝的情形。卢志英听到浦熙修彻夜咳嗽，还叫狱卒给她送过来一瓶鱼肝油。这患难中的关切很使她感动。
卢志英还真有活动能力，他买通狱卒，常给他弄来一些书报杂志。这样，他们在牢里对于外面的局势也能大致有所了解。
姐姐洁修从《世界日报》上看到熙修被捕的消息，很着急。她从北平跑到上海，找到了罗隆基，请他设法营救。罗估计这事很严重，营救不会成功。为了尽人事，他还是给南京的权要写了许多封信。有些信件是由洁修拿到南京，由她的父亲亲自送交收信人的。送信去，有的人拒绝接见，有的人虚伪地敷衍一番。张道藩说要请示“立公”，而陈立夫说还要调查。有的人甚至干脆大骂浦熙修一顿。父亲救女心切，还是百折不挠地天天到这些人门前去恳求。在他的印象中，只有邵力子的态度还要算是好的，他老老实实的说：当权派不肯放人，着急也没有用。洁修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回北平去了。
罗隆基也想到过到南京去营救，但是也没有门径，弄得不好，自己还会被抓起来。在重庆采访中认识的参政员张潜华，这时是立法委员了，他也为营救浦熙修奔走，也没有结果。从官方得到的答复是：几次要抓她而没有抓，现在抓了，就决不轻易释放。浦熙修在狱中，并不知道外面营救的这些周折。
浦熙修被捕这事，也影响到了罗隆基的行动。一九四八年底，叶笃义奉命劝说张澜和罗隆基去香港，并且说有办法帮助他们安全离开上海。罗隆基说：“浦熙修现在被关在狱里，我一走就一定连累她。”不肯走。而张澜的态度是：“努生（罗隆基字）去我就去，努生不去我也不去。”也不肯走了。不久，张澜和罗隆基就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起来，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陷入了险境。
在淮海战场上，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十二月十五日，黄维兵团被全歼；而杜聿明统率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更已经陷入重围，等待着被歼灭的命运。蒋介石已无可战之兵。在这面临败亡之际，他显得更加凶狠，下令屠杀政治犯了。十二月二十五日，浦熙修他们正在为胜利在望行将出狱而感到高兴的时候，卢志英的脚镣被打开了，晚上十点多钟，他被带了出去。浦熙修想，大约是开堂夜审吧。大家都不愿睡觉，想等他回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后来听到在他那间囚室里有狱卒在收拾东西，接着是分赃不匀的争吵声，就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为了卢志英的被杀害，她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两天之后，《文萃》周刊的陈子涛、骆何民两人，也这样被杀害了。
一九四九年元旦，典狱长把这些政治犯集中起来，向他们宣读了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政治形势是有一个大的变化了。浦熙修想，大约快要释放了吧。果然，同牢的人陆陆续续被释放出去，女牢里更只剩下两三个人了。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也就在这一天，关在宪兵司令部的政治犯都被弄走了。一些是转移到别的地方关押，一些是被杀害。《文萃》周刊的吴承德就是这天被解往宁波杀害的。浦熙修和另外的十来个人被宪兵押上一辆大卡车送到了羊皮巷军事法庭。她想，在他们末日来临的时候，也许有人肯做件好事吧，就要求押解的宪兵给她父亲打个电话，告诉他：她已经转押在此地。父亲接到电话，第二天果然来看她。她感觉到这里的看管已经不像宪兵司令部那样严密了。
李宗仁为了作出有诚意和谈的姿态，一月二十六日下令释放政治犯。这时，罗隆基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邱昌渭是李宗仁的亲信幕僚，罗就托邱帮忙。邱拿着李宗仁的名片到宪兵司令部要人。几经周折，到二十八日，邱才把浦熙修接了出来。这一天正好是大年三十：戊子年的除夕。邱昌渭送给她一张飞机票，她立刻到了上海。
一月三十一日，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由人民解放军入城接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浦熙修想立即经香港转到北平去，但罗隆基一再要她留下来，和他一同走。他说：“中共几次派人来，要我到香港，但我不忍留下你而独走。现在等我把表老（张澜字表方）说服，等我把肺病特效针打完，我们一同走。”那时罗隆基和张澜同住在虹桥疗养院。
浦熙修不得不留下来。开始，罗隆基介绍她在韩鸣家住了些日子。韩鸣做过《新民报》的记者，在上海兼做生意。后来，罗又介绍她住在一个王姓实业家的家中。主人不在家，只有杨姓夫妇看门。她想走又走不了，住在这里，那焦急烦闷的心情真难以言状。等到罗隆基他们把准备工作做好，真要走的时候，浦熙修却怎么也不肯走了。这时南京已经解放，她想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她要在上海迎接解放，如果绕道香港，又不知何日才能到解放区。她这样一坚持，罗隆基他们也不走了。
不料这一耽搁就出了麻烦。五月十日，张澜、罗隆基被特务逮捕了。国民党要把他们劫持到台湾去。现在轮到浦熙修营救罗隆基了。她去找过王安娜（王炳南的妻子），请她设法，没有结果。她觉得，住在王姓家里，几乎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不是个事，就搬到郁风的母亲陈碧岑老太太家里去住。这时，她常常跟着彭文应到美国领事馆去探听消息。直到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那天，张澜、罗隆基才被救出来。
浦熙修算是如愿以偿在上海迎接了解放。
五 适应新时代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浦熙修随张澜、罗隆基等人一同到达解放了的北平。
临离开上海前，《文汇报》刚刚在上海复刊。因为浦熙修有为《文汇报》香港版撰写“南京通讯”的渊源，徐铸成很看重她的才干，让钦本立给她送来了聘书，请她在北平建立和主持《文汇报》的办事处。到了北平之后，陈铭德、邓季惺要她回《新民报》。而胡愈之、萨空了认为她是民盟盟员，应该到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去，这张报纸刚刚在六月十六日创刊，正需要人。她很兴奋，不但失业的威胁一去不复返，面前还有三个工作可以听凭选择。
《新民报》当然是关系最深，可是那时报社里劳资纠纷正严重，浦熙修是和资方有密切关系的人，在名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股东之一（她获得过报社员工按年资和出力程度的赠股），觉得这关系不好处理，只去干了一个月就不去了。
去《光明日报》的事，她同罗隆基商量，罗以为盟内的事不好搞，这张报纸也不易办好，不主张她去。她想也是，自己当初入盟就是抱的无所谓的态度，现在革命已经胜利，还要民主党派干什么。她对自己这“盟员”的身份也不当做一回事。罗隆基赞成她搞《文汇报》的北平办事处，这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浦熙修作为新闻界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导人。当有人把她介绍给毛泽东的时候，毛说：“你就是坐过班房的女记者呀！”使她感到无比的兴奋和亲切。
徐铸成也是出席新政协的新闻界代表，九月初，就提前从上海来北京了。九月十日，他和浦熙修同到灯市口朝阳胡同三号看定了房子，决定租下来作驻京办事处用。他交给浦熙修六万元以备急用，其余的再由上海汇来。在这些日子里，她要出席会议，要给报纸写新闻和通讯，还要抓办事处的开办工作，也不知道她是怎样忙过来的。在当时徐铸成的日记里可以看到点滴的情况：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看到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本报，（政协会议）开幕日专电均当天登出，而《大公报》、《解放日报》则未见，可见熙修之努力和工作深有经验。”
同月二十九日：“至办事处，已粉刷一新，家具则尚未购置。熙修拟雇两信差、一厨师、一女佣，另聘一记者、一文书，征余意见。当嘱全权办理，并请物色记者人选。”
据重庆《新民报》同事韩辛茹回忆说：“记得解放后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东单青年宫剧院的一次会议采访中。她已经离开《新民报》，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我在北京一家报纸工作。她对我说：‘现在国民党已被打垮，全国解放了，我们这些当年在重庆跟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殊死斗争的人，比一般人更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我们真应该加倍努力工作。’”浦熙修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工作的，能够有这样高的干劲和这样高的效率就不奇怪了。
现在，她有了称心的可以发挥自己才智的工作岗位，有了安定的生活条件，她和罗隆基的关系这问题就突出地提了出来。罗的才学和风度早就令她倾倒。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中的共同斗争更加深了友情。就因为他的出现，使她最终和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袁子英离了婚，被捕以后他多方设法营救，最后还是他找人救出来的，是个可以共患难的人。因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