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你生产面包、铜或别的什么东西，你得耗费大
量人力、物力、财力宋冲销成本。有人出于政治动机
买卖外汇。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经济不好，因为……
于是他们便开始大量卖空。每笔交易的金额都是巨大
的。
我直到去了法国，才开始意识到这点。我在里昂
信贷银行吃过饭的第二天，法国法郎就受到了对冲基
金的冲击。你可能还记得这件事。法国央行数次干预
市场，然而面对外汇投机商的进攻， 他们无能为力。
要知道，法国还是个大国呀…。
由于交易商决定着某种货币的价值，因而会加快这种连锁反应。汇率的动荡将加剧国际贸易中的不稳定因素，使贸易双方无法同时获利，只能是有输有赢。由于正是一国经济本身决定了外汇交易商将如何估计这个国家的商业与消费状况，于是问题也就成为到底该不该准许外汇投机。我们打个比方：在股市上，当某公司的利润不及预期时，股民们就会迫使其股价下跌。若该公司状况持续不济，股价还会进一步下跌。近些年来，这种现象已成了促使管理上台阶、公司增加盈利和股票升值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昏昏欲睡、平庸无能的经理们必须面对现实，要么改观，要么走人。
不论是一个公司还是一个国家，不可避免性是问题的突出之处。若市场不能像现在这样迅速对经济作出评判，改革的时间就会拖长。但是变化总会发生，只是时间问题。灵敏的市场和高效的电脑，及大额资本大大缩短了时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有利条件能有效地把公众注意力吸引到这种不断恶化，不得不想办法解决的经济问题上来。汇率不稳对于那些从事国际业各的公司是最头痛的。这也正是衍生工具市场欣欣向荣的原因——在汇率动荡时保护自己。
汇率大起大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改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然后影响进出口量，最后反映到就业机会及个人收入上。但是汇率制度在外汇投机商崭露头角之前早就有了。当央行和政府联合控制汇率时，就曾出现过竞争性或突发性的货币贬值。这种贬值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研究外汇投机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缺乏连贯性及市场预期是促成外汇危机的主要原因。拉蒙·莫勒诺是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他在考察了1980—1994年的东亚外汇投机后，这样写道：
我们进行了调查统计，试图发现在投机压力与一
国不同寻常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及经济状况之间是否存
在联系。我们的统计表明：东亚国家的货币贬值是与
同期的巨额央行预算赤字及内债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在汇率较为稳定期间，预算赤字，央行内债增长
也都缓和得多。这点同投机压力加大是相符的， 因为
宏观经济政策没有与盯住汇率制保持一致。
加州大学贝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莫莱斯·奥布斯持菲尔德这样解释道，即使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与该国外汇体制步调一致，经济不景气，或者政府不愿捍卫本国货币的市场预嘲，都可能增加对外汇市场的压力。
市场预期在外汇投机中举足轻重，也正是基于此，一些国家持“强硬”态度就不难令人理解了。维护本国货币的理想汇率，在这点上，他们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通过各种会谈、讨论、讲话，把汇率说高说低，是当局惯用的手法。然而理想中的外汇投机商却会这样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谈话、会议，一且政府在捍卫本国货币时耗尽外汇储备，当下次外企风波来临时，它就会力不从心了。
私人资本在外汇市场上起了多大作用呢？穆里尔·赛伯特在前面提到的在法国活动的对冲基金就是为私人客户工作的。要是这些交易商为知名人士的话，他们是会被其余交易群起效法的。1992年，当欧洲开始推行他们的ERM（欧洲外汇机制）时，（该机制预计在1999年完成），外汇交易商往往跟随大的美国私人基金旗下的交易商一块动作。这种一窝蜂上的后果是有些国家的货币贬值，而另一些国家的货币则被炒作的走了样。
就在这时，乔治·索罗斯及他的头号交易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为英镑定价过高，必跌无疑。德国开始执行高利率政策，而英国经济持续萧条，形成索罗斯所描述的“欧洲汇率机制的动态不平衡”的情形。英德间的政治较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以及市场认为英国可能不会加入该条约，都给英镑带来了压力。于是，人们开始抛售英镑。
索罗斯不仅从抛售英镑中净赚10亿美元的交易利润，而且成了外汇交易商中的龙头老大。这些交易商都是大户，指挥巨额资金流东向西。索罗斯在为他的做法辩护时这样讲，基金总是不会在他们看来是非理性投资或不稳定资本流动上下注的。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为了稳定、市场。公众认为1992年的英镑风波将索罗斯及他的量子基金推上了外汇投机的头把交椅。然而不管有没有索罗斯，这场英镑风波也是在所难免的。大跨国公司也预料到了英镑疲软，因而事前就大量抛售英镑。他们先走一步。除了强行实行外汇管制外，当局是无法命令外汇投机商住手的。实践证明，管制对于一国经济的好转并无多大帮助。索罗斯式的人物仅是在煽风点火。不过，大批的外汇交易商早就把一切看在眼里，一有风吹草动便倾巢出动。有时私人资本比起公共资本风险更大。私人投资由富有的私人投资者组成。由于这些人想获得比共同基金更大的回报，也清楚他们得承担更大的风险。风险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在外汇交易中，一些私人基金使用期权，有的用衍生工具，甚至连他们的银行贷款也被安排得能赚取更大利润。在暂时的外汇风波中，这些炒家也确实加大了涨跌幅度。但是市场是如此之大，这些大户的作用不过是暂时的，有时甚至是无用的。
不仅是对冲基金和英国财政大臣辞职加速了英镑的贬值，全球各大跨国公司的外汇交易商及英国本国的大公司也加入了抛售英镑的行列。
1992年，外汇交易圈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德国马克将成为坚挺货币。西班牙比塞塔对德国马克的汇率下跌25％，意大利里格汇率也急剧下滑，法国及葡萄牙货币也在贬值。国际资本从这些货币疲软的国家大量流出。要是这些国家执行那 些能让他们加入单一货币体系的条款，其货币还会进一步走低。打那以后，法国由于失业率持续上升面临更大的压力。仅仅是出于法国银行的干预及法政府的强硬立场才使法郎免于进一步贬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预计法德两国会采取一切措施，只准许两国货币在较小范围内浮动。
法国总统希拉克曾把外汇投机称作是“经济中的爱滋病”。他在鼓吹法郎及拥护欧洲货币联盟方面不遗余力。外汇交易商一度很看重巴黎——波恩同盟。一旦法国失业率达到12．9％，希拉克的政策面临来自新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挑战，人们的看法就变了。法国法郎的价值并末突变，但其对美元、英镑的比价多次下跌。当人们对一国经济及该国领导人信心下降，感觉不稳定性增加时，外汇交易商们就会撤走资金，直到危机过去，形势好转。
1994年，当墨西哥政府出尔反尔，出人意料地宣布比索贬值之时，暴发了对比索的信任危机。当时人们对新当选的墨总统也信心不足，人们还预计通货膨胀会升至20％以上，经济将萎缩2％。对外贸易逆差加大，农民骚动不安，政府负债累累。这时的墨西哥看起来还象是个投资的好地方吗？显然人们是不愿上沉船的。
交易商及投资者难以宽恕糟糕的墨西哥经济，他们撤资了。墨西哥股市顿时下跌50％。股票及其他投资都被兑换成更保险的货币了。美国给予了墨西哥多达几十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流向了在投资者看来更稳定的德国马克。社会对此是会作出反应的。难道那些为了吸引外资并保留外资的行为是不对的吗？你能指责那些为了保全资本而撤出墨西哥的公司与投资者吗？外汇交易商及投机商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部分，造成问题出现的并不只是他们这个因素。
让我们再来看看1995年的日本。那时外汇交易商们均看好日元，对日本经济充满信心。他们认为日本消费考将从廉价的进口食品、原油及纸张等商品上受益。日本企业通过降低国内成本，加大向马来西亚、泰国等货币低于日元的国家出口。日本企业似乎没有受到日元升值的影响。也是在1995年，资金流出加拿大魁北克省，因为外汇交易商们对该省脱离加拿大的运动深感忧虑。1996年，美国国会与总统就1997年预算草案达成一致部分原因是出于这样一种畏惧：要是国会与总统不共同努力避免政府瘫痪的话，外汇交易商就会拿美元开刀。每次达成预算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美元汇率都会大幅下跌。要是再往后推，美元将继续下跌，因为外汇交易商及投资者将转移其资金，移到经济前景更好、政府更可靠的国家。说白了，转移到对投资更有利的地方。1997年，泰国遭到了投机泰铢风暴的打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建立的IMF，凑集了17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帮助泰国渡过难关。在此之前，泰国中央银行已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试图阻止泰铢汇率下滑。这是至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后IMF最大的一笔紧急援助。这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IMF就曾敦促泰政府及央行缓慢调低汇率，泰铢汇率过高使其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相对昂贵，特 别是比起低成本的中国货。泰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4个月内连换四任财长，银行系统不堪一击，房地产价格暴然下跌——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好事。泰国当局之所以态度强硬，置本国经济遭到破坏于不顾，是因为泰国大公司必须加大盈利，才能偿还成本升高的外债。泰国政府及央行面对本国经济一步步滑向深渊，竞持置之不理、弃之于不顾的态度，不愿采取任何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对泰国经济有益，还能向国际金融界证明泰国经济掌握在谨慎的人的手中，有好转的可能。
当外汇投机升级时，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出现在那些贫富悬殊的国家。正如我们在80年代目睹的发生在较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那样，我们又在泰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那里再次看到了危机重演；为应付危机而必须执行的紧缩的财政政策给那些贫穷无助的大众造成巨大痛苦。然而，正是这些国家急需外资，迫切需要外资流入其证券及股票市场。这些国家只有成为全球经济及国际金融的一部分才能有所发展，才能更合理地广泛分配财富。无法获得国际贷款，不能进入资本市场的代价是生活水平的下降。融入全球经济的门票是好的政府。若一国的经济政策挫伤国际资本的流入，这种管理方式将会剥夺中下层人民的发展机遇。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成功的关键。建立理性的政治与经济领导层，奉行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