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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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 1999年第六期- 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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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翻案文章,为古、今文人所好。独具只眼,再辨骊黄,抵瑕蹈隙,如老吏折狱,诚然大快意事。殊不知“翻案”犹如赌博,不赢则输,不见《官场现形记》作者本欲“嫁祸外人”、反而贻笑后人乎!
  谁能忍住不笑?
  韩羽
  《盘丝洞》里的猪八戒抡起耙子要打女妖精。女妖精叉腰挺胸撒起娇来:“给你打!给你打!”面对姣好的小媳妇,猪八戒馋皮涎脸地说:“我舍不得。”随着话音,那柄高举着的本是挺直的铁耙,倏地像给抽了筋、弯曲软瘫下来。看戏看到这儿,谁能忍住不笑?却又不知是该笑猪八戒?还是该笑那善解人意的耙子?

  我的“资产负债表”

  
  ? 何清涟
  标题定为“我的资产负债表”,但其实并不谈净收益,恐有张扬之嫌,因为那些东西真真假假,外面也传得够多了。这里只谈“负债”,亦即负面的消耗,而且是那些没意思之极的只浪费精力,却没有收益的负消耗。
  一
  看了《书屋》今年第四期上题为《经济学“来了”》的文章,不禁想起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十月号上一篇题为《真痞子来了》的文章,文风相似,谈的内容也相似,“真”文谈的是前年那本《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二十七个问题》,那本书是那一年的热点;而《经济学“来了”》谈的则是现在的显学——经济学在中国的散文化写作问题。文中有两句话与我有关,一是“文学解释现实的能力太弱了”,二是“文笔漂亮的经济学著作当然会吸引更多的读者”。为这两句话遭到奚落而生气当然没有必要,但是由这两句话想到了现在的批评之风,以及这一年半以来无端遭遇到的一切,便想写几句话,算是清理一下本人的“资产与负债”吧。
  先谈谈对郜先生文章几个观点的看法。一是关于“文学解释社会现实的能力太弱了”这句话究竟说错了没有。这一点关系到各学科的解释边界问题。宗教是人类关于生与死的对话;哲学则为人们寻找精神家园;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以往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经济学则研究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就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来说,最合适的学科当然是经济学与社会学,这点是学术界同仁比较一致的看法。不过,尽管经济学近几十年来已经成了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大的殖民者”,并且还在不断地开拓疆域,但毕竟也有自己的解释边界,因为它没办法为世人提供《阿Q正传》《百年孤独》《罗马帝国兴衰史》《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民治政府》《美国的民主》等文化产品,这一点正好比文学没办法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国民财富的分配,总量概念上的就业与失业,货币供给及经济波动理论,国际贸易的静态均衡,资本国际间的流动等等一样。二是“文笔漂亮的经济学著作当然会吸引更多的读者”这句话虽然也被郜先生信马由缰地走笔刺了一下,但也想不出这话有什么值得讥讽的?难道世界上还有人希望读文笔不好的文章?或者是文笔好的文章就不能算是经济学著作?
  还有一点是经济学家能不能写散文的问题。我觉得这一“问题”本来不是个问题,任何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写作之余写几篇散文,只要有市场需求——亦即有读者认可就行,即便他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专门从事散文写作,那也是他的“自由选择”权利,谁也无权干预,你不承认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不买他的书,二是可以写文章批评书,这是作为消费者——读者的自由选择。但权利仅止于此,不能将这权利扩大到取消人家写散文的资格。其实经济学家写散文,早已有之,号称“哈佛金童”的凯恩斯,就曾出版了几本散文集,如《精英的聚会》等;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其实就是用散文体写作的一本经济学名著;“经济学界奇才”加尔布雷斯最爱用散文体裁进行写作,如《不确定的年代》《自满年代》等书脍炙人口。还有经济学家兼翻译家的,复旦大学的蒋学模教授即为一例,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基督山伯爵》就是他翻译的,我孤陋寡闻,没听人说过这书译得不好。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著名的“鸳鸯剑”金、刘二位,最开始名动中国的也不是他们的学术著作,而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公开的情书》,那可真是一本让一代人回肠荡气的书。不知为什么咱中国的经济学家偶尔写写散文竟引得郜先生如此动气?或者他忙于写文章去了,竟不知这些思想界与学术界的掌故?
  关于“由蛋糕引起”的中心问题,即“公平与效率”之争,这一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生产讲效率,分配讲公平,这公平不是讲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讲起点公正,竞争过程公开,“效率”属于经济学专业领域,“公平”除了属于经济学领域之外,还带有人文关怀色彩,是许多学科相通的问题。这一命题非“新经济学”所垄断,而是自“经济学之父”两百多年前开创这门学科之始就已将其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至今还未被请出经济学神殿。公平与效率、经济学的人文关怀问题,我已在《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文里讲得明明白白,我的论文集为什么名之为《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也已在多处谈及,在这里不再扰大家清听。经济学家们以“公平与效率”为书名的书就有好几本(在英文中,公平与公正均是一个词),一本是阿瑟·奥肯的《公平与效率》,另一本是国内学者曾昭宁的《公平与效率》。用“切蛋糕”比喻分配在经济学著作中司空见惯,非“新经济学”所创造。这里只想补充一句,这一经济学已研究了两百多年的命题,经济学界不会因为它遭到一位文人淋漓尽致地讽刺以后就立马放弃,只怕以后还要有大本的专题著作问世。即便郜先生以后上街看见蛋糕房里那些白衣白帽的人,要被刺激得晕倒也没法让经济学产生一点怜悯之心。“拉动需求”这一经济学专业名词竟费了郜先生这么多笔墨进行嘲讽,那经济学名词中值得嘲讽的名词还有许多,如“经济起飞论”、“博奕论”、“路径依赖”、“经理革命”、“公共选择”、“搭便车”等等,翻上几本经济学著作可以找出许多许多,够郜先生忙乎好大一阵并写出洋洋数十万言了。
  郜先生文中此类“问题”甚多,不再一一列举,因为要“讨论”这些“问题”,得退到“1+1=2”这种起点来谈,未免有点侮辱郜先生的智慧。这类讨论(如果还能称之为“讨论”的话)只能用三个字来概括:没意思。郜先生文笔犀利且善于调侃,提着一口不知从哪里憋来的真气只管刺人,只可惜刺得不是地方,将多年辛苦积累的才智浪费在如此华章当中,窃以为未免大大可惜。
  二
  由此我就想到去年因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而受到的一些非议。
  我个人认为,一本书只要问世,就成了公共消费品,消费者有权就这本书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中肯,有助于我改进不足甚至错误,我不但欢迎,还要表示感谢;批评即使不到位,只要仅及于书,那我也没必要回应。但我始终坚持一点:书是公共消费品,作者却不是供大众消遣的娱乐消费品。如果竟有人将我当作公共消费品,或者谋利工具,不惜伪造事实,辱及人格,最后还要玩出勾结不法书商盗名制造非法出版物那等下作事情,那本人就毫不客气,诉诸行政执法机关。所以对于就书提出的各种批评,有缘被我看到的,我都看,也收在那里,但从不“回应”。不过这些批评中有些实在有趣,不妨在建立本人的“资产负债表”时摘述几段出来供读者诸君欣赏,至少可以说明我们中国眼下部分“批评家”的批评水平与风格。
  有两篇文章正好从两个相反的极端看待拙著:一篇名为《拨开陷阱的“迷雾”》(《书屋》1998年第5期),这文章我早先在深圳市《金融早报》上看过,“钟言”是笔名,大概是取“忠言逆耳”之意吧。其实该文章未发表之前,已在他们的几个朋友之间流传了好几个月,还有人也跟着兴奋了好大一阵,并有看到文章的人出面告诫我成了名以后要谦虚,不要对批评意见有所回应。我谨遵教诲,不敢有所“回应”,免得落个不谦虚的恶名。该文不知所云地大大抒发了一通自己对经济学的见解,如“财富分配不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严重”,“纵使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也必然是一部分人先享受改革的成果,一部分人付出代价。而社会就是在这种竞争机制中不断完善、进步,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过渡到全民的富庶”,如此云云说了一通之后,作者将我的书评定为只是讲述了表面现象,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批评,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法,然后在文末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我:“面对极其沉重的人口负担,面对与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与其徒唤公平和人文关怀,不如冷静客观地研究几个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位先生的观点如此,而另一篇文章名为《谨防何氏“陷阱”——驳何清涟舶来的“经济人”理论》(《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7期,署名“异军”)却又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该文说我“接受了资产阶级人性论,接受‘经济人’理论”,“如果按照何氏等人的理论,我国广大干部肯定在十官九贪之列。这就显得十分荒谬”,“何氏的‘经济人’理论把本末倒置,把干部因受腐蚀而产生的损公肥私思想行为,视作干部的本性,当作贪污腐败的根源,进而把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把公有制,都当作贪污腐败的根源,这实际上是在转移群众的视线,把反贪污腐败斗争引向歧路。”在征引了我书中二0二页大量段落后,作者评说:“这里,何女士简直是在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反攻倒算,是在咒骂五十年代我国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了”,“既然人人都是‘经济人’,那么就要有适合‘经济人’存在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何清涟早已设计好了,那就是她在书中所设计的政府和政府行为,其法律和宪法设计模式的根据是‘把私人看作是无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财富者’,这个模式称为‘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原来何女士搬来搬去的理论,还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模式。……何女士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矛盾重重,腐而不朽,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碰到严重困难和挫折时,大唱资本主义的赞歌,指责社会主义没有人性,未免太急功近利了,……但是,何女士也会因此付出代价的。”对于同一本书竟有如此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看法,也真算得上这本书的幸遇。但我如果竟将这两位“批评家”的雄文当真,并据此“改进”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批评的两极中来回走动,那也真算是傻得冒了尖。但倘若要我对这两篇文章的作者的批评态度发表看法,我对“异军”先生表示人格上的尊重,因为不管人家的言辞如何激烈,毕竟只是世界观的不同,在动手写作之前,人家可是认真看过书,也算是读懂了这本书的真正要害——尽管是站在相反的角度。这就比不认真看人家的书,或者说根本就没看明白就匆匆忙忙拿起笔写批判文章以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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