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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高考语文，就像谈起旧日恋人，内心不由就涌起一股柔情。各门高考科目中，只有语文这一门考的是技能，跟教材没有关系，所以也就不用特地去准备（准备了也没用），既不必像数理化那样做大量的练习题，也不必像政治、英语、生物那样死记硬背，在我完全是置之度外，只要到时候去考试就行了。结果还顺手考了一个全省第一，俗称状元。状元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所以一有机会我总爱提一下此事让我的祖宗风光风光，这回摆显起来更是名正言顺。做完了今年的高考语文题，跟标准答案对了一下，发现只错了三道，这把宝刀过了十四年，还是一点没老。看来如果再去参加高考，再拿个语文状元还是可能的。对别的科目我就绝不敢夸这样的海口。
这么好的考试，却有许多人视之如寇仇，而且还都是胡子一大把，语文考试再坏也坏不到他们身上的人。自去年高考以来，我看过的控诉高考语文的文章就不下十篇，个个声泪俱下，“与学生为敌”啦，“学术霸权主义”啦，乃至上纲上线到“祸国殃民”的高度。前文化部长也凑热闹抱怨说让他考去年的考题他考不及格。钱理群先生更是做鲁迅状，对着考卷大喝一声“往哪里去？！”也许正是在大家的口诛笔伐之下今年的出题者才对语文试卷做了“改革”，到现在除了听到中学语文老师叫苦连天说“出题不规范”、“像这么考以后没法教学了”，以及有名作家说他写不了那个作文题之外，倒也没听到什么骂声。不过据研究过高考试题的出题趋势的专家说，高考试题就像文武之道，历来是一年紧一年松，明年又复辟了也说不定。既是“变迁”，也就难免会有“反动”。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以来的作文命题按时间顺序排一排，从最早的《心中有话向党说》到我参考那一年的“向报社写信反映学校小河受污染”再到今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么，确实也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即从政治化到社会化再到自由化，与中国从集权社会向自由社会的转型恰好合拍。
民间把高考第一名称为状元，那是因为把高考比做了过去的科举，而高考作文更是科举的嫡传。中国的科举考试，本来有两个传统，即偏于政治的策问和偏于文学的诗赋。应帖诗赋虽然也有一大堆框框，但毕竟还算是比较个性化的，也就只有在科举初创、专制也不那么严厉的隋唐才能盛行一时，甚至还导致了唐诗的繁荣。但从北宋王安石改革科举，创制经义文取代诗赋考进士科开始，到了明清，又成了八股文的天下，科举考试也就完全政治化、程序化了。科举考试的宗旨，是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向皇帝献策，也就是“心中有话向皇上说”，在现代自然就是“心中有话向党说”。但是这“心中话”，却不能是考生自己的“心中话”，而只能是出题者、批卷者所愿意听到的官话、套话表忠心。如果有哪个考生愚蠢到真把心中话说出来，写几句怨语、微言，如果不因此获罪而只是吃个鸭蛋，已是万幸了。而事实上在集权社会中生活的人，也早被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得习惯在考试时说假话了，学校的作文也就起着这种作用。我在中学时曾在一篇命题作文中露出了那么一丁点儿离经叛道的思想，就让老师们大为紧张，从此也就明白了不能在作文中畅所欲言。张铁生一定是没有受过作文课的管教，才胆敢在考卷上造反。集权社会得以稳固的基础，就是臣民们对威权的顺从，即使仅仅是表面上如此，所以也就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舆论。这种要求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考试也不例外。
随着集权社会的逐渐解体，政治已经不再无所不在，而演变成了对社会责任感的重视。这一点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统一思想”仍然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公理，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感要由社会权威所划定。作文成了代权威立言，向社会献策，“心中有话向权威说”，考生依旧被要求按出题者的意图发言，还是难免要说假话。比如，“向报社写信反映学校小河受污染”，这是强求每一位考生都充当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角色，即使他所在的地方山清水秀与环境污染无缘，即使他本人对环境污染漠不关心，也必须慷慨激昂地演一出“救救小河”的戏。一直到去年的高考，考生还在被要求写《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个个必须以强者自居，连以“弱者”为名的女性也不得赦免。
所以，今年高考作文的自由化倾向也就格外地引人注目，不仅仅是由于文体的选择是自由的（可以用除了诗歌以外的任何文体），更重要的是思想是自由的，考生不再被要求按某种划定的思想思考，而有权利最大限度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包括选择说假话的权利。当然，反社会的思想、过于古怪的思想仍然不会被绝大多数改卷者所容忍，但那已不是出题者的责任。
像这样让考生得以充分发挥其个性的考试是会被考生欢迎的，也是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自由化的一个体现。但是，教育乃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意味着对受教育者的自由的或多或少的剥夺。受教育者自由得过分对教育者是一个挑战，甚至是一种难堪。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一些语文老师对这次高考作文的不满。考虑到中国的教育制度仍然过于压抑学生的个性，中学作文成了一种新的八股文；再考虑到高考对中学教育的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该如此但事实如此，恐怕在很长时间内这种影响也难以消除），那么，对这次高考语文的出奇，虽然矫枉过正，我们还是应该为之喝彩。
但是，从考试的功用来看，让考生得以自由发挥的考试却是一种失败，一些中学老师批评今年的高考作文出题“不规范”，也有其道理。现代化的教育不应该压抑学生的个性，但是，公正的考试却又不能不压抑考生的个性，这就是为什么具有最自由的教育制度的发达国家却又普遍采用最无个性的规范化、标准化考试。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传授语文的实用技能，而不是培养文学家，写作文也不是文学创作，相对应的，作文考试不应该允许文学创作。但是，这一次的高考作文却允许考生写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是见仁见智的，并无确定的标准，必然会使改卷者无所适从。试想，一篇构思奇特的“移植记忆”的小说，在一位改卷者看来可能欣赏其“想象力丰富”而给予高分，在另一位改卷者看来却又可能讨厌其“胡思乱想”而给予低分，这是文学鉴赏的合理现象，跟改卷者的修养没什么关系。答卷的个性化必然导致了改卷的不确定性，这对考生是不公平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思想自由和标准化考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既实行放羊式的教育方式又采用最严格的标准化考试的美国经验值得借鉴。不妨看一道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写作专项的典型作文题：“‘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机会’，请举个人生活、时事、历史或文学中的一个例子，支持或反对这个说法。”在这里，考生的思想是绝对自由的，即使作文题目是至理名言，考生也被允许加以反驳，不必担心因为“论点不正确”而得零分，也就不必说违心话。但是，思想的内容和作文的方式却又是确定的，评分结果也就较少有异议（由两人评分，如果结果差别较大，再由第三人评）。它考的是实实在在的作文能力，也就是表达、说理的能力，而不是想象力（那没法考），更不是政治、社会思想是否正确。
既非政治，也非文学，只是纯粹的语文——还作文以本来面目，这应该成为作文考试的变迁的结局。
模铸的悲哀——打开高考作文的引号
？ 王开林
我恍然记起了中学时代的语文课，老师教我们如何写议论文：开宗明义，开门见山，先提出正确的论点；中间穿插论据，展开论证，既要举出正面的例子，还要举出反面的例子，才有足够的说服力；最后一锤定音，若非如此如此，就当如何如何。作文竟仿佛古装戏中的八府巡案审结冤情，总是将恶人处死，将苦主放生。
教我语文课的老师两鬓星星，桃李满天下，资历可谓深矣。其谆谆教诲还能有错？课中先生例举某某与某某循规蹈矩，依其妙法作文，现在已是某名牌学府的教授，某中央大报的主编；某某与某某标新立异，悖其靓招数出笔，如今正在扫大街，收荒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便打足十二分精神，严格遵照先生指引的思维路径，绝对不敢偏离分毫，以求早日学会“降龙十八掌”。强化训练确实收得奇效，我们再作议论文，无不轻车熟路，健笔如飞，单就文思敏捷一项而言，简直比得上袁虎草檄，倚马可待；温庭筠作诗，八叉手而成。
正所谓练兵千日，用在一时。一九八二年的高考作文题赫然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有何难？我欣然命笔，千万朵心花顿时怒放，宛如一座春天的花园。那年夏日，我闱场大捷，跻身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去母校辞行时，语文老师一如既往地眯着笑眼对我说：
“我没骗你吧，依我的单方抓药，包你妙手回春！”
他很得意，也应该得意。
如果我的那篇作文不曾见报，我对它的记忆肯定早就付之阙如了。既可幸又不幸的是当年它变成了铅字，而且被我视为宝贝似的收藏起来，如今再看，简直味同嚼蜡，不忍卒读。行文颇为流畅，思路也很清晰，但通篇充斥了正确的废话，很少有灵性的闪光。这样的作文能获阅卷老师的青睐，能得高分，还能见报，绝非偶然，也非孤例，个中奥妙确实耐人寻思。
试想，要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年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极具政治意味的试题作文，他不说空话、套话、假话、大话、废话，又能说什么？再者，利益原则正牢牢地控制着这位考生，假若他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就将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真的只能去扫大街，或者收荒货，也未可知。
作为受益者，我这样揭看底牌，反弹琵琶，肯定会有人骂我忘恩负义。然而，一事总有两面，有受益者就有受害者，一道命意僵至毫无发挥余地的作文试题硬逼着莘莘学子在一个小时内忧国忧民，急中生智，而且完全是袭取前人故智，难有新巧。考生心力交瘁，气血偾张，痴人说梦，大发热狂，称之无病呻吟，绝不为过。唱不了高调的人，举不出实例的人，连废话、空话、套话、假话、大话都不知从何说起的人，便只好灰溜溜地出局。
我们的幸运固然有限，但与父辈相比，似乎应该知足常乐。他们写过“增产节约的意义”（1951），“记一个你所熟悉的革命干部”（1953年），“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1956年），“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的时候”（1958年），“我在劳动中受到锻炼”（1960年），“一位革命前辈的事迹鼓舞了我”（1961年），“说不怕鬼”（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