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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元时期，杭州还流行一个“生子不举”的风俗，又叫做“洗儿”，就是父母靠溺杀婴儿来控制子女数量。当时一般人家最多只要三个孩子，最好是二个男孩一个女孩，“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由于溺婴风气太盛，弄得南宋朝廷也不得不采取相关的措施，一面阻止，一面创办“慈幼局”（或称“慈幼庄”），专门负责收养弃婴，此事也同样见于马可·波罗的记载：“（南宋）其国诸州小民之不能养其婴儿者，产后即弃，国王尽收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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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杭州都多火灾，元朝蒙古人来了，也仍然沿用了南宋的灯火管制制度：规定每天宵禁的时间一到，士兵开始巡逻，一旦发现还在街上行走的，当场拘捕；发现仍然点着灯的，就在这家人的门上划上记号，次日一早便传讯到衙门，一般都要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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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的生活也有“水泡皮”与“皮泡水”之说，但与“生时一浴，死时一浴”的蜀人不同，这里的人无论贫贱富贵都喜爱洗浴。马可·波罗对此也有自己的观察：“包围市场之街道甚多，中有若干街道置有冷水浴场不少，场中有男女仆役辅助男女浴人洗浴。其人幼时不分季候即习于冷水浴，据云，此事极适卫生。浴场之中亦有热水浴，以备外国人未习冷水浴者之用。土人每日早起非浴后不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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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入杭州，屠城６８万人，据杭州本地的传说：杭州遭此屠戮，只剩下１８家，所以，现在的杭州人大体上都是外来人。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并没有死那么多人，根据是杭州方言的发展一直很稳定，而杭州话中的儿化音就是因为当时战败的旗人融入进来了，再则，当时的杭州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至少还有几十万的血脉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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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另一则资料说，咸丰十年及次年，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部两度攻陷杭州，使得文澜阁建筑严重毁损，阁书焚散殆尽，当此兵荒马乱之际，杭州著名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人丁丙、丁申两兄弟正居停于杭州西郊留下镇。一日忽见镇上卖食物的包装纸竟然是四库书纸，于是毅然聚纳胆壮者数人，许以厚酬，夜入孤山之麓，摸黑捡拾满地残籍，如是往返数趟，共拾得残书数千册，总算保留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一点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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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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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古城基本上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就拆完了。当然，这也不怪当时的政府，因为雷峰塔要比这早几十年就倒了，一直就睡在中学的课本里缅怀着。怎么说呢？你千万别以为你想看的那个杭州还在，要看，穿越时空隧道上古代去。当然，这也用不着太懊恼，因为不久以后，中国第一座超五星级主题酒店“梦幻城堡”就要在杭州开业了。而那时的杭州还将举办世界休闲博览会，为这个称号成都人肯定有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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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已养成一个极好的习惯，建成５０年以上的老房子都要登记造册、保护，更不要说对古迹了。杭州在城市开发建设时，要想拆迁这些房子，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这是杭州之幸，因为这有点像是市民社会的习惯了，公民知道文物就是自家的宝贝，而不像以前只是有关部门的长官意志就可以决定把一个城市东挖西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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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山水养人，因为美人如画，因为优雅精致，一些细节上的排场与夸张就一点点地散发出来，而这类事最见于婚丧嫁娶，一个特例是：杭州的哭丧有交给专门的人来从事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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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一直没有一只自己的像样的足球队，我试图寻找其原因，结果无意间听说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学生由于书念得不好，初中未及毕业就退学，几年间暴发，就想捐资以赠母校。当时学校球场竣工，他因此自告奋勇做球门，不料弄好送去，仍无法使用，原因为何？原来此君只做了一道球门，他原不知足球是要捉对儿往对方门里打的！这大概就是杭州足球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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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苏杭并称，顺便也说几句吧？我刚好是顺便去了一趟的，没有久留。也没法深说。
苏州这地方的人，身子骨适中而聪明，吃大米与甜糯的食物。很会生活，大都是美食家，其菜品以精致细巧而闻名，这是因为历史上的文人骚客聚会于此，再加上不少朝代在此建都，聚纳各方名优，自然就精益求精了。所谓吃得有文化，吃得艺术，所以，也不是土包子似的山珍海味一堆，而是讲求平常处用功夫，如，刀割之术、破分之法、烹饪之方、配料之精、调味之中、装盘之艺，乃至餐具之奇、雅聚之风，无不承接了历代文士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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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的戏曲中，越剧是最能体现江南民风的，那吴侬软语，婉转唱腔，轻盈舞步，加上才子佳人的故事，着实令人迷醉。越剧诞生于１９０６年，其前身是浙江嵊县一带流行的说唱艺术———落地唱书。
越剧与京剧早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京剧早年旦角多为男扮女。而越剧正相反，小生多为女扮男。其结果是京剧越来越阳刚，最终达到革命样板戏这一高峰；而越剧就没有这个殊荣，只能是越来越阴柔，终究就只好在才子佳人堆里讨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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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上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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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去了一趟上海，感觉照样好极了，去时朋友老金就对我说，近几年的上海，一入夜会生出一股巨大的吐纳声息，那是一阵低频的啸声，是从肺里发出来的，是天地常新的吐纳，是地气与人气的胶合，迫人奋激，震人心魄，引领着人的血液跳舞。我以为一个城市的年轻，正该有气势和魄力，大概这就是上海给人的最为生动的直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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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太让我留恋了，哪怕只是在纸面上翻翻各路过客的留言，哪怕只是看看各路人马对它的挑剔或是嘲讽———我以为，上海是中国当得起任何责难与质询的地方。
鲁迅《上海的少女》，开篇就说：“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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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又说：“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这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遍的白眼来……所以，凡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她在喜欢，也在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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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对上海的印象跟他老哥比也好不到哪里：“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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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上海风花雪月象征的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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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上海人的尴尬》也被广为引证：全中国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上海人，这种无法自拔的尴尬境地，也许是近代史开始以来就存在的。“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漠、势利、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市侩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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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本土持续有影响的王安忆则说到了具体的上海豫园：（她）是供人欣赏精微、欣赏小的妙处，针眼里有洞天。山重水复，作着障眼法，乱石堆砌，以作高楼入云，迷径交错，好似山高路远。它乱着人的眼睛，迷着人的心，它是炫耀技巧和聪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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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上海人与北京人》说：上海人的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其中有些人爱虚荣，外表的气派重于实质的内容，有刹那主义的倾向，他们创意优异，但有时也擅长玩弄技巧，也就是说，也有可能进行不负责任的交易，上海人还喜欢乘势推展的步调，不习惯于朴实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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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算是一个意见的集合，然后来说说上海的根：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为上海找到的一个源头是这样的：
“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接着，余秋雨说，这位对儒学侵淫很深的年轻人拜访了传教士利马窦，知道了“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然后还“痴痴迷迷”地与利马窦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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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当然可以算是上海人的精神之祖，这可能也很巧合，因为他最初的学问是跟数学有关的，可以就近习得“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他又是最早跟外国人“混”的，所以，上海很容易就在这两方面跟全国其他地方拉开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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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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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过松江华亭，这地方实则还有一个人，如果是他成为上海人的精神之父，情况又会朝向什么方向呢？也许与今日就大异其趣了，但可惜的是，他死时太小了，不足以当得父亲之任，而且死的时代又靠得太后了。此人就是抗清的小将夏完淳，被捕后毫无惧色，大骂汉奸不止，所留《南冠集》悲怆凄烈，绝不是今日上海的那些风花雪月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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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确实是有着很浓的洋风气的所在，外滩一带的欧洲古典风格的建筑群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称，这也使得上海很有文化底蕴似的。洋人带给了上海人太多东西，因为这地方就是一个最早能大规模跟洋人接触的地方，很多种语言，很多种肤色杂汇于此，这跟一个从僻远边野进城的乡民炫耀的资本差不多，卫慧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都该去锻炼身体。我想，其逻辑大致是这样的：中国人跟在洋人屁股后边干了太久的事，受气也是提面子的事，毕竟，洋人是从更“文明”的国度来的，这个上海人还是有鉴别的，外国人走了，轮到上海人自己抖起威风来。因为早先什么都见识过了，一切都照着外国的规格来，面子能撑到多大就是多大，所以卫慧有她骄傲的道理。
也因为有着这个底子，时装风潮、游乐方式，或者吃穿用度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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