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四川俗语，叫“霉得倒醋”，也就是霉到家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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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近些年没有什么作为，本地人都纷纷看不惯了，直把自己的家乡鄙视为“一个硕大的贫民窟”，而在这个贫民窟里，老百姓无事可做，关系网漫天飞舞，环境污染到了百米以外一团黑雾的状态。
有一段时间，太原在全球污染最为严重的十大城市中名列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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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的国有企业有很大一部分是搞化工的，这些工厂大都建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片的厂房和低矮的围墙，跟灰暗的天空一个调子，当我试图在这片不可能再有什么生机的厂房转悠时，围墙上还依稀闪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石灰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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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经济落后和综合实力不济，它的餐饮娱乐场所，桑拿、按摩、歌城或是别的地下“性产业”就会异常火爆，看看太原，这个铁律再次验证。
在酒楼、在洗脚城，或是别的什么消费地方，迎门小姐或服务生凡称呼必是“领导”，“领导好”，“领导您慢走”，“欢迎领导下次再来”，无论什么样的人在太原都被称为“领导”。这说明，一、生意人在太原至今还是店小二；二，好多消费还在靠公款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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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说，山西一直有点尴尬：人家都在“扫黄”，而山西却在“引黄”（指万家寨引黄入晋水利工程），大家都在追新求异，而山西修的第一条高速路却叫“太旧路”，还有三轮车，偏不顺着骑，而是倒着踩———启动时脚往后踩以推动前进，这怎么说呢？也可以叫富有独创思维，亦可叫土得掉渣，随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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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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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的某地———记不清具体地址，大概离石家庄不远，有一位刚刚在海南捞了一大把的“三陪小姐”兴冲冲地给还在家乡苦熬的小姐妹们发了一封电报，曰：此处人傻，钱多，速来。
我一听说这个故事，就喜欢上了这几句话，无论怎么说，这都算是多年难得一遇的简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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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石家庄就去找我的朋友，朋友在文联上班，谈着谈着，他竟然也谈到了小姐：知道吗？在我们那村子里，大人教育后代都是以三女子为榜样，念什么书？早点出门挣钱，你看人家三女子才在外边挣了两年，家里就把小洋楼盖上了。
“三女子就这样成了我们村的大名人，就是两年前，大人还常常要提到我这个读书榜样的，可是，现在，不行了。今年春节我也准备去拜访拜访三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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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时候，石家庄都喜欢把古城正定当作自己的历史，这样，此地至少就诞生过唐代马球、乐伎表演，北宋时期的宫词演唱，再把跑旱船、踩高跷、跑竹马、舞龙灯、狮子舞、霸王鞭等归并一处，石家庄的古老文化历史就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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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有点勉强，但还不够，于是，河北人索性把范围再扩大些，以便争得更多发明权，比如，“１９７７年在正定县南杨庄出土的５４００～５５００年前的陶质蚕蛹，是仿照家蚕蛹烧制的陶器。这是目前发现的人类饲养家蚕的最古老的文物证据”。“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器械———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石质贬镰，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医用手术器械———３１００多年前的手术刀”。“世界上最早的铁器———１９７２年在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铁刃铜钺，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的铁器，距今约３４００多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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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燕赵曾是奇侠、豪客、英雄、土匪、流氓与大头鬼的乐园，是中国英雄主义的源头和男子汉的降生之地，这里就是一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锋的实验场地，这里出产的人强壮、粗犷、敦厚、直率、鲁莽、义气、勇敢，他们是战场上的征服者，是帝王将相和土匪的候选人，当然，他们也出一些工于心机的人，李左车、蒯通、刘秉忠、郭守敬、李春等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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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诞生过中华民族的两大圣人尧和舜，也出过两个开国帝王刘备与赵匡胤，还有“半部论语打天下”的赵普，以及刚正威严的魏征。当然，更多的则是拼死看护赵氏孤儿的公孙杵臼与程婴，以及自荐毛遂、刺秦荆柯、舌喉尽割犹大骂金国的李若水、抗元失败后溺水而亡的南宋大臣张世杰。这多的是一种悲壮凛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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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大智大勇的蔺相如与廉颇的将相和，有闻鸡起舞的祖狄，有燕人张冀德，有常山赵子龙，有乐毅、赵奢、李牧、曹彬、高怀德等一代名将，当然，也有“纸上谈兵”的赵括，“笑里藏刀”的李义府，老奸巨猾的四朝不倒翁宰相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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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河北历史名人，常山（今河北正定）赵子龙从来都是第一号招牌，此人曾以数十骑拒曹操大军，河北人或许以为一说起赵云，自己也就近得着了“一身是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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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河北（今河北灵寿西北）名人当推乐毅，此人由魏国出使燕国，被留任为亚卿。后受任为上将军，率兵伐齐，带燕军长驱直入，攻占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接连攻破齐城７０余座。后燕昭王死，惠王误信齐人田单反间计，乐毅被迫出奔赵国，后老死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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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脆再说说魏征，其犯颜直谏，留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名言。魏征死后，唐太宗也留下名言一句：“为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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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重土守情，任劳任怨，是背负青天黄土的河北人的精神内核，这当然容易生出文化性格上的两个向度，要么被种在土地之上，懦弱、保守、愚昧，逆来顺受；要么就是生出自然之子，超迈高绝，灵智相洽，所谓大智若愚———大事不糊涂的北宋名相吕端即是此地的此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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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一直身处皇权的包围中心，或是被“直隶”严密看管着，渐渐就缩了手脚，他们早就不骑马了，他们除了沧州等少数地方一直有着耍枪弄棍的传统，别的地方早就失落了尚武精神，而迅速地蜕变为旧制度旧文化的堡垒，这是一个强大的超稳定系统的统治所需要的，哪怕其代价是文明的停滞。深具象征意义的是，正是河北广川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开了延续天下两千年的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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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既出英雄，也出太监，即民间所谓“京油子，卫嘴子，保定的狗腿子”是也。所谓太监的特征，说话阴阳怪气，表面奴性十足，私下里诡秘阴毒，一旦得势运转，就会加倍地疯狂报复，流风余绪，推演波及，不能不说在燕赵人的性格中投射下了阴毒的种子，有此阴毒，当然也更适合专制下的生活。鲁迅说：“中国只有两种时代：做不稳奴隶的时代和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只有两种人：做稳了奴才与欲做奴才而不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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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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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梆子由流入河北的山陕梆子蜕变而成，于清代同治、光绪之交开始呈现繁荣景象，班社大量产生，在河北农村成为无可抗衡的剧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走向衰落，至４０年代末，许多河北梆子艺人衣食无着，穷困潦倒，大批戏班被迫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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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的大多数地方民性较为复杂，这显然是与它长年邻着一个煌煌古都有关，那都城当然不是他们的，是只可望的，于是，欲望疯狂地驱动人们，在家乡与京都之间排成一排，这人排得太多了，因此上又只有动了歪脑筋，走着旁门左道地，把个刁蛮与诡怪一起充分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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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性复杂，更利于心机养成———还有一支人要记住，那就是河北赵州人，李春的赵州桥就不说了，还有赵州人何兴、李玉主持建造的赵州开元寺陀罗尼经幢（俗称石塔），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幢身最高的佛教经幢。我曾在里边盘桓一日不忍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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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人有一种坚韧卓绝的吃苦精神，似乎他们离着皇宫不远，每次都能以脚力相丈量，这种精神始自徐福，当年他带着一千童男童女，到茫茫大海去为始皇帝寻长生不老药，一去不回，竟被日本人看作伟大的神武天皇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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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几十年前还只是燕赵大地上的一个小村落，只是凑巧的很，这个小小的村子成了冀中平原的几大过境铁路交叉中心，再加上它地处河北省的中部，因此建筑与人口迅速增加，再加之省会一迁来此处，发展的步伐就加快了。但显然，这种村落型城市在中国也还有一些，比如渔村蜕变而来的深圳，但是，因为政策与它所吸引的人才的区别，摆在街边的鲜花或是公园里的红伞什么的又被抢了的新闻，便只会在石家庄这种内陆城市发生，因为，它至今也还在努力地摆脱作为一个村落型城市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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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家庄这样的北方新兴城市，你不要奢望生活多么丰富多彩，它还在发展之中，它暂时最需要的是“简单的思想和艰苦的生活”（林语堂语），或如孟德斯鸠所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简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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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通枢纽，石家庄显出一种繁忙而没有生长性的动力，而且空气不好，街道不够整洁，经济欠发达，对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火车站。移民，却又没有太长的历史，总使人对这里的一切信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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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隐秘而惯性的作用在这里也得到了体现，文化底蕴不厚，发展经济便没有安全阀与润滑剂，人们一直在寻找石家庄在２０年改革开放中为什么落伍，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内聚力不足以给人信心，它太像一个过客的地方，所以要长出程维高这样的大贪一点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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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石家庄的时候，走在街上就能看见一个一个的大煤堆。没有围挡、没有遮盖，估计也没有喷洒覆盖剂。这只是最原始的污染。
次级的污染都跟工业有关，大多数企业都要烧煤，所以都要排放二氧化硫，都要或多或少冒黑烟，都有或多或少的异味刺鼻，环保啦，检查啦，当然天天都在喊，而且除了极个别的企业，大部分都在一点一点地减少非达标排放，所以，等着吧，相信情况会好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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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了几次，石家庄的出租车司机骗外地人的几率极高，我从没有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我以为，它跟一个地方的文明遗存、古朴民风、经济状况有关，甚至跟官员的贪污以及由此引发或揭开的“潘多拉魔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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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游戏有碰磁，石家庄的游戏则要笨得多，有人说在石家庄碰到过这样的事：摊主向他换１００元的整钱，换好零钱，还差了一块，于是就在上面加一块钱，同时，下边的手又速度奇快地抽走了一张１０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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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河北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