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了一小会儿价，还是只有照价支付了。走着走着，破皮鞋底不小心又漏出一个马蹄
铁，老太太又慈眉善目地跟上来，我见她并没有要收我养路费的意思，赶紧道了歉，一边却恨恨地想：什么叫高消费！这就是高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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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之处，一条小江的蛇尾与一条大江的龙头，心里的起伏与跌宕，盈亏消长，但又终于处于一种两岸的夹壁之间而不得喘息，要在这种环境里生长，所以不得废话，不能平庸，人也自然地多了一份抱团的心理遗传，但这种抱团当然是以流派为基础的。
我估计我大致说清楚了重庆人的性格，以及跟什么帮派有关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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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到重庆，是去帮还在读书的一位同学打架，原因很简单，他的女朋友被一个当地的重庆崽儿抢了。我一到重庆就郑重其事地去约这位崽儿出来说话，他一出来就叫我直接到江边。走到半路，我实在想不通为何要到江边去，就听他解释：决斗你还想选什么地儿？那里开阔，打死了往江里一丢就成。我一听是往死里整，立即就停下来了，问怎么一定要决斗？重庆崽儿脸一沉：那你他妈跑这儿来逞什么能？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了？我一想，也是，都１９９２年了，为一个女人犯得上两肋都被别人插把刀？
于是，我转而就劝我的成都老乡，很容易就让他把耍了３年的女朋友留在了重庆。
而我跟这位重庆崽儿的友谊一直牢靠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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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打算回四川，就奔西南师范大学去寻找吴宓的踪迹，吴宓于１９４１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代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至１９５０年９月到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文革”到来，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７６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浑身哆嗦，被推下来跌断了左腿。１９７１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至１９７７年，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延宕至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７日病逝，享年８７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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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位大师当作是我在成渝两地的精神之父，追忆一番，感叹一回，后居然在沙坪坝发现一本名为《心香泪洒祭吴宓》（原书名应为“泪酒”）的书，盗版得太卤莽，但似乎又比没有盗版好———毕竟，更多的人知道了吴宓，也算是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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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师范大学的恋爱山
94西南师范大学的恋爱山
我在西南师范大学还被同学邀请去过恋爱山，所谓恋爱山，就是学校里一小山，专供恋爱之用，谁最先到得山上，后来者就自动离开，因只有一个入口。我就在同学上课时提前去帮他占地盘，转了一圈，也没发现避孕套一类的东西。想来，这也不是第一次帮人谈恋爱，只不过从前的方式主要是帮人写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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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已对爱情很好奇了，认真观察过一回，爱情山上的动作都不算太大，不会有太大的难度系数，很快就失了兴致。
后来就有人约了自己的女同学出来一起玩，几个男生好说歹说都要去女生宿舍坐坐，没办法，去了，女同学的女同学几下就走光了，好像都是耍过朋友似的懂事。
干耍一阵，还是只有出门去，女同学便说要换衣服，一不小心就露了肚脐，这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地方———我现在完全能凭一个女孩的肚脐判断很多东西，我这样说，你就知道这个现在我已不知从哪里去探访的女孩，她偶然间的一个动作对我的影响有多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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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居然就在重庆耍住了，还想呆一段日子，反正我所上的那个大学对我不是那么严格，至少对我来说没有旷课一说。
可我也不能啥事也没有，于是萌生了临时耍个女朋友的想法，就挨个校园去傻等，晚上还到舞厅去挨个凑近了别人的脸看，终于逮着了一个搭上了话，可是，结局很不爽：一个好好的姑娘，一听说我是专科，好像对她本科学历有多大侮辱似的，转身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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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西南师范大学不远，就是西南农业大学，传说里边有一个疯子教授，因不满这个不满那个，故意发疯，谁也奈何他不得，我于是又专门去了一趟农大，在学校里的草坪上连坐了两天，也没有见着这个疯子，一时仿佛比失恋还要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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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呆了很久，为着研究它的一组集体群雕，因为那时候我已知道了像北京城一共有５０００多尊雕塑，按我的计算，一尊２万元，这就是一亿。我到底是喜欢数量上的北京雕塑，还是一幅凡高的作品，我还算不过这个账，所以，所到之处，我都要留意到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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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堆烈士的石雕给我留的印象还马马虎虎，虽然也感觉有个什么地方不对，但总可以供凝神好半天了。后来，就有一个老人坐到了我旁边，他几乎是连招呼都没有给我打，就直接说：江姐是假的，你晓得不？我说不晓得。老人就又说：那个姓彭的，在外又有人了。我说，我不相信，还有人说中美合作所也是假的哩，教科书恐怕是不好篡改的？老人就笑起来：他们家的人我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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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至今不知真假，但这事让我的魂一下就丢了，又觉着好像是把重庆的魂丢了，一下子就着急起来。
不行，我得再去找找，就问别的公园怎么走，回说都很远，我一下就懵了，索性自己就走到很远的缙云山，想了很久，觉着重庆老有个什么地方没对劲———是个什么地方没对呢？
也许就差一个不收费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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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喜欢重庆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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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很多人说四川外语学院里有很多美女，我也连着去逛了很多次，不知是否是我的心情不对，还是我已在别的地方看到了更多更集中的美女，总之，在这所学校里，让我立即就感到想跟她达成婚姻共识的女性不多。顺便说一句，相对来讲，我更喜欢重庆姑娘，而不是成都姑娘，当然，我发现这一点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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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姑娘给我的印象是嘎崩儿脆，说话中的一股男人味把她们衬得非常真实而大方。在学校里时，我就见识过她们火辣辣的目不转睛的眼神，她们在那时起就很体贴我，比如，代我喝酒，帮我赌博什么的，我至今都对她们充满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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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离开重庆了，想了很久，准备去理个光头作个纪念，进到一家国营理发店，任凭我说了很久，师傅都不给我理，说理不好啊、我的小脑袋不适合啦之类的话。过了很久，我才明白，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理了一个光头，对这一行来说，等于又死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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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产一种肥陀鱼，头圆而肥大，也名江团，青色无鳞，肉嫩无刺，从小吃青苔长大，鲜美无比。
我只吃过一次这种鱼———后来虽然多次吃过，但都是假的———就永远记住了一个道理：最好吃的鱼都是不食俗物的，都是不需什么调料的，跟传说中的隐者是一个级别，而且在暗无天日这一点上，好些种类的鱼比隐者做得还要彻底———它们不但不想见太阳，甚至也懒得长骨头。
我这一段话本来是用来夸重庆女孩的，可说出来才发现意思完全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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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这个大码头，人都是靠吃硬混出来的，是棍棒拳头打出来的，所以人人都服膺于这个最简单优化的原则，所谓简单、干脆，慢慢就影响到人的口味，菜要嫩，要脆，也要硬，要有嚼头，实惠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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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到棒就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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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码头人打架都会用上棍棒，可是天津不会。这个道理我还没有想通———但也许重庆的“棒棒儿”想通了———要知道，一看到棒，重庆人就亲热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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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苦雾，又多热天，所以，人们说话做事都要跟天气对着，不云里雾里的，不绕，不扭扭捏捏，人们的忍受能力都有限，不能给心里增添任何多余的闲气，不堵不闷，所以要快，要热情，耿直。表现最明显的是吃麻辣烫，那么热，那么烫，仿佛刚好为着配合快速就吸溜下肚子去。这习惯的养成便又叠加出敢作敢为的行事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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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不知现在还有没有清朝年间的车床与工厂，总之我在九十年代初知道还部分地保留着，也不知效率到底如何。
你说不清楚这种感觉，但你总要为有这些东西担心，仿佛到一定时候，一定就会有什么不合时宜的东西要跑出来，就像保不准的什么时候又有什么气体要泄露出来，闹个全城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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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几大块，除了躲在像是安慰性质的几个坝子上喘气，到任何别的稍远的地方都要过桥、爬坡。山势起伏不定，车也野得火暴，所以，死冲活挤，快而灵的只有摩托。
重庆的工业主要就靠这个东西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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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们船工生活悲惨，风里来浪里去牛马一般；拉激流走遍了悬岩陡坎，头老打头老骂血汗吸干；衣无领裤无裆难把人见，生了病无人管死在沙滩；船打滥葬鱼腹尸体难见，抛父母弃儿女眼泪哭干。”“二四八月天气长，情妹下河洗衣裳；清水洗来米汤浆，情哥穿起好赶场。”“哟－嗬－嗬……哟－嗬－嗬……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
这就是有名的川江号子，这东西只有吼起来时，才体会得到石壁一样的胸膛，九曲回肠的辛酸，一肚子苦水，都作了险滩急流。重庆人的火气大，这可能也是一个拐弯抹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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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从来都是一个小社会，重庆尤其比别的码头更甚，这是因为这里上河下江比别处更多风浪，更多凶险，频繁的风口浪尖上的生活诞生不出像广东人似的海洋冒险精神，因为他的一部分精力要用来构思死亡，他们生活中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有太多的得过且过，靠砣子说话，靠赌命过活，谁的憨胆大谁就是老大。规则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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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避孕药的黄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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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要在码头打拼，要在水里搏命，所以形成了一种生命成本很高的历史，这种集群性格又通向了一种叫做侥幸的文化心理。于是，重庆人胆大，或又妄为，火锅料加石蜡，用避孕药催肥黄鳝、泥鳅，而这两种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要么是猛药，要么是激素，不能看作是简单的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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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火锅一说就是码头工人的发明，穷，冷，所能找到的也只能是些废弃的下脚料，但即使是不上台面，也要吃得个豪情万丈，所以，火锅一开始就带有很多下层人的特点，什么都可以往里烫，很多人一起凑份子。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重庆的火锅都有几样不算钱的东西，比如从前的豆芽菜，我怀疑他们选择豆芽做添头，是因为这东西也很“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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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的口味执着到了顽固的地步。任何外来的口味若不沾上麻辣，便注定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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