笱С霭嫔�1956年版）已在大陆上重印流传多年了。〃（第125页）两位学者的私下议论竟然可以用来代表学术界的评价，也是一奇。查《一生为故国招魂》一文，不过是杨树达在日记中记了陈寅恪私下赞扬《系年》，而所赞的也不过是以《竹书纪年》校《史记》这一条：〃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很多，至可佩服。〃（第26页）而根据白先生的揭发，这是抄袭来的，果真如此，陈之赞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根据余氏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我想我毋需为《十批判书》辩护。该书在抗战期间发表时就轰动学界，公开的、私下的好评如潮。至于今天海内外学术界对《十批判书》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即它的不少提法，仍然被普遍接受。〃其实，《系年》纵有剽窃《竹书纪年义证》等书处，并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其价值；《批判》纵有抄袭《系年》处，也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其价值。但余氏是根本不懂得这点逻辑的。他在三十七年间所徒劳地从事的，就是想据此全盘否认《批判》的价值，再全盘抹煞郭沫若的一切学术成果。
五现在国内知识界提倡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郭沫若是被当做反面的典型来批判的，而鲁迅则是做为正面的形象来颂扬的。但郭沫若在建国前还可算是特立独行之人，而鲁迅先生有幸未能活到建国之后，将二人比较，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先生若得长寿，依我看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像梁漱溟那样闭门谢客，如果能得毛的容忍的话）。在近代学者中，鲁迅的人格固然是最近乎完美的，但也不必想当然地美化，以之为圣人似的参照系。比如前引丁东所言：〃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这种比较就属于想当然。前面提到的鲁迅〃抄袭〃案，鲁迅自己曾经辩解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29页）。但我们查看《中国小说史略》本文，却并未提及盐谷氏，自然也是属于丁东所说的失误，又怎能说〃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其实这是当时文坛的风气，不独鲁、郭二人如此。社会科学成果的独创性，本来就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意无意之间，也就会漏掉了提及出处，古今中外都如此。几年前因为马丁·路德·金的博士论文被发现用了别人的成果而未注明，美国学界也有人说他剽窃。我们不应该对郭沫若就特别地求全责备。
沫若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师，生前声势显赫，却大概过于相信〃党和人民〃的结论，没有替自己身后的名声谋划，既不屑于编写《国史大纲》之类的官定教科书让自己桃李满天下（郭在1947年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的后记中说：〃我也起过这样的雄心，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把社会分析、思想批判等，通统包括在里面。但这项工作我没有着手，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就是浪漫的性格。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沫若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18页），又没有开坛办学刻意培养抬轿的弟子门生，死后被人如此清算作贱，竟未见到多少替他说公道话的，世态之炎凉，真令人寒心。
文史全才代不乏人。但近代以来，在文史两领域都有郭沫若那样的天才，都做出了开拓性、多方面的成就的，却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作文需要热烈的性情，治史需要冷静的品格，文史皆通者，也就难免要时时遭受双重人格的痛苦。郭沫若生前贵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大权在握，树大招风，但人们现在所清算的却不过是他的言论，并没有听说有什么恶行劣迹。他在文革期间痛失二子，也并不比别人幸运。他的那些令人不齿的言论，究竟有多少属于真心实意？多少属于逢场作戏？多少属于公事公办？又有多少属于违心被迫？他在六十年代初领导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运动，对陈寅恪何其霸道；但就在同时，一脱下官袍以史家面目出现的时候，对陈寅恪又何其尊崇：〃陈寅恪的高度的评价使我感受到高度的惊讶。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更那样欣赏《再生缘》，而我们这些素来宣扬人民文学的人，却把《再生缘》这样一部书，完全忽视了。于是我以补课的心情，来开始了《再生缘》的阅读。〃（《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写于1961年，《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920页），同一时间内如此相反的言论，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是真的？他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中如此写道：〃像这样诗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隐，有的贬谪，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离开，只是时期有早迟罢了。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始终眷念着朝廷。他有《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诗，一开首就有这样的四句：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45页）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可以从这些话中一窥郭沫若晚年的心境？
即使众口一词认定郭沫若缺德无行，也不必一概否认其才其学其识，步海外别有用心者的后尘；怀疑、抹杀他的一切学术成果。尤其是宣扬独立人格者，更应该注意不要意气用事，人云亦云，不加辨析地相信人言。郭沫若在一九五○年为《十批判书》写的后记中，如此反击别人的批判道：〃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是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第506页）这话，简直就像是对现在的〃反思〃者说的。在反思、批判郭沫若之前，不妨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把郭沫若的著作先作了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郭沫若？还是只不过意气用事，〃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二日寄自美国
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
？ 翟清福
本刊特辑
关于郭沫若的学术著作，有两件事在学术界流传已久，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其一，有人指责郭沫若的学术，缺乏应有的道德。其理由是说他有抄袭行为。其证据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抄袭了钱穆于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下简称《系年》）；另一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自己还有要〃焚书〃之说。这两件事都是关系到人们对郭沫若著作的看法问题，因此，有必要弄清真相。
一、郭沫若〃抄袭〃说
这桩学术公案，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台湾学术界，有不少人是深信不疑的，甚至认为，郭沫若的一切著作都应否定。
一桩学术冤案说郭沫若〃抄袭〃者，只将《十批》和《系年》两书中，讨论同一问题所征引的文献资料和论断进行简单的比较，加上有倾向性的按语，摆出了两书相同的文字，很能蒙蔽人。
从表面看，两书都是研究先秦诸子的，郭书比钱书晚出十年，确有抄书之嫌。然而，人们只要跳出〃相同文字〃对比的圈子，就会豁然开朗，见到这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两书性质不同。《十批》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是用年轮推算方法考证诸子年代之作。因此两书侧重点不同。
〃抄袭〃说的真相任何一位学者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郭沫若、钱穆也不例外。人们只要将《系年》出版以前的有关论著和《系年》做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该书与《十批》论断相同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是早于《系年》的学者讲过的。当代学者有之，清代著作有之，有的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宋代人。如列子与子产是同一时代人的问题，不是钱穆考证发现的。早在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一书，在讨论列子时就有。该书所征引的文献，被《系年》所采用，论断也用了。但是，《系年》在其《列御寇考》中，对《困学纪闻》及其作者只字未提。
关于列子，《四库全书总目》论述列子所征引的古文献，如刘向《叙录》、柳宗元《列子辨》、高似孙《子略》诸书，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都引用了，先后顺序一样，论断也相似。所不同的是，《四库提要》所说〃刘向校上奏〃语，在梁书中称〃刘向《叙录》〃；《系年》呢？也用了，而且也称〃《叙录》〃。可见，钱穆用了梁氏的论著，但未注明出处。梁氏循《四库提要》的思路讨论《列子》，用了该书的观点，在文中提到《四库提要》；而《系年》虽然用了前人的著作，但在其文中我们既找不到梁氏之书名，也未见有《四库提要》的文字。
《系年》受益于早于它的论著，是至为明显的，有的考证从材料到结论与早于它的有关论著的字句都一样。如《系年·吴起传左传》条与《四库提要·春秋左传正义》条，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当然，钱穆也稍稍改动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号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为〃王荆公〃，前者为名，〃荆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荆国公〃的简称；〃叶梦得〃，钱穆改为〃叶石林〃，〃石林〃是叶梦得的号；〃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号，大概查不到，为了有所区别，将〃丘〃加了一个〃阝〃，成了〃邱〃。至于〃宋元诸儒〃，则被改成〃宋后诸儒〃。还有的字句被钱穆置于其双行小字的夹注内。可以肯定地说，《四库提要》的文字，钱穆用了，但在《系年·吴起传左传》考中未注明出处。
《系年》得益于梁启超的论著不少。如有关孔子门人漆雕开的考证，梁氏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漆雕子》和《宓子》两条中的有关文字虽然不多，但使《系年》获益不浅，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过，梁误将《漆雕子》一书的篇数〃十三篇〃，说成了〃十二篇〃，也给《系年》制造了一个矛盾。《系年》对此产生了两说。一为考辨二九，与梁说同，此说我们仅见于梁氏之书；一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说。再如，吴起为法家说钱氏受益于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书》非商鞅所著〃说，梁启超在其《汉